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管理团队：战略的主体是人

高阶视角研究：Hambrick对Simon的回归

20世纪80年代，当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阵地见证产业经济学的侵袭和洗礼以及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反动与应对之时，第三股势力继承Simon等开创的战略过程研究之传统，将战略背后的人（战略决策者）再一次突出地置于战略管理的总体图景中。这就是以Hambrick为首所提倡的高阶视角（Upper Echelon Perspective），注重对首席执行官（CEO）与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以下简称TMT）的构成、特点和动态进行研究的学派。Hambrick&Mason（1984）的论文，是这一学派公认的开山之作。

在此之前，对与高管团队的作用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领域，比如两位社会学家Lieberson&O'Connor（1972）关于“管理者是否有用”的研究。而Hambrick所倡导的学派，在战略管理学的文献中占有非常大的篇幅和极为中心的地位。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这一专题研究为我们了解高层管理团队的构成及其动态对企业的战略决策、组织结构、运作过程、经营活动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高管团队与战略：CEO与TMT

首先，Hambrick承袭了战略选择理论的精髓（Child，1972）以及战略管理者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是有影响的这一基本信念，试图在环境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具体反映于战略选择论中）这两个极端的论断中寻求一个平衡，为企业家和管理者界定一片活动空间。承担这项平衡任务的是“管理自由度”（Managerial Discretion）的概念。遗憾的是，“管理自由度”这个概念，无论理论定义还是实证研究中的操作测量，都要依靠环境、企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多个变量指标来表述。但是，这一学派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管理者的特点对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绩效的确是有影响的。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令战略管理研究者兴奋和骄傲的原因。

其次，具体而言，这一学派的研究广泛深入地考察了管理者的特性（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层、职能背景、性格特点、能力程度、工作年限、任管理者年限、企业任职长短、同一产业内任职长短等），管理团队的构成特点（上述指标的平均值、偏差范围、同质化或异质化程度等）和动态（独裁拍板还是集体决策、政治行为的程度和类别、寻求一致还是允许差异、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反应等），以及他们对企业战略类型的选择、组织结构的设计、控制体系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培育、决策中的风险承受以及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它对上述因变量的考察不仅仅着眼于它们的绝对值，并且还关注它们的变化区间以及与其他企业的比较。这种做法，便于考察什么样的团队更容易随大流，向中心倾向（Central Tendency）回归，什么样的团队更容易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最后，这一学派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CEO的更替。董事会的构成（内部和外部人士、有无管理职务、控股多少等），企业近期业绩，企业希望实现的变化，企业的类别和业务特点，现任CEO的年龄、任期、权力基础，有无合适候选人员等因素都会影响CEO的解雇和更替。比如，CEO的内部提升多发生于希望稳定发展的企业；外部“空降”的CEO往往常见于渴求迅速变革的组织。另外，这一学派对CEO和TMT成员的薪酬待遇（比如期权和其他形式的奖金与福利）和解职补偿（比如对非自愿离职的交割赔付或者“金色降落伞”等）也有深入研究。随着对管理者团队特点，尤其是伦理道德方面考察的不断深入，对高层管理的研究也日益加强了对管理决策是否合乎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以及对企业监管与控制方面的关注。

TMT研究的挑战：繁盛与无奈

总结而言，虽然这一学派的研究成果卓著，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一，有关董事会、CEO和TMT的信息很多处于保密状态。由于缺乏比较真实可靠的信息，研究者的工作会受到很大制约，其结果也将大打折扣。其二，如果缺乏清晰的作用机制，而在研究中又忽略企业的具体行为模式这一中间变量，直接用TMT的特点去解释企业经营的结果会显得非常不可靠。这一学派的某些研究成果恰恰落入这种缺憾甚多的类别。其三，这一学派的某些研究项目，不分青红皂白，用TMT的构成去预测可以想到的任何战略现象，理论新意极其匮乏。

无论如何，大批学者对TMT研究的激情不减，游戏仍然在继续，新的结果仍然在产生。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对高阶研究系列（Carpenter, Geletkanycz&Sanders，2004；Hambrick，2007）和高层管理团队与战略领导力研究最新一轮的回顾和梳理（Finkelstein, Hambrick，&Cannella，2009）。看看组织行为学领域，一个“领导—下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简称LMX）的说法就能让大家坚持不懈地去挖掘几十年。以此推断，估计TMT这个专题还会时兴下去。最近的焦点是CEO的自恋对公司战略与绩效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成败盛衰（Chatterjee&Hambrick，2007，2011），以及CEO和TMT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影响（Chin, Hambrick&Treviño，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