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通史”一词，大家都很熟悉。例如在书店里常常看到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欧洲通史”等等为题的历史书籍，大家见了都觉得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大概都说什么，而不会有疑问。又例如，在大学里，通常开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大家一看也都很明白，知道那不是某朝某代或者某一时期的断代史，也不是某一专门史。所以，看起来其中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我们把一些译名为“通史”的外文原书拿来一对照，就会发现事情有些蹊跷。例如，海思（Hayes）等人所编的World History就曾经被译称《世界通史》，其实只是《世界史》（后来的译本已经改作《世界史》）。鲁滨逊（Robinson）等人所编的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在过去曾被许多学校用作教材，通常被人们称为《欧洲通史》，其实也只是《欧洲（全）史》。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所编的A Global History现被译为《全球通史》，其实只是《全球史》。过去苏联科学院编的多卷本ΒСΕΜИРΗАЯ　ИСТОРИЯ被译称《世界通史》，其实也只是《全世界史》。如此之类的例子很多，原来中译本书名上的“通”字都是我们中国译者自己酌情加上去的。加了，肯定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便于我们了解它们不是断代史或专门史。但是，不加“通”字更符合原书特点。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例子，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英文本就译为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变成了“中国史纲”。当年此书英译本稿子出来时，曾经拿来让我看看对译文有没有什么献疑。我看了书名，也觉得这样翻译很自然，无可非议。可是，事实上是丢了一个“通”字。白先生很重视这个“通”字，可是我竟然没有能力让英译本把这个“通”字加上去。此事过去已20年，至今我还是不知道怎样加这个“通”字。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甚至俄罗斯的历史书名里，一个国家的历史就直接以国家名冠于“史”字之前（当然也有因语法习惯而置国名于后者，不过意思一样），虽然那本历史书在时间上贯彻古今，仍然如此；其为断代史者，则往往于书名题下注明起讫年代，即何时至何时的某国历史。总之，非断代的某国历史，也只称为某国史，并无某国“通史”之说。英文书里既然无此习惯，我们的中文书译为英文当然就不好生造某一个英文的“通”字加上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西之间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这一篇小文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首先让我们逐一地考察一下有关的西方词语。为方便计，以英文为主，偶尔附以其他西文。

1.General history：这个词最容易在中文里译为“通史”。其实，general来源于拉丁文的genus，原意是种、类（kind、class），凡同种、同类之集合即可以此词表达之，所以有“全体的”“普通的”“总的”“一般的”“概括的”等等意思。在一般的英文书目里，凡是在general项下的都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书籍，以别于专门性的、原典性的书籍等。历史书而冠以此词者，即指内容为一般性、综括性的，如前述的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就是所述非指欧洲某一国或政治、经济、外交某一方面而言的综合概括的欧洲历史；其他某一地区、某一群岛或某一族属之人的历史也有冠以此词者。此类书中的确也是包括了从古到今的内容，不过这一点不是这个词的重点意义所在。

2.Universal history，即俄文之ОБЩАЯИСТОРИЯ、德文之allegemeine Geschichte：这个词也是最容易译作“通史”的，不过它很少用在历史书名上，却常用于关于历史学的讨论中。例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命题九”里就说到了“普遍的世界历史”。[17]何兆武教授在此词下作了这样一条译注：“‘普遍的世界历史’一词原文为allegemeine Weltge-schichte，相当于英文的universal history，或法文的histoire uni-verselle，字面上通常可译作‘通史’；但作者使用此词并不是指通常意义的通史或世界通史，而是企图把全人类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哲学的考察，故此处作‘普遍的世界历史’以与具体的或特殊的历史相区别。”在这里，何兆武教授一方面说明这个词“字面上通常可译作‘通史’”[18]，另一方面，他又准确地把“普遍史”（或译“普世史”）与我们常用的“通史”作了区分。我觉得他的这一番解说很好。因为，一方面，既然是“普遍的历史”，那么就应该包括时间上的普遍性。例如，克罗齐就曾经说：“普遍史确乎想画出一幅人类所发生过的全部事情的图景，从它在地球上的起源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事实上，它要从事物的起源或创世写起，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否则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普遍了。”从这一段话看，他是把普世史当作包括一切时间在内的历史了。不过，他明确地认为，这样的普世史是不可能有的。而当他随后给普世史举例的时候，所举的就是波里比阿所著的《历史》（The Histories）、奥古斯丁所著的《神国》（Civitas Dei，或译《上帝之城》）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其中，波里比阿《历史》所述主要是第一、第二两次布匿战争间事，历时不过70余年，加上其绪论所涉也不过百余年，所以照中国传统看来，那只是断代史；但是此书涉及罗马所征服的地中海世界，所以仍然被视为普世史。奥古斯丁书实际是以基督教为主轴的世界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是世界史，他本人在此书的开头一句话就是说自己的讲演题目是philosophische Weltgeshichte，即哲学的世界史。所以，严格地说，普世史的关键在普世或空间方面。何兆武教授的论述的确是很有启发性的。按universal来源于拉丁文之universus（unus+versus），unus的意思是“一”“同一”，versus（由verto变来）的意思是“转动”，一同转动的当然只能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意思是“全体的”“普遍的”“共同的”等，因此这种史重在空间之同一，与我们说的“通史”之重在时间之连续，实有不同。

3.Global history：这个词的意思很明确，即全球史。按glob-al来自名词globe（意思为球），而这个英文词来自拉丁文里的globus，意思就是球或球形物。这个词在这里只能指全球的历史，重在空间范畴里的同一性。如果说这也是“通”，那么这种“通”就是空间上的横通，也异于我们所说的“通史”之“通”。

4.Ecumenical history：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里提到了“普世历史”（ecumenical history）即“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在古典时期并不存在，而是到了希腊化时期才出现。[20]这里的“普世历史”就是世界史。按柯林武德已经指出，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οικουμενη，（而此词又来自οικεω，意思就是“居住”），ηοικουμενη就是the whole habitable globe，就是人之所能居住之地，就是“维民所止”（《诗·商颂》语）。这种世界史，也与我们所说的通史不同，至少不完全相同。

5.Total history：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中以“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与“综合历史”（general histo-ry）相对立，认为“整体历史的设计是，寻求重建一个文明的总体形态、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原则、一个时代的一切现象所共有的意义、它们凝聚的法则，即可以隐喻地称为一个时代‘面貌’的东西”。“一项整体的叙述，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中心——一个原则、一种意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观、一个笼罩一切的形式，来描画一切现象；恰好相反，综合历史则使一种分散的空间疏离开来。”[21]福柯所反对的“整体历史”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时代的“多”整合为“一”的历史，并非我们所说的“通史”；而他所主张的“综合历史”也不是第一项里所说的general history，所以更与“通史”无缘。按total history一词中的total来自拉丁文的totus，它的意思是“全部”或“整体”。所以，从字源来看它也是各部分之合为整体，并无我们所说的“通”的意思。

以上对西方可能与“通史”有关的一些词作了一番讨论，现在再看一看中国人所说的“通史”中“通”字的含义为何。中国之有通史，自司马迁作《史记》始。其书始自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之年，概括当时所知各代之史。不过，司马迁不自以通史为其书名。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专列史记一家，以为梁武帝命群臣（吴均为主）撰《通史》，“大体其体皆如《史记》”，这就是说以《史记》为通史家之开山。[22]刘知几以后，唐代杜佑作《通典》，为典制体通史；宋代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郑樵作《通志》，为纪传体通史；宋元之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为文献专史体通史。总之，通史之所以为“通”，与其体裁之为纪传体、编年体或为何种专门史体毫无关系，关键全在时间上的朝代的打通。有了时间上的通，就叫作“通”史。

按“通”字，《说文解字》：“达也。”[23]在经传中，通与达互训的例子很多，一般都是通（达）到的意思。“通”的反义词是“穷”，《易·系辞上》：“往来不穷谓之通。”[24]不穷，就是无穷无尽、无止无终，也就是通。“通”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通”字用之于在时间中运行的历史，于是“通史”之“通”，主要即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有趣的区别：同是通古今的史书，在中国就都称为通史，在西方则必须是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才称作global history, general histo-ry, universal history，单一国家的历史虽通古今也不冠以一个表示“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通）的字眼。可见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西方所重的是普世史的特色，而中国所重的是通史的特色。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我想这也应该是中西历史学的传统上的一种不同吧。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以上谈到西方的普世史传统与中国的通史传统，现在自然有必要说明这样两种不同传统在古代的产生，及其所以产生的原因。这里的说明将分三部分来进行：第一，略述西方的普世史传统的产生；第二，略述中国通史传统的产生；第三，试对两种传统做一些比较的分析。

第一，西方史学源于希腊。希腊古典时代史学开山大师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历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古代希腊、罗马，甚至以后的西方史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们是开创西方史学传统的人。希罗多德的书所述内容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其中有关于古代一些东方国家历史传说，但并非基本内容），是与史家本人同时代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书所述内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也是与史家本人同时代的历史。他们所写的内容有些是从直接经历其事的人那里了解来的，有些甚至就是史家自己亲身的经历。黑格尔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原始的历史”，说：“这样的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情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在他所描绘的一幕一幕的剧情中，他本人曾经亲自参加做一名演员，至少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看客。他所绘画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的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25]这样的“原始史”就是当代史，用我们的说法也可以成为当代的“断代史”，总之，那不是通史。希腊古典时代是城邦时代，没有普世的观念，也没有普世史。正如上文已引柯林武德所说，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包括罗马时代，随着城邦制的没落，普世史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普世史当推波里比阿的《历史》和李维（Livy）的《罗马史（建城以来）》（Ab Urbe Condita）。

波里比阿的书，是断代性的罗马世界帝国形成史，当然是普世史，已如上述。而李维的书叙述自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之年（B.C.742）至公元初奥古斯都时代（A.D.9），从编撰体例来说应当是编年体的通史（今本已多有残缺）。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曾说：“李维是最伟大的古今一切故事叙说者之一，他的书是罗马国史巨著。它是关于罗马世界国家成长的一部宏富的散文史诗。”[26]这就是说，李维的《罗马史》虽时历古今，但其重点在罗马国史，而这个罗马国家又是一个世界帝国，所以，在西方史学传统里，它仍然被列为普世史。

黑格尔把这种普世史列为他所说的“反省的历史”的第一种。[27]他在分析普世史的特点时说：“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黑格尔还以李维为例，说他以自己的精神写往古历史，让古代的历史人物说起话来就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那么，怎么办呢？黑格尔又说：“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么，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以收言简意赅的效果。”[28]这就是说，李维的《罗马史》虽然时贯古今，其精神却都是李维时代的，也就是说无变化的。在黑格尔看来，普世史只能是抽象概括的，如果要写出发展，那只有他的哲学的历史才能完成任务。李维的书时贯古今而无古今之变，这样，与中国强调“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就又显然有所不同了。从维柯（G.B.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开始，历史发展的思想在西方史学中日益发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以作为其中一部出色的代表作。不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讲历史的发展时，坚持以世界史或普世史（即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世界所谓四个帝国）为其框架，所以整个世界史成了有发展的通史，而构成其世界史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却没有了自己的通史，例如，在他的《历史哲学》里，中国就只有头而无尾（中国有了一个开头以后就只能派一个原地踏步不动的角色），而日耳曼世界在本质上又只有尾而无头（在他那里日耳曼世界所注定要扮演的只是世界精神发展最高阶段的化身）。因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虽然有其通的内容，本身仍然是一部普世史。可见普世史的传统在西方还是影响深远的。

第二，中国史学源于先秦时期，其最初的萌芽是《尚书》。《尚书》里的《周书》诸篇，皆当时政治文献，如果作为历史，那就应该属于“原始的历史”。例如，周公在许多篇文告中所述，作为当时之人以当时之精神论当时之事，当然是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不过，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论当代事情的时候不断反省历史，总是爱把古今的事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在他向殷遗民发表文告时，面对的问题是：殷商原来是“大邦”“天邑”，是诸侯的共主（天子），周原来是“小邦”，从属于殷商，可是这时周却以武力取代了殷商的地位，怎样才能使殷遗民心服？针对这个问题，他解释说，殷商原来的确是受“天命”的“天邑”，因为“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可是到了纣的时候，情况变了，纣严重失德。因此，周才代殷而受“天命”。而且，“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你们先人的史册上明明记载着，当夏代君主从有德变为无德的时候，你们的先祖成汤不是也曾革过夏的命吗？[29]周公的这些话并非只是说给殷遗民听的，在《无逸》篇中对成王、在《康诰》《酒诰》中对康叔也用同样的历史材料说明了同样的思想。所以，他所说的历史是大体属实的。而他所说的道理则是，夏商周三代的嬗迭是历史之变，而其间兴亡之理又是历史之常；其变是常中之变，其常是变中之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尚书·周书》就既是原始的历史，又是反省的历史；而且在反省中不仅看到了常，同时还看到了变。我想，这就是中国史学里通史传统的源头。

到战国初、中期，随着历史的巨变，在《左传》《国语》里屡屡反映出历史之变，而且通过不同人的口说出这种变也属于常理。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对赵简子论鲁国季氏出其君的事，不仅说明具体的事因，而且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据阮元校勘记，‘王’字当为‘主’）所知也。”[30]

经过秦的统一到西汉帝国建立，先秦时期的历史局面已经根本改观。司马迁于汉兴70余年后撰写《史记》，就正式把“通古今之变”[31]作为自己的著作目标之一。《史记》写了君位由禅让而世袭之变、制度由封建而郡县之变、风俗由忠而敬而文之变等等，同时也写了变中之不变，而此不变之常即在变化之中。拙作《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32]对此有较详的说明，此处恕不备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到了司马迁《史记》的出现，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已经不仅在时历古今的体例层面而且在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层面上基本确立了。

第三，现在再来对中西两种史学传统的产生的哲学思想背景做一些比较的分析。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希腊罗马史学的两个特点是：人文主义（Humanism）和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33]史学要从神话中走出来，变成人的历史，人文主义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希腊罗马，从“荷马史诗”到希罗多德的《历史》，情况如此；在古代中国，从甲骨卜辞到以人心向背解释天命的《尚书·周书》，同样也如此。这是古代中西史学传统相同之点。因为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再做具体的论述。中西古代史学传统的不同，在我看来，是在柯林武德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即古代西方的重实质主义，与中国古代殊为径庭。

柯林武德说希腊罗马史学是实质主义的，这在其《历史的观念》第一编第三节“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里有相当详细的说明。[34]他说：“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希腊人）完全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灭的种子。如果它是可以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而如果它是确定的，它就必须如此之完全而截然地是它自己，以至于没有任何内部的变化或外部的势力能够使得它变成另外的某种东西。”他举出柏拉图对于“知识”（episteme）与“意见”（daxa）的区分作为自己的论据，所谓的“知识”就是对于不变的实质（实质不变）的真知实见，而“意见”则是对应于变动不居的现象的感性的认识而已。所以，实质主义就是反历史主义的。柯林武德还在《历史的观念》第一编第五节里指出了“希腊历史方法及其局限性”。[35]这就是，希腊人的历史有待于历史事件目击者的作证，这种方法有助于第一手材料的运用和记载的真实，但是也使史家的眼光无法伸到更古的时代和更远的地方，结果只能写当代、当地的历史。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了。在柯林武德看来，古希腊人在史学方法上的局限性实与其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不过，到了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这种方法上的局限性因世界帝国的出现而有所突破，但是，其实质主义的思想传统则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史学领域里继续流传下来。[36]

与西方古代史学思想传统形成对比的是，古代中国思想家认为，对于当前的历史事件，当然要有、最好要有事件目击者作证，不过，对于事件本身的认识却不是只凭事件本身就能真正认识到位的。例如，周人伐纣而代殷为天子，这一事件是当时周人和殷人同时共知的，可以信而无疑。但是，怎样才能认识这件事情的本质呢？周公不是去追究某种永恒不变的实质来加以解释，相反，他是从成汤伐桀代夏的历史事件中获得周伐纣代殷的理由或根据的。他是从变化的现象里寻取其背后的本质的。这种本质是变中之常（也是常中有变），不同于希腊人的永恒不变的实质。正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事在变，于是就追求其背后的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而获得的这种实质本身就是抽象的“一”，就是在其内部不能有对立方面的“一”。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当然是反历史的。古代中国思想家并非不求现象背后的本质（essence, that which makes a thing what it is.或者das Wesen.），不过他们寻求到的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永恒不变的实质，而恰恰相反，是变中之常。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真理不能在永恒不变中去寻求，而只能从变化不居中去把握。《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37]对于这一段话，历来解释甚多，愚以为《周易折中》对“一阴一阳”句的按语甚好，按云：“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来暑往之类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38]万物并无抽象不变的实质，也非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而是“一阴一阳”组成的道或本质。这种道或本质包含着对立，所以与西方的实质相反。惟其“一阴一阳”，这样的道或本质就不能不变，也就是不能不迭运。不直接说“本质”而说“道”者，因为“道”兼体用。自其体而观之，道是对立的统一；自其用而观之，道又是迭运和不断的运动的途径。“继之者善”：迭运不穷自然为善；“成之者性”：“道”（大一）运成物（小一或具体的一），即成为此物之性，个性犹有道之一体。因此，古代中国人所选择的是与希腊人相反的思想路径，即反实质主义或历史主义。

古代希腊罗马人的史学思想是人文主义加实质主义（反历史主义），而古代中国人的史学思想是人文主义加历史主义（反实质主义）。这一点也就是西方普世史传统与中国的通史传统的区别的渊源所在。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我们讨论和研究通史，实际上是在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上进行的。从体例层面上说，通史似乎是最容易理解的。一本历史书、一门历史课，只要是时贯古今的，那就是通史。可是，什么是“通”呢？前引《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真正的通，是往来不穷的，因此在时间上是无限的。那么，真有贯通一切时间的通史吗？克罗齐早已说明包罗一切时间的普世史（即我们所说的通史）是不可能存在的。[39]人们根本无法写包括过去一切时间的历史，更不要说写未来的事了。因此，包括一切时间的“通”，在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中外古今的通史，如果按“通”的严格意义来说，那就都成了断代史，例如以通史著称的《史记》，假如只从时间上来看，那也只是自黄帝至汉武帝这一段时间的断代史，它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区别那也就只在于断代的时间段长短不同而已。所以，如果只是从撰写体例来看一本书是否通史，深究起来，那还是有难以说清的问题的。换一个角度来说，李维的《罗马史》，如果只从时间的长度看，那也是足够称为通史的。可是人们都把它当作普世史。因此，一部史书所述时间长且经历不止一朝一代，严格地说，这只是作为通史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作为通史的充分条件。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通史呢？那就还要涉及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必须具备通史精神。

那么，什么是通史精神呢？施丁教授曾说：“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40]我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好，“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的精神。当然，通史精神必须寓于具有反省可能与必要的、覆盖较长时间的史书中，古典希腊史家所擅长撰写的以当时之人用当时之精神写当时之事件的“原始的历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通史的。这就是说，只有通史精神而无通史的题材，那也是写不出通史来的。不过，有了一项在时间上有足够长度的历史题材，也有了史家的反省（die Reflexion，或译作反思），那仍是以今人思想去反思古代历史，因此写出的还只能是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如李维的《罗马史》。“反省的历史”（包括黑格尔所说的四种）都是后人（今人）用自己的精神对于前人（古人）历史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它失去了直接性而成为间接的，思维的概括性出现了（黑格尔本人也认为写过去长时期的反省的历史要用概括的方法，已见前引），而历史的生动活泼的直接性消失了。为了形成通史，那还需要对反思再反思，用黑格尔的话说，那就是要有“后思”（das Nachdenken）。[41]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他的《历史哲学》，一部通古今之变的、以他的“世界精神”为主体的普世史。司马迁不是经过对某种预设的精神的后思写一部“哲学的历史”，而是经过对于古今历史的反复思索，写出了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在《史记》里，三代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没有由于经过作者的反思而变得抽象、干瘪、与汉代人一模一样，而是经过反复思索，写出三代时人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人，春秋战国时人不同于汉代的人，可是相互间又是可以沟通理解的。这就是古今有变而又相通，使得古代历史具备了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那么，《史记》就只有古今历时性纵向之通，而没有空间里的共时性的横向之通？从而完全没有任何的普世性？不是的。《史记》写先秦历史，讲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华夏与夷狄，写秦汉历史，讲天子与诸侯、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外国。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正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纵向的历时性的发展与横向的共时性的变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通史作为传统，既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一种表现，也是史学精神的一种展现；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在精神上的反映。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