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理想的冲突与悲剧的超越——心态史上的屈原
春秋与战国，史虽连称，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春秋、战国之交也可以说是上古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由一个崇尚礼乐文雅的王道社会过渡到一个崇尚武功势利的霸道社会。顾炎武《日知录》曾以一些醒目的现象来说明其间发生的社会变革：
而文学的变化则如章学诚说的，“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425]。贵族时代的文学由此分为前后两段，春秋以前以礼乐的象征——《诗》为主，战国以后则以楚辞作品和诸子散文为主。“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意味着这时出现了第一批对若干作品享有明确的著作权的作家。在这一批作家中，屈原是第一位最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诗人，同时也是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精神先驱。尽管因史无明文，学者对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一直有争议，但这不影响我们将屈原作为精神史的对象来讨论。以《离骚》为首的一系列传为屈原所作的楚辞作品，用自画像的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诗人形象，这位诗人进入精神史迄今已两千余年。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独特，不只在于他是华夏民族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那在汨罗江上决然赴水的形容憔悴的身影，给后人无法忘怀的悲壮感觉，他的作品也由此而充满悲剧意味。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死亡构成了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426]。每次读《离骚》，或看到屈原的画像，都让我感触万端：不被理解的孤独，遭遗弃冷落的悲凉，生于浊世却不肯同流合污的耿介，这是每个正直而又曾遭不幸的人都会咀嚼过的感受，而《离骚》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它把这些感情推到极致，达到理性的顶端——对存在意义之叩审、对生存与死亡之选择的高度。“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早于哈姆雷特一千多年，早于加缪两千多年，屈原就已思索这一问题。由理想的冲突到心灵搏斗，由心灵搏斗进而到死亡的宣示，《离骚》的心路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高贵灵魂的庄严的毁灭，这莫大的悲剧意味永远启示人们去作生与死的沉思，尤其是当面临着同样生存境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