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游戏命运共同体”
泛娱乐主义思潮是一种“游戏命运共同体”的体现。在此意义上娱乐并非是糟糕的、需要被否弃的事物，娱乐从来都是人的内在感知与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席勒、斯宾塞、伽达默尔等哲学家都曾将“游戏”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来加以分析讨论。在伽达默尔那里“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而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自由，而是指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242]。早在1962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曾明确指出，信息和娱乐的二元分割时代结束了。“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媒介的各种新特性，而不是尽可能地限制其特性。现在很容易看清，它们不仅是既定经验和洞见的载体。”[243]
交互式娱乐生态链本身存在于赋权器之中。赋权器的特征是连接一切，开放共生，有机团结，协同共融。交互式娱乐生态链全平台打通，以情绪、情感、理性、非理性等符号化或非符号化的方式进行话语叙事与快速传播，强调创意、创新、迭代、场景、沉浸、体验、风格、迅疾等，消解了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的边界，成为娱乐景观社会的另一种再现。
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其理论意图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已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或者说过渡为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244]现如今，由于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底层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个体深度卷入新媒介意义生产与再生产之中，在视觉表象化篡位的同时，也提供了反转颠倒的可能性，泛娱乐思潮中这两种力量是互生共存的。
《人类简史》一书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衹的人性，而是出自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245]泛娱乐源于人们心理世界与思维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现代性将个体原子化后呈现的问题密切相关。资本与技术相互勾连，一眼洞穿了这种“心理世界”与“思想模式”并迅疾加以利用，政府推动互联网文创事业的发展，也在推动和建构着这场深刻的交互式娱乐产业的发展。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除了资本与政府的力量外，媒体、明星、专家、学者、用户等都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或多或少参与到泛娱乐景观的构造之中，尤其重要的是用户体验、需要已成为泛娱乐业发展的较为重要的推动力，权力处于流动与生成之中，为摆脱一方或几方的控制与操纵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对德波景观社会思想的一次“反动”，游戏命运共同体正是强调视觉符号中的感觉、情感、情绪等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无始无终地弥漫所产生的对权力释放与抵抗的力量，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已越来越影响到人类的存在本身。
游戏命运共同体有赖于互联网技术所带出的交互速度之“快”，快速传播、快速迭代、快消产品……在互联网技术勾连人们的意识、观念、情感的世界中，快本身就在重复中生成着感觉、情绪、情感、意义，也在生成中重复着内外、新旧关系。柏拉图（Plato）说：“过度快感可以干扰心智”，快感往往直接影响个体的选择，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至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个体面对的现实却是真切而实在的，它要求个体要想真正成为自我，需要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身心不二，关注在批判、暴力、粗鄙等语言符号系统中找寻那些切己命运的微小叙事。微小叙事强调的是生成关系愈来愈在生命底色上的重复与生成，它们不断改变着关系的主体、样貌、结构、形式。疾速传播最容易发生在语言符号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上，以情感、情绪为纽带的“轻”给人惬意的消遣，也易于最大限度地在各类媒介上弥散，而娱乐化的符号、语言、文本等正契合这一症候的需要。
以“娱乐”的名义，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间坚固的关系被打破了。“文本与语言制造了意义，它们甚至产生了内在于话语和内在于说话者的指称。……万物都成为符号和符号体系：建筑和烹饪、时尚和神话、政治甚至是无意识自身。”[246]语言符号变得随意、偶然、颠覆、错置、背叛、叛逆、背弃、幻想等，而不仅仅是意义的重复、强调与确定，而这正是互联网媒介时代的魅惑所在，也是游戏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互联网时代最深刻的变革实际上是另一场认知革命，其所产生的种种症候影响着人们的表达、思考与行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媒介也与时俱进地适应着技术发展的需要。麦克卢汉指出，“真正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语言。语言既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247]。伴随着技术的试错与迭代，语言游戏与游戏语言具体表现为过去僵硬的、呆板的语言符号系统以及与之响答影随的宏大叙事在不经意间被瓦解与重构，媒介叙事功能已悄然变为微小叙事、私密叙述，它们在洞开或瓦解着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行为。
人们出于安全感的需要更愿意从媒介场主动选择和获取那些能与自我产生共情、共鸣并且有用、有趣的信息与媒介形式。在互联网世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关于符号的断言似乎成真，他说：“把符号置于一个永远流动变化的网络中，在这里，符号不再有它固定的位置和意义，它在区分中确定自己，却又在延搁中否定自己，它只能在不断区分（包括延搁中的区分）和延搁（包括区分中的延搁）的‘间隙’中获得瞬间的意义”[248]。泛娱乐让语言符号得以在个体差异化理解中旁逸斜出，坚固的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解除与延异，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轻语言的广泛出现，裹挟着人们卷入其间，去中心化的社群也依据人们自我的选择而变化无穷。
泛娱乐一方面是现代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资本运作与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遭遇现代性危机的人们面对强调权威、等级、结构、中心、本源、终极、真理等概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一种间离，甚至是不屑与厌离。在互联网上看到的真与假、实与虚、善与恶、庄重与轻漫等过往边界清晰的概念在泛娱乐时代都可以在人们的嬉笑怒骂中纷纷瓦解。公众领域不断地显现出多元主体自我的私域化，基于共同的信仰、兴趣、爱好的自组织也在泛娱乐场域中欣欣向荣地生长着，个体的私密表达、欲望、体验、经验等都在去中心化的娱乐场域中得以交互、共情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