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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走向真正的世界史

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步入中国人心灵和历史，

对西方人的自我认识独具价值。

早期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作者大都采取了下面两种策略中的一种：要么书写他们自己的文明的事迹，妄称之为世界史；要么书写神学式的历史，讲述上帝如何统治尘世的王国。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同时采取了上面两个策略。他们认为自己的过去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并相信他们的过去正是神意（providential plan）的表达，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从中赋予的。

文明隔离时代

大航海

最初撰写世界史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人类本来就没有共同的过去。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文明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壮丽地绽放。古代地中海周围虽然生活着众多交往密切的民族，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仍只是皮毛。而中国人几乎对其他阜盛之邦全无审识，直到19世纪，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文化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在跟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中获益颇丰，但依然是个封闭的社会。

15世纪欧洲的航海发现开启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新时代。从1600到1900年间，欧洲人迁居到其他三个大洲，他们征服印度、瓜分非洲，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进程。欧洲在世界的扩张留给了西方史学家一个有待综合的主题：非西方的世界如何变成了欧洲的原料仓库、政治傀儡和技术乞丐。虽然欧洲人对非西方民族的宗教、艺术、文学、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了解大为长进，但西方史学家书写的世界史仍是一如既往的井底之见。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那种神学假设。可以说直到19世纪，他们和开明的殖民地官员相比也强不了多少。

欧洲统治的衰落、欧洲边缘国家诸如美国和苏联的崛起、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的走强、世界经济的出现、扩及全球的国际体系，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宽的视野。将来的历史学家应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史，因为不论是好还是坏，全世界从此都只能在一部历史里存续生息了。

不过这并没有让理解和书写越发悠久的世界历史比以前更容易了，当代的现实和危机增强了我们的惊诧和同情^[4]（sympathy），减弱了我们世界史观念中的狭隘，教育我们研究非西方文明时少几分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众多德性之一就是努力做到：承认我们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信仰的相对性，同时肯定研究非西方文化的文明价值。在历史学家的教学中，明证就是将非西方的材料整合到对传统西方文明的审视中，教授世界史的兴趣也就会潜滋暗长。

牟教授这本专论中国思想根基的书是“世界文明研究系列”十二本平装书中的一本。还有一本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其余十本，分别研究日本、印度、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早期和现代发展的各一本。这套丛书是想帮助教师更有效地使用非西方的材料，让大学生在其术业中，尽早了解西方文明史概论课中通常并不研究的那些民族的历史经验。

历史如此悠久，而一学年却只有三十周。这种不对等便是为什么概论课要用大部分时间学习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史。同时，这也促发了在比较的基础上进入非西方历史的愿望，牟教授才情熠熠的文章说明这个方法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描述了和我们相异的思想传统，要求我们为了理解它，就必须谦逊谨慎地审视其历史，摈弃用我们自己的文明进行盲目的比附，放弃我们关于时间、空间、因果性、人性和历史的最基础的假定。另一方面，它要求我们（也是帮助我们）廓清、自省到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中的假定，这些假定和中国人的迥然不同。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旧约》中创世的上帝对西方思想塑造的程度。把握中国宇宙生成论的前见对西方科学的前见亦具有警示作用。简而言之，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本身就是好的，就如同所有好的历史一样令人怡然、发人深省。同时，对于这异质的、尚仁的（humane）传统的知识也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自我理解。

尤金·莱斯

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