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沉浸与象征在场

凝视所构成的关系具有权力及软暴力的象征，它使得全景化、有制度化支持的象征秩序以主体凝视的方式施加作用力于其所目视的客体。凝视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医生的目视，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210]。通过对《画壁》的文本解析，可以发现在极为复杂的场景凝视与再现过程中身体经由形象的符号暗示，经由“沉浸状态”产生幻觉体验，进而被纳入到象征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与身体产生了分离：主体被身体化、身体被形象化、形象被符号化（抽象化），符号又进一步被整合为具有语言秩序的象征权力。

在对这则故事进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作者蒲松龄的个人经历是否证明了其在故事中呈现出本人的男性凝视对女性作为客体的想象，并不是本文要去分析的主旨。在《画壁》的文本中，凝视主体皆为男性，而女性角色在故事中被描述为幻觉空间中一男性“金甲使者”之全然绝对控制的凝视对象，是书生朱孝廉身体幻觉的对象，也是老僧与异史氏证明两位书生“幻由心生”的客体对象（如画壁上的散花天女改变了的头式对幻觉的再度强化，又引出老僧与异史氏宗教阐释与道德训诫的“他者凝视”）。而作为被凝视的客体，画壁上的天女则是相互凝视，而这种凝视则又流露出女性对自身与男性之间关系的身份界定意识（众天女发现朱生后为散花天女改变头髻样式，以示婚姻内外的身份区别）。在多样变幻的主客体凝视过程中，潜在的权力关系如性别、身份、暴力（如“金甲使者”及其手中的“锁”“锤”）、道德、教化等抽象性的宰制也无处不象征在场。可以说，蒲松龄的这个文本通过对诸多形象凝视关系网络的再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可无限阐释的空间，也为我们在更深层面上理解虚拟空间中主体、“沉浸”的身体与客体形象，及符号与象征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格劳亦提到全景画在欧洲历经了被作为教会、政府及军队进行宗教宣传和战争宣传的媒介，旨在令观看者“沉浸”其中，接受全景画作为教育和传播的手段，“增强其大众宣传和引起联想的力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欣赏。全景画的制作者也以牺牲艺术上的个人风格与个人创新，将主题事件如军事战役进行纪念碑式的展现，将全景画服务于宗教宣传或国家宣传。19世纪后，全景画经由资本投资的运作，又将国外自然风光构成的旅游风景、殖民史上的壮观事件乃至穿越时光的题材用于商业性经营。[211]这类主题旨在让观看者在进入到没有突出焦点的封闭幻觉空间中，经由沉浸而被全景画这一图像媒介激发起如临界其境的幻觉，继而将被精心选择、设计与构筑的虚拟空间想象为具有自身情感投入的真实空间，进而在凝视过程中被虚拟场景“可相互转换的视觉的整体印象，俯瞰和无边界的、好奇的甚至是统领一切的目光”[212]以及全景画面中与观看者身体所在位置相近处的场景产生的心理融合所统摄。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摄影、电影、电子虚拟艺术构筑的自然界面等，也以不同的形态承袭了全景画的“沉浸”功能。

因而，当我们试图在我们自身最容易接近的虚拟场域——如计算机、智能手机——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中，去解读种种媒介事件的意义时，就不能不面对凝视关系中的身体、主体与符号、象征关系：在凝视焦点不断转移、主体凝视不断移位、主体幻觉意识经由沉浸转化为幻觉无意识，在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的幻觉过程中媒介本身“如同消失”的沉浸状态，都构筑出主体在场被身体在场取代、身体在场被媒介在场取代，媒介在场又被象征在场所取代的主客体互相错置的过程。媒介中呈现出来的千变万化、具有差异性的主体凝视通过媒介平台成为他者的客体，由于沉浸的幻觉，媒介在场（技术在场）取代了主体在场，因而这个“他者”即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的、聚合了各种权力象征的同质性“他者”，原本凝视的主体在此过程中转化为被呈现为被各种不同形象的“同质性他者”间“力”所相互撕扯的“无器官的身体”，在这个身体表面，“上帝的分化，把身体变成网状方格的谱系，以及这些谱系的互换。”[213]。主体变为客体，作为客体的媒介（技术）成为主体，并且这个客体化的主体是被各种在场的象征权力彼此不断强化的过程所操控的。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阐释各类媒体事件在虚拟空间产生“围观”效应后又快速消失的现象。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虚拟“全景”化，让不同的凝视主体“沉浸”在媒体所构筑的“不断移位”的客体形象与符号意义网络中，新的媒体事件不断地产生，却又很快消失，更新的媒体事件继续以同质化方式不断涌出，淹没了具有差异性的事件，事件的能指也在所指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成为空洞能指。同时，由于凝视主体在这个“全景”状态中凝视的焦点在不断移动，而凝视主体与媒介之间的距离通过可无限接近的界面与虚拟空间产生类似于“身在其中”的感觉，尤其是智能终端的可触摸界面，让凝视主体产生出类似于“遥在”[214]的沉浸幻觉，而每个真实事件中其原本独一性的具体内容、真实事件中个体所经历的具体感知，都被裹挟在大量不断涌出的媒体化事件中抽象为象征在场。象征在场取代了事件主体的真实在场，参与了“围观”的凝视主体也同时被象征意义所改写，成为仅仅是通过被激发的感情沉浸在事象符号中，被各种象征之力所拉扯，又被虚拟空间“全景世界大写的他者”这一象征所凝视与写作的“象征身体”。

麦克卢汉曾用按摩和泡澡来形容人们浸泡于标准化信息的状态：“在肥皂水里泡一泡、享受享受清洁的乐趣，是无害的吧？你梦到在泡泡浴里买东西？请问老师，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吗？这是细菌战的预演吗？”[215]这一段充满隐喻、透露着暗讽的修辞，指涉着如下秘密：与信息产生交集的是人的身体，而非主体。我们或许对这样的情形都不会陌生：在智能终端上无意识地通过手指的肢体动作沉浸于信息流中，事件的符号近在咫尺，作为客体的事件却在不断逃逸。于是，作为“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的数字媒介，反过来延伸成了人的中枢神经。通过这个悖论，我们可以发现，事件、身体、主体的在场，都已被媒介在场（技术在场）悄然置换与控制，或者用麦克卢汉的形容是被媒体“深深卷入”[216]——虽然，在一个被构筑的全景式虚拟空间中，凝视带来的沉浸状态让人们已经忘记了媒介本身的存在。

（作者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新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