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前又见燕归迟（序一）
——追忆牟复礼先生
原本平静地度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让人倍感惆怅。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在大陆及台湾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的。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若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他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纪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别强调的部分。
在今日北美的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普林斯顿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心之一，学术上的资源充足。但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校相比，普大东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成立迄今不过四十多年。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1956年他被聘来普大前，正在莱顿担任富布赖特（Fulbright）讲师。他是在美国亚洲学会（AAS）的通报上看到了普大的招聘广告才提出申请的。他对普大全无了解，所以在收到聘约时感到很惊讶。普大当时只有三位与中国有关的教授，最资深的居然是对中国艺术无师自通的文艺复兴艺术专家George Rowley。牟先生到普大后最先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担任方闻的博士答辩的考官，方先生是Rowley培养的唯一一个中国艺术史博士。50年代中，普大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伊斯兰研究为主导。1968年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动最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分。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象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比重之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w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expertinChineseliterature，而不称其为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系建立的贡献与史东造就普大历史系的贡献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牟先生对普大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确立以古代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二是对中文教学的尊重。如果前者还是从当时西方汉学主流发展出来的话，后者则可以说是不同流俗的创举。他反复强调中文的教学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且要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这是一种从语言学而非从西洋汉学只重书面解读的角度来主导的中文教学法。他以前金陵大学同窗学友陈大端教授当时正在普大主持中文教学，所以牟先生得以和陈大端在这点上通力合作。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普大迄今为止都保持了的特色。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在他对葛斯德图书馆的贡献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在1965年，他和当时担任葛斯德馆长的童世纲（James Shih-kang Tung）一起向普大图书馆狄刻斯馆长（William S.Dix）提议，邀请屈万理先生来为葛斯德的善本书作全面整理和编目的工作。后来更在普大的资助下，屈先生出版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使从王重民就已开始了的事业有一个圆满的结束。[1]第二件事是牟先生仿效“普大图书馆之友”而成立“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之友”这一组织，作为葛斯德图书馆的外援团体。后来图书馆事业的开拓，得到此组织支持甚多。第三件是在名收藏家John Elliot的支持之下，创办了《葛斯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现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y）〕内容以研究古籍为主，并涉及东亚文史哲各领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杂志。[2]
牟复礼先生对普大博物馆中国文物书画收藏的扩充也同样不遗余力。在这方面他和创立普大中国艺术史研究传统的方闻以及John Elliot同样地有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合作。而牟先生个人对于中国书画和版本印刷等的浓厚兴趣和渊博知识，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一部分，还融入他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比如他写关于元代文人隐逸（eremitism）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象征的经典文章就是迄今研究元代士大夫艺术必需参考的作品。当然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看，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70年代与校方交涉成功，将原来由校方掌控用于支持东亚研究的大笔经费移到东亚中心（East Asian Program），由和东亚研究直接有关的教授委员会支配，这样不但确保了未来和东亚有关的学术活动经费无虞，并使其完全独立于学校官僚系统之外。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基金不断括充，到今天可说已使普大东亚中心和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一样，都属于世界上东亚研究方面资本最为雄厚的机构。这和1968年史东成功地将Shelby C.Davis捐助给普大的大笔款项成立了名闻遐迩的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异趣同工。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在普大所遇到的东西方研究东亚的访问学者，几乎无一不得到东亚中心的资助。如果没有这一层机制上的保障，则普大东亚研究的格局恐怕会是另一番光景。
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都是各自学门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80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90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延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
牟先生是我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的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极高的语言天分，亦是由他特定的学术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由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担任赵先生助教的是杨联升先生。这一班为后代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中国学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美国治日本史的大家，后来也是普大东亚系的创系人之一的Marius Jansen，当时也正在日语班接受训练。牟先生在抗战后期到中国，从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当年他到中国求学，曾和顾颉刚先生等很多知名学者围在饭桌边一起聊天。当时顾先生问各位在座的先生们有谁愿意来指导这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但可能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一个推一个，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为喝得有些醉了，没能推托成功，便收下了这个洋徒弟，也因此指导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这当然是一则令人莞尔的故事，让人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学者的身上所能发生的作用。但回顾牟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可塑性之强。
我的印象中，牟先生治学的特点是结和汉学的素养和史学的眼光。他的汉学素养之深，对古文献的解读能力之高决非西方大部分学者所能比拟。这是任何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立刻感觉到的。比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刚完成一篇很长的书评，将美国学者John Knoblock翻译的《荀子》和他所构建的荀子的生平作了彻底的批评，证明其荒诞（注：Knoblock的见解，后来被完全吸收入《剑桥中国上古史》的有关部分）。这是我在普大写的第一篇学习报告，所以也就上呈牟先生，请他提意见。两三天后，他将稿子交还给我。鼓励之余，他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正的意见，从诸子版本的引用到清儒的见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他修改过的文稿。牟先生是个对学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的人，他可以说是对文献的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普大东亚系以往征招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员，即便在牟先生退休之后，也常请他参与评鉴。我曾亲见他在信中在肯定某位很有才气的年轻学者的学术成绩时，亦不忘提醒系里同事其立言超出可证范围的研究倾向。但牟先生与旧时汉学家或所谓的东方学家不同的是，牟先生既不会去追求亦不会满足于考订史料史实的饾钉之学。他所关注的和发表的作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课题。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在西方中国史的领域内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他最重要的贡献自然是对于元明史的开拓。这方面的成果现已蔚为大观。他将蒙元和明连在一起的观察能力和眼光至今仍少有西方学者能步其后尘。我猜想这和他在中国受到极好的训练有关。他那一代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时多只注意其在日本和欧洲的进展，而他却一直强调对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吸收。比如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评John Dardess明初政治专著的书评里，就直言不讳地指出Dardess不该不参考包括萧启庆在内的台湾及大陆学者的蒙元史研究成果。
牟先生的博士论文是对陶宗仪《辍耕录》的研究，而到普大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则研究明初诗人高启（高青丘），将其放在明初的政治下分析。在这之后他几乎在元明史的各个领域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写的关于南京的论文，收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所编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论文集中，是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典范。可喜的是这部书如今也有了不错的中文译本。[3]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里就从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一百多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据牟先生自己说，他到普大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早期思想。除了这一本小书之外，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种吃力又未必讨好的事。但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Derk Bodde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同时牟先生的论著又很富有想象力，例子之一是牟先生为1992年于华盛顿所举办的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超级展览所著的章节。此展览的主题之一就是把哥伦布时代的欧洲和明代中国作一横向的比较，如表现在艺术方面就是丢勒（Albrecht Dürer）和沈周的对照。牟先生负责执笔配合展览的专著《Circa 1492》中关于明代文化的这一部份。这当然是为美国知识大众写的，所以要深入浅出。牟先生把明代中叶的文明和社会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其中有一小节题为“哥伦布在中国”，他用假想的笔调，写如果哥伦布真的到达中国会有何种际遇，读了让人印象深刻。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此书的缘起是他和杜希德先生曾订约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当年决定由杜先生写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而他则负责写下半部。可惜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划，而牟先生所负责的部分则在他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复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做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普林斯顿来。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牟先生在赠我这部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封杨先生书信的影印件。杨先生的那封信写得很殷切，特抄录于此：
复礼，多谢替我写信吹嘘。《宗门武库》年节之间应可标点寄还。附甲骨文词一首，仿董彦老，释文是：“风（借凤字）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借史字）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字写得不好，聊博一笑而已。即祝
双福 并贺新禧
联升
宛君 致候
一九七五双十二
这封信写作的年代离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距离我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已十年了。于风片雨丝的春日光景将临之际，留下的是哲人不再的感慨和一个特有的人文时代之斑斑印迹。
陆扬
二〇〇五年旧历元月四日于普林斯顿
附录：刚收到余英时先生挽牟复礼诗二首，特抄录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给余先生的诗句作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