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冬，“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领导派我参加会议的记录工作。在会议临近结束时，编委们讨论了各科的编写计划。这时，江苏植物研究所所长裴鉴教授召集陈封怀教授和我讨论毛茛科六大属的编写任务，决定由裴老承担铁线莲属和毛茛属，陈老承担乌头属和翠雀花属，我承担唐松草属和银莲花属，并决定将所有向兄弟所借用的六属植物标本均集中到江苏植物研究所。
那年秋季，王蜀秀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植物研究所，我遂邀请她合作编写唐松草属志。我们先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PE）收藏的唐松草属植物标本写出该属志初稿，又于1961年到江苏植物研究所研究了该所和自各兄弟所借到的该属植物标本，对初稿进行了补充，共鉴定出67种，划分为2亚属、4组、17系。经过对形态学的研究，认识到在唐松草属，雄蕊花丝呈条形和心皮的柱头不明显是两个重要的原始特征，将具这两个特征的叉枝唐松草Thalictrum saniculiforme DC.放在全属植物系统排列的首位。大概就在这时，陈老来信辞去乌头属和翠雀花属的编写任务。1968年，裴老不幸过早逝世。此后，毛茛科志的编写工作就由我来主持。
1973年在广州召开的三志会议上，铁线莲属的编写任务决定由江苏植物研究所的张美珍、凌苹苹两位先生和四川大学的方明渊先生一同承担，毛茛属的编写任务由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承担。但会后不久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就辞去了毛茛属的编写任务。植物研究所领导找到禾本科专家刘亮先生来担任毛茛属的编写工作。此外，早在1962年，药学家肖培根先生承担了扁果草族Trib.Isopyreae的编写工作，在研究此族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分布于东亚的新属—人字果属Dichocarpum，为毛茛科分类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毛茛科志稿全部完成，我根据瑞典植物学家L.A.Langlet的毛茛科细胞分类学重要著作，将染色体大型、基数主要为8、果实为蓇葖果的属都归到金莲花亚科Subfam.Helleboroideae；将染色体小型、基数为7或9、果实为蓇葖果或瘦果的属都归到唐松草亚科Subfam.Thalictroideae；将染色体大型、基数主要为8、果实为瘦果的属都归到毛茛亚科Subfam.Ranunculoideae。至于Paeonia芍药属，由于《中国植物志》采用A.Engler&L.Diels编著的Syllabus der Pflanzenfamilien第11版（1936）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则被放在毛茛科中，但在形态描述之后说明Paeonia在形态学、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胚胎学和植物化学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特征与毛茛科不同，所以，应承认Paeoniaceae芍药科的建立。这样，将芍药亚科、金莲花亚科和唐松草亚科放在《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七卷中，于1979年出版；将毛茛亚科放在第二十八卷中，于1980年出版。
1988年，中美合作的英文版Flora of China编委会成立，编写工作启动。在此志的毛茛科编写工作方面，我承担了翠雀花属、铁线莲属和毛茛属，其他属由傅德志、李良千两位先生承担。在1996年我访问美国，与美国合作者进行翠雀花属和苦苣苔科的定稿工作。在密苏里植物园，我向该志的项目共同主任（Project co-director）朱光华先生建议，应将Paeonia自毛茛科移出，接受Paeoniaceae。之后，朱先生向诸编委发函，征求相关意见。不久，朱先生告诉我，诸编委对上述建议没有意见。这样，在该志的vol.6中，Paeoniaceae被放在毛茛科之前。就在某一天，朱先生向我询问唐松草属的分类方法，我当即做了介绍，当时完全不了解他是该志此属的作者之一。一直到该志于2001年出版，我得到此书后才了解唐松草属的作者署名是Fu Dezhi；Zhu Guanghua。再看此书的唐松草属志，种数增加到76种，但对这76种未进行分类，而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加以排列，这样做就使读者难于了解诸种间的亲缘关系和诸种的演化水平，这不符合分类学研究的要求。后来，我向傅德志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此属稿由朱先生一人编写，他并未参与编写工作。
在Flora of China vol.6于2001年出版之后到2017年年初，中国唐松草属又发现17新种，在2017年10月又发现3新种和2新变种，现在中国此属增加到99种，20变种。在新种中，宽柱唐松草T.latistylum和钻柱唐松草T.tenuisubulatum二种很独特。前者的花柱是一长圆形小薄片，看不到柱头；后者的花柱是一狭条形膜质薄片，顶端钩状弯曲，也看不到柱头。此外，在西藏南部发现了唐松草属进化群单性唐松草亚属Subgen.Lecoyerium在亚洲分布的第二种—定结唐松草T.dingjieense。此种与第一种鞭柱唐松草T.smithii有甚为相近的亲缘关系。在亚洲分布的这两种均是单性唐松草亚属的原始种，这对此亚属的系统发育研究有重要意义。种数增加，一些新的形态特征的出现，就需要对中国唐松草属进行一次分类学修订。
2016年艺术家孙英宝先生在为唐松草属新种绘图时，我谈到20世纪40年代胡先骕教授编著《中国森林植物图志》，写出桦木科专著，对每一种都绘制一图版，在中国这种图谱性的著作甚是罕见。我没想到，孙先生听后建议我编一本唐松草属图谱，他愿承担绘图工作。对2016年发现的11新种，我写了两篇文章，已于2017年先后在《广西植物》上发表。孙先生为新种绘出11幅精彩图版，使我的文章倍增光彩。听他表示愿承担图谱绘图工作，我大喜过望，遂接受他的建议，决定编写这部图谱性著作《中国唐松草属植物》，并完成中国唐松草属新的一次修订。
在此，我对孙英宝先生的热心大力支持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对班勤、马欣堂两位先生在提供标本等方面，杨志荣博士在借用模式标本等方面，韩芳桥先生在提供文献方面给予的热心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还对杨宗愈博士惠允抄用他的唐松草属植物绘图，以及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GH）、纽约植物标本馆（NY）、江苏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NAS）惠借珍贵植物标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2017年12月，本书全稿完成，交北京大学出版社，该社编辑陈静审阅全稿，对校样认真校对，对此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唐松草属植物丰富、复杂，而我的研究工作不深入，不仔细，在本书中定存在各种错误，衷心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文采
201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