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组织化的现代性时代的大学：资本主义、国家与公民身份

20世纪是现代大学的时代。正是这个世纪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研究型大学和大众高等教育。英国三分之二的大学建立于1960年以后，其余的则大多在“一战”前的30年内建立。尽管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甚至更早的中世纪，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特的现代机构，是组织化的现代性（而非早期的各种现代性）的产物。大学不再是社会中边缘化的机构，并且已经成为实现一定范围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中心。大学在所谓“大科学”（Big Science）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关键（Price，1963）。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新工业化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书中抓住了组织化的现代性的精髓，他认为，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在这个新兴社会中拥有无穷的力量。因此，如果大学敢表现出出手相助的意愿，它将有可能被用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Galbraith，1967）。

20世纪的大学产生于大众社会，因而反映了社会整合中主流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作为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成员的公民身份之上的。新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大学模式（liberal model of the university）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是文化从社会中异化的表现，也是源于知识具有解放力量的进步主义观点的表达。20世纪的现代大学主要的基础是一种趋向整合的社会环境，而并非那种强调分而治之的文化。对公平的信仰，而不是对真理和进步的追求，在过去的40年中成为大学社会责任的中心。大众化大学致力于那些已被接受的知识主体（body of knowledge）和文化传统的传播。最近，这个已被接受的知识主体的观念受到了来自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不过，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就是使知识对一个相对温和的社会（a relatively uncritical society）有用。这样，知识模式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新的认知结构向制度架构扩散。但是，在整个20世纪，知识模式自身仍保持相对自主，置身于那些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外。在组织化的现代性中所发生的就是随着新文化形式的产生，大学对社会作出越来越多的反应。在自由的现代性时期，大学是一个很小的机构，还可以利用传统上对知识的需求来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但是，随着大众化大学的兴起和公民社会需求的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了，大学存在的合理性由人文科学转向自然科学。大学渐渐成为现今所谓“证书社会”（credential society）的中心，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个鉴定机构（Collins，1979）。这是专业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后不可避免的结果（Abbott，1988；Perkin，1989；Brint，1994）。

20世纪的大学极力试图调和多样化的要求和整合带来的压力。自由的现代性时代是多样化的时代，是知识与文化领域不断分裂、专门化与理性化的时代。它同样是一个寻求文化统一原则和社会统一原则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时代，但是直到20世纪，民族国家才开始承担社会整合的任务。大学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的现代性产生时保育箱的外壳，因为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包含更多促进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动力。“一战”时期，当许多阵地前沿变成非常清晰的国境线时，19世纪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就中止了。这时的大学就与民族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命运也被无情地决定了。这时的大学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世界主义。英美大学的世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极权主义地区难民的流入。20世纪末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与民族国家更普遍的危机和随着组织化的现代性出现的具有公民身份的机构密切相关。随着国家与大学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稳定，大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日益亲近，对大学作为拥有公民身份的机构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威胁。我们经历了知识市场化而非知识传播带来的忧虑。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现代研究型大学随着中央政府（central state）和大众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组织化的现代性时期（Geiger，1986，1993；Kerr，1991；Davis Graham and Diamond，1996）。这一时期我们见证了大学理念的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就像玛格丽特·伯蒂尔森（Margaret Bertilsson）所说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共同体越大，所需要的“理念”就越少（Bertilsson，1992）。这样，美国的大学就不再需要合法的理念，不像19世纪初期普鲁士的洪堡式的大学那样明显地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的严密控制下生存，而法国的大学从未像德国大学那样进行过有力的争辩。

在这一章，我将简要论述20世纪下半叶大众化大学是如何围绕公民身份概念发展起来的。尽管学术界有明显的精英主义思想，大学在塑造公民身份和民主的公共文化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通俗一些，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学在社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就像它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挺立那样，也就是说，在文化价值观的表述和社会制度的形成越来越依靠高等教育时，大学作为知识生产模式最主要的场所占据了中心地位。我引用了希尔斯、帕森斯和科尔论高等教育的代表作中提出的观点——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20世纪就是美国世纪，而这一点由于美国大学这一美国公民机构典范的兴起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