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巩本栋

自从鲁迅先生说了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不辨自明的论题了。然而去看看魏晋时代人的自道，却并非如此。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他那么看重文章，举的例子却是《易》《礼》和徐幹的《中论》，与后人所说的文章相差甚远。

在魏晋时期，其实是文史不分的。比如刘劭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人物志·流业》）在刘劭看来，能著书立说，就是有文章之才，而有文章之才，就可修史。所以，他举的能文的代表也就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可见文史在当时并未区分。再如，三国吴右国史华覈称赞薛莹有史才，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三国志·吴书·薛琮传附薛莹传》）。既说薛莹“文章尤妙”，又说“记述之才如莹者少”，可见这里所说的“记述之才”，即史才也就是能文的重要标志。显然，文史不分，文也就不能说是自觉了。

文与史的自觉，大约要到南朝的刘宋时期。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文学与儒、玄、史分立，反映出时人对文史各自特点的认识。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是喜欢把文史合在一起论述。像《宋书》里记载，“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王惠传》）《南齐书》载王僧虔“好文史，解音律。”（《王僧虔传》）《梁书》谓周舍有学问，“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周舍传》）《陈书》称岑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岑之敬传》）南朝陈史家姚察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传》）北朝颜之推又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颜氏家训·涉务》）尤能见出自汉以来文与史的这种将分犹合的复杂关系。

汉魏六朝时期文与史天然具有的上述亲缘关系，吸引了后世的众多学者的目光：“文”如何影响“史”？史学的繁荣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文史互渗、交叉演进的轨迹又应如何勾勒等等，都是耐人寻思的重要论题。门人唐志远博士数载于兹，孜孜矻矻，旁搜远绍，寻绎爬梳，沉潜有得，撰为此书，所获实多。他对各类史料的熟悉、对问题认识的透彻、对作品感悟的深刻以及对文字驾驭的得心应手，都令人欣喜！

文与史的或分或合，彼此影响，在文士们的大多数的撰述中，都并未有明确的表述，而是隐含在纷繁的史实或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要寻绎其间的关系，需要从大量的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入手。书中无论是讨论《三国志》裴松之注、沈约《宋书》，还是其它史书所受文学的影响；无论是论述荆湘地志还是《高僧传》的文学色彩，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都是如何处理这似乎浩渺无际的史料。志远读书素来勤奋，他从散见于史注中的大量的案断文字，从所征引的众多美文，从志怪小说、杂传史料的采入和史学批评的论述中，分析归纳裴松之的文史观念，指出其一方面主张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采藻，反对质木无文的倾向，当是受六朝文学影响的结果。从沈约《宋书》所征引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从其所感兴趣的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揭示沈约史学和文学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从荆湘地志中各种纷繁的民间传说和歌谣，论六朝地志的文学色彩。又据《高僧传》所引书札、诗歌、偈颂、谣谚等琐屑的文学文献，展现僧传所受文学影响的印记等。其披拣文史资料，细加排比归纳，所论切实可据，显示出他对相关史料文献的谙熟和驾驭这些文献的能力。

有时候，他对文献的运用并不体现在正面的论述中，而是表现在随文的注释里。例如他论《三国志》裴注的文学色彩，正文引《魏书·崔林传》裴注对孔子的推崇，注释引《晋书·裴秀传》《南齐书·裴昭明传》，以明裴氏家世业儒的思想渊源。论六朝人以文艳与否衡文，注引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载陈寿“属文富艳”事，反映当时的文史观念和社会风气。论沈约《宋书》的文学性，正文引其《氐胡传论》，注则进论沈氏文字出于贾谊《过秦论》，并引《宋书·范晔传》《梁书·裴子野传》等，认为六朝人多以贾谊《过秦论》为写作范式。论阮籍《首阳山赋》，注引阮瑀的多篇关涉伯夷、叔齐的诗文等等，皆是其例。昔钱穆先生谈到学术论文写作中正文与注释的关系，谓：“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与余英时）论学书简》）志远此书近之矣。

与对史料文献的熟悉联系在一起，也更为重要的，是对史料意义的挖掘和认识。志远读书既多，融会贯通，往往能有所发明。比如他讨论《异物志》的源头，指出记载草木虫鱼鸟兽的渊源，可追溯到《山海经》及类似著作，而记载民俗风情，则应溯源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异域传。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六朝《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使之表现出“异彩纷呈”的美；而后者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所论皆言之有理。再如，他论六朝的《高士传》，认为儒家在思想资源、隐逸典范乃至叙事模式上，都对《高士传》的形成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理应与道家一样，看作六朝高士类杂传的思想渊源，其影响甚至还在道家之上。这也是有识见的看法。由此入手，他通过文本的细读，进一步深入考察了嵇康等人尚友古人的心路历程，指出，嵇康的诗文体现了其世路的艰难，知音的难遇，因而欲抗心希古、尚友古人的历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嵇康信奉道教之求神仙，并且身自服食，躬行不殆，可他从高士所受的影响偏重于精神超越，而非肉身之不死。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里只提到老、庄、台、尚等，而没有涓子的原因。进而，志远怀疑嵇康的求神仙是否出于真心的选择，抑或别有其用心。因为在其《赠秀才入军诗》中有云：“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揽辔踟蹰，仰顾我友。”其兄嵇喜之答诗则谓：“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己。”两相对照，知二者当是相酬答之词。观嵇喜诗意，实在是批评其弟不该仿效松乔的求神仙，而应该与时变化，委运任命，大有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意味。嵇康的思想境界似乎不应该不如其兄。此外，与之同时的阮籍、向秀等人也不信神仙之事，可为旁证。故这种推论是很有道理的。就中尤其是他对嵇康、阮籍和陶渊明隐逸心态的分析，颇为精到。他以为嵇康等人的性情及处境不同，他们对高士的取舍也会不一样。嵇康向往的是老子、庄子、尚子平、台孝威等人的超凡脱俗、遗落世事；阮籍更多地效法渔父、四皓、河上丈人的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相对而言，陶渊明的态度稍为复杂，他一方面通过许由、四皓、扬雄等高士表达其忠义悲愤之慨，另一方面又借助颜回、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坚定其安贫乐道之志，并且身体力行地谱写了一曲高士之歌。受此不同取向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各放异彩，使后人不得不钦佩于嵇康的清旷高远，同情于阮籍的抑郁无聊，也亲近于渊明的平和通达。他的这些论述，能从《高士传》接受史的角度来考察六朝文人和文学，无疑带给学界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其它如认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志怪小说，主要还是以备异闻，六朝《高士传》中的四皓传对《桃花源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左思《三都赋》的征实写法，受到史学实录精神的熏陶等，也都是有见地的。

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由读古人之诗书，进而上论其行迹，与古为友。志远著书撰文，颇能得古人之意。他说嵇康的文章，“便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率性直言，无多雕饰，至今读来仍觉光明俊伟，如见其人”。又说读阮籍的作品，论其诗文与高士之间的深层关系，便“一同感受着他的辛酸、凄怆、忧惧和痛苦，这些都是过往的圣贤高士们所无法救度的。他的人生在在都是矛盾，他的诗文也因之而隐晦曲折、欲言又止，‘反复凌乱，兴寄无端’，‘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我们佩服于嵇康的超凡脱俗、遗落世事，如松之贞，如雪之洁，高不可及；但我们更加同情于阮籍的忧愤深广、沉郁顿挫，‘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令人黯然神伤”。“鲍照所谓‘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堪为阮公一诵。人但知哀莫大于心死，而不知痛莫大于心未死也”。他讨论陶渊明，引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之言：“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以为文章的收束，“并借申其企慕景仰之情云”。志远所试图揭示的，正在于嵇、阮、陶等人皆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关心民瘼的淑世情怀，身处魏晋六朝之离乱多事之秋，其所虑不仅在安顿自身的灵魂，更承继和发挥着中国古代士人历来以道抗势、激浊扬清的社会脊梁的作用。无怪读志远此书，总让人能感受到他那种强烈的淑世情怀和忧患意识。今之治学者，不应如此乎？

湖湘学术，自南宋胡宏、张栻发端，朱子称之曰：“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纯粹、志趣确实者。”（《与曹晋叔书》）至晚清，更涌现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志远是湖南宁乡人，十年前负笈金陵，三年学成而归，今在湖南大学文学院工作有年矣。其优游徜徉于湖湘和东南学术之间，远绍近承，可以相信，在学术的道路上，将走得更好更远！

戊戌暮春于钟山东麓有容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