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金融学的“哲学辩护”

当前流行的金融学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批评。比如，从方法上来看，金融学研究几乎已经成为一门纯粹数学性质的学科；从内容上来看，金融理论中的很多假设和结论在现实经济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从作用上来看，金融学似乎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金融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都在盲人摸象”这句话所可能隐含的那样，去批判现在流行的金融学。相反，正如康德要把自然科学从休谟的怀疑论中拯救出来一样，金融哲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不断追问“为什么”的哲学方法，分析金融学中固有的模糊性，说明面对经济金融现象我们都在盲人摸象，从而为当前盲人摸象式的金融研究、金融教育和金融实践提供一种“辩护”，为其带来希望，并指明方向。这一“辩护”主要是通过捍卫、清除和补充来实现的。

捍卫

面对前述各种批评，金融哲学的第一项任务是捍卫。运用康德的先验知识概念和悬设概念，当前金融学中相当多被认为“无用”的内容都是极有价值的。

以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的真值存在悬设为例。弗里德曼的恒久收入和自然增长率、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证券资产的真实价值、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最优值等“真值”，都只能被视为康德所说的“悬设”，即符合特定标准的有用假设。它们如果真的存在于现实经济中（即被人们找到并加以运用），货币和金融就将不复存在，因为正是为了解决现实经济没有能够按照真值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货币金融才会产生和发展，所以，对于这些“真值”，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找到对应物，这也正是这些概念饱受批评的原因。

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用知识来证明它们不会存在于超越经验界限的本体世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它们存在。同时，出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的需要，我们必须假设它们存在，并且把它们当作一种信仰，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在理论上，人类理性所要求的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将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实践上，人们也就没有了不断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通过上述捍卫，那些仅仅存在于思想中、想象中的“真值”及其相关理论和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数学化），就能够继续留在金融学的大厦之中。

清除

为了促进金融学的健康发展，金融哲学的第二项任务是清除，即对于那些自认为能够完全解释金融现象的知识，需要指明其“不可能”而将其从金融学中清除出去。

由于金融中的所有概念、所有变量、所有关系都必然是模糊的，任何对于现实金融问题的解释和分析都只能是近似的，任何自认为能够完全解释现实金融现象或者能准确预测未来金融变量的理论，都需要被清除出去。

当前尤其迫切需要清除的是，仅仅凭借基于一些数据或几个案例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就宣称创造了一个“填补空白”的全新理论，或者通过“证伪”而“推翻”了某个理论的“学术成果”。

补充

金融哲学的第三项任务是补充。经济理论数学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得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在经济金融的研究中几乎被完全忽视。金融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论述文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重要影响及其机制，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文化因素的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主张是“文化是重要的”，而不是“文化决定一切”。因此，金融哲学对文化重要性的强调是“补充”，而不是“替代”。

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为例。由于文化难以被准确地量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通常没有文化的容身之地。如果决定经济增长的只有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经济增长只会永远持续；正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文化观念（包括通常所说的信心）的变化，才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波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银行主导、政府主导路径，与西方国家的市场主导路径明显不同，其根源就在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异。因此，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历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充分说明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经济学的讨论范围，采取更为宽广的哲学视角。

以货币数量论为例

本书第2篇对货币数量论的详细探讨，充分体现了哲学方法对金融分析的重要意义。被称为“仍被信奉的最古老经济理论”的货币数量论，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00年左右，而休谟在1742年出版的《人性论》一书中就对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一理论虽曾因为受到凯恩斯的批判而一度陷入低谷，但在弗里德曼使其“复活”之后，目前仍被正统经济学、金融学教材普遍接受为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标准解释”（参见本书第6章）。

但是，在通过银行报表分析发现商业银行不是金融中介，进而弄清楚整个信用货币的运行框架（参见本书第7章）以后，我们发现弗里德曼在阐述货币数量论时的逻辑存在明显问题（参见本书第8章）。

“商榷”的障碍

要“商榷”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仅仅根据逻辑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经验证据。弗里德曼曾多次明确表示，在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条其他原理像货币数量论那样，得到了经验证据在如此广泛环境下、如此结论一致的支持。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第二代货币主义者”的卢卡斯，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确实，货币数量论涉及的三个核心数据（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经济数据中，最容易获得、标准最为统一、涵盖期限最长的数据。当如此众多“重磅专家”（如果需要的话，至少还可以加上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兰杰、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和西姆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这些数据，都“证实”了货币数量论，而且这一理论还是目前几乎所有货币金融学、经济学中的标准阐述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它呢？

经验证据的局限

正是对前述问题的思考和对原因的不断追问，把我们引向了哲学。经济金融中任何变量都是模糊的（即使是前述三个“最容易获得、标准最为统一、涵盖期限最长”的数据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仅仅以任何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结论。

不仅如此，经济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模糊的。即使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完全准确，仅仅依据这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确定任何两个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通货膨胀，还是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由于整个经济体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万有引力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两个物体之间一样，因果关系也是普遍性的，从而我们也不可能确定因果关系的单一性。

因此，任何经验证据都不可能使我们对货币数量论确信无疑。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探讨将表明，经济理论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对于经济理论的评判，我们只能采用“差不多”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这正是我们从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一文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参见本书第3章）。

货币数量论的价值

货币数量论当然仍具有巨大价值，否则它也不可能成为到现在仍然被普遍信奉的、最古老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最具价值的是它的这样一个结论：“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这个结论属于金融学中的“先验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即永远是正确的）。

弗里德曼当然也承认这一点，并将其称为“套套逻辑”（tautology）。他的问题是，为了能够进行经验检验，把真正起作用但不可直接观察的货币流量，替代为可以观察的货币存量，而为了使这一替代变得合理，他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完全不合理的假设，比如货币外生、货币需求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等等。

弗里德曼的上述做法是经济学研究中“舍弃逻辑、迁就量化”的典型例证之一，用通俗的话来说，都是经济理论数学化“惹的祸”。

正确的哲学态度

既然找到了“罪魁祸首”，似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我们进一步追问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原因时才发现，这一趋势本身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康德告诉我们，它源于人类追求知识统一的理性命令。因此，哲学思考使得我们对待货币数量论这类仍有大量信奉者的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既不是完全接受，也不是彻底抛弃，而是要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在保留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坚决去除其中蕴含的可能引起误导的成分，这就是前述金融学的“哲学辩护”中的清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