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黑格尔的时代与任务

黑格尔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时代。任何哲学都是对其时代的反映，黑格尔自己说过“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能够跳出他的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黑格尔哲学同样如此，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要回应时代的任务。

一　自由的时代

1. 自由广泛传播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大陆广泛展开，启蒙所主张的崇尚科学、推崇理性、强调人的地位等学说都已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同时，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美国独立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人权宪法，法国革命轰轰烈烈地横扫了整个欧洲大陆，自由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哈里·布劳德（Harry Brod）根据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论述总结了黑格尔时代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自由观念：

1. 一个存在着的权利准则。

2. 自由、财产、人格已被视为社会基本准则。

3. 国家官职对所有的公民开放，唯一的条件就是他的能力能够适应该官职。

4. 虽然政府在其顶点上依赖于官员群体和君主的个人决定，但是它真正的力量在于把理性吸收进其中。

5. 所有的人都可以凭其知识、经验和受制约的道德来参加政府。

6. 通过宗教性的道德心（就如新教中），宗教和法权达成了和解，宗教不再对国家抱有敌意。[2]

以上归纳很好地总结了黑格尔时代人们对自由的一般认识，包括公认的法律准则、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政府依靠理性而运转、宗教宽容等等。这是启蒙带来的巨大成果，也是黑格尔从事哲学思考的既定前提，黑格尔需要在社会一般观念的基础上，对这些观念进行总结和奠基，最终把时代成果牢固地确立在思想之中。

2. 追求自由的一生

黑格尔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还受到了启蒙和人文主义的熏陶，表现出对自由的追求。黑格尔在图宾根大学求学期间，法国大革命爆发，黑格尔和很多同学一样，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革命，追求自由，“众所周知，在图宾根神学院时期，黑格尔和他的青年伙伴都是当时自由主义运动的信徒”[3]。很多传记还记载了他种植自由树的轶事。黑格尔当家庭教师时，在他的政治著作中，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贵族专制、独裁的厌恶，他还对自由制度安排进行考察。在给谢林的信中，他写道：“理性和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口号，无形的教会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目标。”[4]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在1798年的《关于瓦特邦伯尔尼城先前国法关系的密信》中，对伯尔尼统治下的瓦特邦贵族制度进行抨击，称赞瓦特居民为尚且残存的权利所做的斗争，“在争取自由的愿望上又促成了全体人心对其压迫者的刻骨仇恨”[5]。在同年的《市参议员必须由公民选举》一文中，黑格尔指责当局总是在搞欺骗，主张进行变革，“总有一天符腾堡民众会摆脱他们在恐惧和希望间摇摆的状态，摆脱他们轮番期待、轮番在期待时受骗的景况”[6]。

耶拿期间，因耶拿会战的影响，黑格尔的写作手稿遭到破坏，个人生活也被打乱，就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还是在《精神现象学》中称赞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表现出对这位“世界精神的化身”的崇敬。在主编《班堡报》时期，他还因刊登政治文章导致报纸被查封，自己也只得辞职走人。[7]在担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时，在办学与教学中他也努力贯彻新的自由思想。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以后，黑格尔依然传播自己的自由思想，支持学生的自由运动，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帮助学生。每年的7月14日，他都要为庆贺攻占巴士底狱而干杯[8]；他所讲授的法哲学，多次受到普鲁士当局的关注和质问。

从以上的这些生平轶事来看，黑格尔并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对自由的追求伴随他的一生。但是，如果就此把黑格尔说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也不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因为，彼时自由主义虽然已经逐渐成长为关于现代社会的主流学说，但是黑格尔始终与自由主义的诸多学说保持了距离，他甚至还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原则做出了批判。

二　自由的否定

1. 普遍国家之缺失

历史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有过短暂的统一，但从13世纪起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在黑格尔时代，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观，德意志全境内“包含有三百一十四个邦和一千四百七十五个庄园，总共有一千七百八十九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9]。在《论德国法制》中，黑格尔简洁明了地说：“德国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国家”似乎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还要说德国是一个国家，……这主要不是由于还有一种持久的联盟，而倒应该说是由于尚有对过去联盟的回忆”[10]。在《符腾堡议会改革》一文中，黑格尔同样表达了渴望国家统一与强大的愿望。

德国的四分五裂阻碍了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国家成了私权的领域，国家的主权变成了贵族在自己领地内的私有产权，国家成了私利的战场；在外敌入侵时德国贵族内部的钩心斗角，也让黑格尔看到了德意志必须成为一个国家，把自身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抵御外敌。现代国家要求的是整体性、统一性和公共性，而彼时的四分五裂的德国完全是现代国家的反动，这让黑格尔认识到，正是由于德国的长期分裂导致了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在这里迟迟未能建立，而没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真正的自由。

2. 自由的恐怖

法国大革命无疑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具震撼力的大事，黑格尔毕其一生都非常关注法国大革命，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控制了国王、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规定“生而平等”时，黑格尔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与同学一起交流信息、讨论革命一度成了最令他愉快的事。在黑格尔晚年的历史哲学讲演中，他仍然称法国革命为“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忱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了”[11]。

但是，随着革命而来的是雅各宾派专政及经济、宗教、政治上的恐怖政策。在经济上，雅各宾派全面限制必需品价格，对军用品无偿征收，限制贸易；在宗教上，雅各宾派推出了“理性女神”这一新神，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教会运动，摧毁教堂，处决主教；在政治上，雅各宾派甚至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授权救国委员会将与政府为敌的人一律加以逮捕，他们掀起了多次恐怖大屠杀，其中许多不同政见者被处死。最终使得人人自危，人们对革命感到恐惧，而且革命还不断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送上了断头台，最终使得革命走向反面。为此，黑格尔感到非常震惊，并对大革命作出进一步思考，他认识到革命之所以会走向自身的否定，主观性的自由是重要原因，因此，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的自由和恐怖”。

3. 自由的放任

19世纪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世纪，黑格尔认真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状况。19世纪初，工业革命正由英国迅速扩展到欧洲大陆，机器大工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急剧增长，各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工业中心。而同时期的德国，存在着大量的农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贫困等社会问题在德国同样严重。马丁·基钦在《剑桥插图德国史》中描绘道：“据估计，约有20%至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教徒们听到消息说，天主教的邦中25%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会情不自禁的摇头叹息。但被他们遗忘的一个事实是，在七年战争结束时，柏林有30%的人要靠领取救济过活。人数众多的乞讨大军，并不全部来自社会的最低阶层；那些背叛的贵族、失业的官员、破产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会与来自社会底层的成千上万流浪汉一样，走向德意志的大街小巷乞讨过活。”[12]黑格尔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法哲学原理》中他还分析了这种状况，认为机器生产的发展，迫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沦为雇佣工人，沦为流民，沦为“贱民”，因此贫困等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普遍的贫困影响了自由的实现，黑格尔法哲学也需要对贫困问题作出回应。

4. 自由的空乏

德国近代小说家托马斯·曼曾经称德意志“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13]，交战方有古典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德意志（日耳曼）传统，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精神，天主教与新教等等。当代德国史专家平森在描述德国战场上展开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之后进一步指出，“德意志从来没有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强烈的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14]。

理性与启蒙的势力动摇了过去的信仰，它“摧毁传统、依恋、习惯，亦即人所参与的全部历史的倾向，确实证明了自己的暴虐”[15]。在此过程中，人们感到新教的信仰并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充实，反而觉得空乏，精神上无所寄托，自由并没有带来家园感。与此同时，德国启蒙运动除了法国的理性之外，还有另外两股思想趋势，那就是表现主义和道德自由，“这两股趋势，都是18世纪后期德国对于启蒙运动思想主流（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动，终而演变为我们所谓浪漫主义的重要来源”[16]。浪漫主义看到了启蒙的抽象理智之虚幻，浪漫派主张靠直接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爱，寻求一种与善的直接的同一。这种反动也影响到了黑格尔，构成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在这个缺乏真理的世界中，年轻的黑格尔以及他在图宾根的朋友荷尔德林和谢林，渴望着能够重新拥有充盈”[17]。

三　对自由作出理论说明

黑格尔的时代是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人们普遍具有了关于自由的一般观念，但是，自由的充分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说明。这是黑格尔的时代给黑格尔哲学提出的首要任务。因此，黑格尔法哲学首先要对自由做出理论说明。所谓自由的理论说明，就得说清楚自由是什么，什么观念最体现自由，自由如何实现。

首先，要说明自由的本质特征。自由意味着出现了自我规定的主体，是自我规定还是受外在必然性支配成了区分是否自由的一个标准，“黑格尔把对自我规定的主体的现代肯定看做是一个必然阶段”[18]。法的目的是确立人的崇高地位，人要“成为一个人格，并尊敬他人为人格”[19]。在此意义上，正如阿兰·帕顿（Alan Patten）指出的，“黑格尔关注的是在现代社会，怎样使人格和主体得以确立，并且以牢固的精神来维持它们”[20]。这就需要为自由找到最为牢固的基础，这就转向了意志概念。

其次，意志自由能够充分体现自由。黑格尔认为意志就意味着自由，“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个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21]。因此，他想到了以意志来规定法哲学，因为，“自由意志被认为是‘自主性’的一个根本依据。……我们希望成为自己的生活的设计者，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把握”[22]。意志本身意味着自由，通过意志的发展，实现了自由。意志自由是现代自由理论的集中表达，因此里特（Joachim Ritter）称赞黑格尔的法哲学“可以看作是个人作为自由的人的现存自由的哲学化的教条”[23]，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通过意志自由得到了表达。长期以来，个人自由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是受到压制的，而到了近代，自由日益受到重视，而人们要追求自由，就得先论述意志自由。黑格尔意志自由理论背后彰显的正是近代自由的发展。黑格尔把意志和自由看作是一回事，从这点来看，黑格尔是在争取自由并为自由建立基础。

最后，自由还要成为现实。黑格尔不但论述意志自由是逻辑必然的，而且还肯定了意志自由在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并给予了意志自由高度评价。但这是不够的，为自由呼喊不等于享受到了自由，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由要走出观念获得现实性，自由不能因绝对的恐怖、贫困等因素而受到妨碍，这就需要法哲学，需要通过国家来实现自由。因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讨论国家制度，说明国家制度是自由的实现和国家对于自由的意义，把国家学说作为法哲学的重心，这也是黑格尔追求自由的生动说明。

四　探索自由的现实路径

黑格尔的时代出现了种种自由的否定，这让黑格尔意识到自由不是观念，更是现实，观念的自由不能成为抽象自由，而且观念本身也须经过批判，成为现实的观念；同时，要对自由的背反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能够说明自由缺失的根源；最后，自由需要有实现的途径。这是时代交给黑格尔哲学的另一理论任务。

黑格尔与近代政治哲学有共同的追求，那就是肯定意志自由，并且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建立现代规范。但是，黑格尔法哲学与其他政治学说又有不同，它既要为现代自由进行奠基，还要对已出现的自由进行理论总结，更要建立现实的、牢固的、真正的自由，这就需要在当时流行的自由学说基础之上，作出进一步探索。既要肯定自由的一般成果，还要思考自由的根本原则，更要进一步建立普遍意义的规范，以此巩固自由的成果，“自由意志可以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样，自由不但成了希望或者梦想，也成了思想在实践中的实现”[24]。所以，普遍规范成了黑格尔法哲学理所当然的选择。

就现实来讲，现代自由发展也带来了悖论，它既表现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的恐怖，也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抽象自由，还表现在经济、精神领域自由的背反，这就需要重新思考自由问题，尤其思考自由的根基，对当时的主流学说作出批判和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启蒙以来，对自由的表达虽然成了社会的共识，但自由并未成为一项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往往带来自由的悖论，自由并未实现，它依然停留在抽象阶段。在黑格尔之前的批判哲学那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康德的伦理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私人性的”[25]。所以，黑格尔需要探索解决这个问题，让自由成为具体的自由，而具体自由需要通过国家来实现，要让国家制度集中体现自由意志，以此落实自由意志，并建立具体而又普遍的社会规范，“只有当现代个体能创造出一种能够使真正的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秩序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26]。只有通过国家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普遍的规范，这样来说，法哲学的主题自然是以国家学说为中心，黑格尔自然会把法哲学看作“国家学纲要”，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当人的意志造成了一个得到完全发展的宪政国家时，它就变成了完全自由的意志”[27]。

黑格尔的普遍规范是通过意志来确立的，黑格尔赋予意志以规范意义是在整个近代政治哲学基础上进行的，他遵循近代政治哲学在意志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思路发展了他的法哲学。鉴于此，本章第二节将讨论近代政治哲学是如何赋予意志以规范内容的；第三节则讨论黑格尔是如何论述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说明黑格尔的主要做法；第四节则介绍黑格尔与其他法学流派的交锋，说明意志何以成为法的基础以及黑格尔如此定位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