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万物互媒与互反的体系

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里，自我传播是其他传播方式的基础，因为人是一切传播活动的主体，所有参与传播活动的个人都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内向传播。[89]但关于这一传播方式的解读，存在种种局限性，比如，过分强调人内在的认知，拘泥于生理性、心理性的解读，以及过分强调个体把自己变成自己的对象、客体或他者的封闭，缺乏对人内传播和其他传播互动关系的系统考察和辩证关系研究。[90]这些问题曾经让这一模式的学术视野有逼仄、局促之嫌，学者的研究也多陷入不可解的迷思。

然而，某些思想与本文倡导的诸多理论既有关联，又有异同，值得辨析。比如，库利提出的“镜中我”（the looking-glass self）概念强调社会心理学观照下的自我传播；笔者认为，当一个人以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来构建自我的观念，以他人之评价为“镜”，对自我加以教化、革新，其间一定产生过权力的争斗——话语、态度的抵达、交锋以及折返，与前文所论述的“主体间性”有着相同的意趣。又比如，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三分法中的“自我”也与上文提及的“自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再比如，自言自语、写日记等曾被视为人内传播的明显表征[91]，这种关于“私人语言”的书写在新媒介时代仍被延续，博客、微博等介质平台替代了纸张，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电子日记”的功用，然而，经过这些介质被放大，并借助评论、转发等程序被公共空间阅读的“私人语言”已成为维特根斯坦所言的“个人独白”[92]，具有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并且能与人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93]就像法国神经病学家皮埃尔·玛里（Pierre Marie）说的：“我们的个人倾向并非和我们的集体倾向相去甚远，它们反映了社会现实理性的缺席……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甚至当我们独自一人、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还是处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是我们建立和他人关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疯狂的形式。”[94]

然而，笔者并不主张毫无扬弃地复归自我传播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而是在“自反性”和“反赋权”的启发下，力主将“自我传播”升级到“自反性传播”这样一个更为高级的版本。尤其是经过了赋权和反赋权后的自反性传播，更加强调生命体中“力”的博弈和斗争——更新的“我”和陈旧的“我”、失权的我和拥权的“我”、弱小的“我”和强大的“我”……它们不断映照和互文，成为彼此行动的坐标参照系。与自我传播不一样的是，自反性传播要解决的已不仅仅是信息的流动问题，还有与“结构”的关系，以及与“自我”的关系的问题，并强调最终结果和性状的改变。可以这么说，自反性传播走完了自我传播没有完成的“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的路径。

在“自反性传播”中，人的自性是可以被改造和重构的。在《六祖坛经》中，惠能大师一再强调“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即人要自己度自己，不能完全依靠别人，所谓“自性自度”。所谓“见性成佛”，这是每个人的自家事，靠别人帮忙是不可能得道的，唯有自己负责，自我努力，才是最好的修为之道。这就要求首先认清自我，进而改造自我——人拥有怎样的“自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带着怎样的世界观、采用怎样的方法论来与世界发生关联。自反性传播打破了自我传播过于封闭在自己这个生命体内的传播，而是将传播延伸、消融至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一系列方式中，实现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领悟其“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从而破颜微笑般的那种主体间的心领神会、毫无阻滞的传播效果。

笔者认为，生命传播是生命体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意义、价值被讨论和实践。可以这么说，自反是实现生命传播的重要手段，生命传播作为一个全新的宏博的思想体系，包括如下要点：

第一，从传播参与者来看，生命传播“意味着把权力赋予主体，有意识的自我反思将成为可能”[95]。已经拥有从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的“过来人”，他们饱经沧桑，甚至千疮百孔，可是他们通过反赋权，自我反省和审查、监控，重新再上路。于是，生命传播形成了回环——从哪里出发，回到哪里，但是这绝非重走老路，而必须强调经过整饬后的“再出发”“再实践”。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如以莲藕为肉身的哪吒，在调养生息后，重获新生。查尔斯·泰勒把存在于“对话网络”中的自我称为“对话者中的自我”（self among interlocutors）或“对话式自我”（dialogical self）。

第二，从传播环节来看，如泰勒所说，通过孤立式和隔绝式的反思来界定自我认同是不可能的，于是，生命传播不强调自我传播、人际传播那样各自为政的“阶段”（时间性）和“版块”（空间性），而是将从自我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全部人类传播形态收归麾下，强调泰勒主张的对话、协商、清楚表达。它打破了时间性和空间性，一个人的只言片语通过新媒介载体如博客、微博、微信等工具的散布，皆会脱离过去“一个人的对话”的那种自我闭合，点赞、转发、评论……从而不断地与外界发生着人际、群体或者大众传播，并接受外界的批判和反馈。从方向来看，向外和向内的传播、内生的驱动和外来的都统一在生命体中，单个的人如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极为开放地迎来送往一切与意义的制造、生产和运输有关的信息流。各种媒介的介入还产生了有别于过去零中介的自我传播获得的效果和体验。曼纽尔·卡斯特甚至创造了“大众自我传播”概念来描述这种媒介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多形态的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是一种自我传播，因为信息是由自己生产出来的，那些潜在的信息接收者也是自主确定的，而在传播网络中检索特定的信息和内容是自我选择的。[96]

第三，从传播关系来看，生命传播强调间际性，即万物互联——新我与旧我、自我与他我之间均可以“互镜”[97]，进行诊治和矫正，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说自话，抑或是在老旧的范式、套路里墨守成规；媒介空间不只是信息等物理介质的勾连，还由知识、经验、惯习等共享扮演主角。生命传播便要提倡这种海纳百川、四通八达的雍容气度：“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98]

第四，从传播手段来看，生命传播同样需要介质，中国成语中的“见字如面”“文如其人”“面由心生”皆有这种万物皆媒的韵味。除此之外，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99]既是通途，也是慧根，既是接近的手段，也是其本质。人仿佛被打通七经八脉，形成“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的回环，“以心为本，以身为末”，实现佛教所说的更高级的“八识”[100]，使信息在身体内外的起承转合最终“大圆镜智”。查尔斯·泰勒认为个体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通过与他者的交流而获取丰富的人类语言表达来界定我们的认同。“语言”在这里是广义的，包括不同范畴的“语言”，如艺术语言、文化语言、社团语言、传统语言、道德语言等。[101]

第五，从传播效果来看，自反性传播最终强调“让主体的心理状态趋于通泰和谐；而自觉的、稳定的通泰和谐的心理状态将使主体实现一种和合圆融的人生境界。”[102]这种状态又与前文描摹的“完美的主体间性”所描绘的那种和谐状态相契合——“圆融”取自《楞严经》上所说“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描述的是宇宙本体的统一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