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与地

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考察文学问题的新视角。但在不同场合，无论是从学者的论辩还是学生的提问中，我都感觉到，在越来越热的地域文学研究中隐伏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这无疑是经常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作家的籍贯与出生地不符，他们童年成长的经历也与籍贯无关，而成年后的生活场域又与籍贯相疏离——官人任职必须回避桑梓，游幕课馆又往往远走他乡，行商贸易则处在更经常性的流动中，与任何地域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根据一个人的籍贯来谈论其地域性呢，还是根据他的生活经历来谈论地域性呢？周亮工籍贯河南祥符，但生于金陵殁于金陵；余怀是福建莆田人，可他也同样生长在金陵，久居于此，晚年终老于苏州。这两位先贤与金陵的关系，远比我这样的籍贯为南京而实际只在此负笈三年的人更为真实和长久。

但这么说绝不意味着籍贯对人没有意义。籍贯和郡望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它们联系着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文化血统上的归属感。一个地方与我们没有关系，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当我们知道它是本籍所出、祖先所居，就会格外关注它，并自觉地追索自己与它的关系。长久以来，桐城对于我只是一个与古文有关的地名，但自从听父亲讲述家世渊源，知道祖上原是桐城人，在太平天国战乱时避地来安，最后定居金陵，桐城在我心中的意义不觉就发生了变化，车经桐城时内心涌起异样的亲切感。从此桐城的文化也更为我关注，感觉到自己与它有一种联系。类似的体验，会激发相应的对地域文化或文学传统的认同，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接受和判断。人与籍贯的这种文化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小传统”的态度和取舍，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尽管如此，人与籍贯的关系仍不如与实际生活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当人们因战争、仕宦或经商等各种原因迁徙异乡，而并不变更籍贯时，人与异乡的实际关系当然就会远深于本籍。历来习惯将这种离开本籍的生活经历称作“流寓”。相对于籍贯而言，流寓意味着人与地域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关系，它是人与地域的实际接触，绝不存在有名无实的状况。不过，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耕社会，故里作为父母之邦，祖茔所在，还是牵连着人们的心理归属感，“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这就使流寓的经历往往带来复杂的感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寓的意识起码结出两种不同的文学果实：一种表现人与地域的隔阂感，一种好奇地咏歌异地的风物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