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杂时代问题的个人化：生命传播的提出与意义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连接一切、快速迭代等特征，预示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世界在变成地球村的同时，种种社会“人造物”幻象纷纷滑落甚至崩塌，人的存在越来越直指生命本身。人与自我、人与他者的关系在心性的贴近或疏离中呈现或遮蔽，这又代表着小叙事时代的开端。

互联网即因陀罗网，其中流动的感觉、知觉、意识、观点、无意识、情绪以及其交互作用就如因陀罗网中的宝珠万光，交互辉映，彼此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互联网为自我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也对每个人在自我表达中对自身的了解与把握提出挑战，个体在表达、行动中的改变犹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光互摄，愈来愈裸露出个体生命的底色，而个体生命的底色也在生命的觉醒、觉知的前提下在珠光交错之中有所改变，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生命传播”的概念，强调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应更加注重生命传播的体验与研究。

互联网究竟会将人类带向何方是现在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忽视隐蔽在互联网背后的种种反人类文明现象的存在。马克思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但他说“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3]这种满怀希望的力量与个体自我的解放有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与形构：当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个体差异性一般容易遮蔽在结构当中；反之，当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变革之时，个体在更大的空间中释放出其活力。社会结构与个体活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张力，在反复争夺与博弈中抵达两者间的平衡。

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体活力在社会结构中的释放，不仅仅使个体获得自由与解放，更多的是个体拥有学习、记忆、交流、思考的能力以及对自我责任的承担能力。麦克卢汉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媒介本身对人和社会都施加难以抗拒的影响——无论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4]报纸、杂志等媒介在诞生之初就参与到了社会变革的巨流之中。创立于1923年的美国《时代周刊》在办刊宗旨中就曾指出：“使复杂的时代问题个人化，并在这种过程中打破时代窒息灵性的框框。”大众传媒在构建国家、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推动着政治制度等在本地化基础上朝着超越性与普遍性的方向发展，在注重个体相互沟通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凸显出个体对共同体信仰的差异性的存在，注重政治法律制度等规则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中最核心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如何可能产生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合作，维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约7万年前到约3万年前之间，智人新的思维与交流方式的出现被称为认知革命，人类语言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外在事物，而是“关于人类自己”，即“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5]互联网时代社会有机团结中彰显的是长期隐匿于个体差异性背后的个体的情感、感知、感觉，信任与合作的基础更多地产生于人类情感的共情与共鸣，它需要人类灵性的回归，这也正是认知革命的基础。

麦克卢汉对电力技术媒介发展所引爆的变化给出了“内爆”的观点，即“内爆”带来的是人意识的延伸，即“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经历内向的爆炸（implosion）。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6]技术所带来的人类认知一次次的革命，使得大规模合作与快速创新延伸将“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7]，这些合作和创新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认知革命一再告诉我们，相互信任与个体认知叙事的能力有关。

技术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剧烈变革的重要表征是人们情感、意识、记忆、思想、思维的巨大变异。有的人为新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有的人却是焦躁不安，弥漫在社交平台中的是众声喧哗。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面对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麦克卢汉曾直言，内爆“使人的责任意识大大增强”[8]，即新时代中个体意识以及个体的责任、能力对社会发展的力量得以彰显，这意味着个体认知以及带来变化、改变的力量的来源，成为我们探索生命传播的主要对象与目标。

正因如此，全球化不仅关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宏大叙事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过程中人员、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个体小叙事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个体意识、意念等作用的彰显使得一个不是革命的革命年代随之到来。这种内生的、流动中的冲突是社会走向失控的重要因素，但它也同样变成了使人类得以发展的动力。革命很难是二元对立式的简单粗粝，传统社会中结构单一性的矛盾冲突极易引发多重暴力，而互联网时代的多重冲突反而会形成内向式的相互牵制的状态，为人们的沟通与交流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与空间，让人们在自我觉察、自我否定之中寻求与外界和自我的和解。

互联网认知革命时代之所以提出生命传播的概念，是因为连接一切的互联网在人们的交互中已内化到人的心智结构和思维模式。麦克卢汉曾说：“真正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语言。语言既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迄今可以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9]互联网即因陀罗网，大众媒介已超越语言本身，在心念、心智基础上形成记忆、交感的生命有机体。因陀罗网中的感觉、觉受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快速交互，凸显出媒介即信息的特征，在信息快速流动、交互、生成与更迭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模式。

东方因陀罗网的思想与西方具身性认知观有相同之处。许多人将莫里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约翰·杜威（J.Dewey）视为具身观念的两个伟大先驱。梅洛庞蒂以“肉身”这个词表达我们原初的具身经验，并提出“世界之肉身”（the flesh of the world）的概念，强调自我身心对世界的感触与参与，以此作为其学说的基础。杜威一直强调，我们的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是我们能意谓、思考、知道和交流之一切的最初的基础。他理解身体经验的全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哲学的重要性。[10]

梅洛庞蒂的思想来源是，我们的认知是开始于“我能”（I can）而不是“我认为”（I think that）。“我能”是因为“我”是一个身体—主体，构成我身体的元素和构成世界中事物的元素是一样的——它们是由相同的“肉身”（flesh）构成的。[11]梅洛庞蒂曾指出：“我们重新学会了感知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客观的和与身体相去甚远的知识中重新发现了另一种我们关于身体的知识，因为身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唤起向我们呈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但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12]作为西方学者，梅洛庞蒂在互联网技术发明之前就已深刻认知到心智与身体不二的本性与能力。

尼采的意志哲学目标更是从肯定差异并以此为乐出发，对内疚、怨恨、复仇等否定生命、贬低生存的虚无主义对其所依赖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思考和颠覆，其所生成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意味着“肯定性的思想、肯定生命和生命意志的思想以及最终驱逐了所有否定性因素的思想；坚信过去与未来的无辜，并坚信永恒回归的到来。生存不再被认为该受谴责，而意志也不再为自身的存在感到内疚”，德勒兹在解释尼采的“意志”概念时，认为在此“意志=创造。”

由此，生命传播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它与自我卷入相关，是个体性的、活性与具身性的，又是关系的、间性的；第二，强调实时性，认知在感觉流动中、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第三，认知情境是动态与变化的，其中更加强调感觉、情感、情绪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在不断改变着认知情境本身；第四，强调审时度势与择机而行的能力，时机以及机缘稍纵即逝，认知在事物的性质、形式、属性上展开而不仅仅延展与深挖内容本身；第五，正是由于时机与机缘的重要性，彰显出传播中表达、行动乃至改变的重要性，强调认知过程与创变过程的合二为一；第六，认知与创变的多措并举，打破了人们思维思想中确定性的指向，突出了事物发展变化在生成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导致传播过程更重于传播结果。

生命传播关切的是人类的交流互动形式、方式运行的机制，强调交流互动中生命的自我背弃与背叛，揭示生命生生不息背后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注重《道德经》中所言的生命“虚而不屈，动而愈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安住生命的自运自化、自生自灭、自根自本的自然之道。生命传播不仅关注心灵、自我、社会等的相互关系，更希望关切的是对交感、交流、交往形式的反思与理解以及交流、交往的权力结构对生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自我传播注重个体觉知、反观自照的能力。这里所言的“自我传播”，亦称“人内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差异化、异质化的自我传播在人际、群体、组织、社会、大众传媒传播中地位得以彰显，并成为其他传播方式的重要基础，引发传播学范式转型的同时，警醒我们关切意识、观念等涉及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自我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心智变化，突出的是个体层面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与他者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交互与创变，解蔽出人的意识、观念不知不觉地改变的前提与来源，这也正是传统自我（人内）传播与生命传播的区别。生命传播强调保持开放心态，在本心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对意义、概念甚至无意义不断延展与反思，释放出遮蔽其后的感觉、情感、知觉、意念等的潜能、张力，理解所有这些信息在交互中不断生成与变化对人的态度、行为的影响，积极地有所觉知与作为并带来改变。

互联网即生命有机体，生命智慧以及世界精神在知觉交流互动中流动、生发、促进，生命传播是国家、社会、个体等多元主体权力相互博弈与反复争夺的过程。权力是传播、知识、语言的别名，国家、社会通过制度结构等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个体的力量在表达与行动中得以解蔽与释放，个体也作为权力主体卷入社会变迁，在许多方面动摇着传统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甚至失控状态。

“生命传播”概念的提出，就是想为传播学研究提供别样的认知与叙事方式，关切“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衹的人性，而是出自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13]个体心灵、自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表达行动对心灵和自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塑造，个体如何在传播中认识自我与权力，甚至在对话交流中如何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命的交互、流变与生成等，都为我们打开了追问生命传播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