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
如前一节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发轫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对立、城市阶级斗争和空间政治做了一定的阐发和论述，但城市问题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和理论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101]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城市政治问题的理论研究以新马克主义思潮为载体获得进一步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以一种时空对话的方式重新阐发城市政治问题，带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城市政治研究学科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的理论内涵
“新马克思主义”又称“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学者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新马克思主义”没有统一的解答。有的学者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争论和评估后，发展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新马克思主义往往可以分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几个学派。还有的学者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指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主要指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
不管学界争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以20世纪之始为分界线，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般来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而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则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102]。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称，凡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均包含在内。
本书在行文的过程中主要会涉及两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结构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主张认识人的本质属性只能通过认识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而实现，社会结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只有通过研究结构才能理解和解释可观察到的现实。结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但更注重揭示那些决定不同生产方式运作的基本结构。不同于结构主义要将人置于一种“客体”或“被决定的存在”的地位，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一种“主体”或“决定性的存在”的地位。“人本（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于通过人的行动或斗争来改变使人异化、受压迫和受奴役的社会条件。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派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借鉴、延伸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资本积累、阶级斗争和国家理论等，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城市得到充分发展，其内在政治机制较为成熟的时候，做出的相关分析，更加具体地认识和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生存的条件和政治问题。
根据其结合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可以大致将有关学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学者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他们提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在主要研究工作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一定的政治实践目标。第二类学者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城市政治理论家”，他们与第一类学者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工具，而只是在部分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本书所研究的主要是第一类学者，也包括第二类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派系。它内容庞杂，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方法运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有一些流派和代表人物的观点是准马克思主义的，有一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前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总的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者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不是在政治运动基础之上的。大多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西方学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只是他们用以分析社会现实的理论工具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主要部分。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是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者对资本主义进化能力、阶级利益多元分化以及科技革命条件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或评价，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以政治斗争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
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和哈维是最有代表性的三位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他们最早在城市政治理论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对城市空间诸多具体因素的探讨。
亨利·列斐伏尔是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之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空间政治学理论分析的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不少研究者甚至把他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列斐伏尔在政治上一直接近左翼进步力量，较早地接触和研究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并由此转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8年，列斐伏尔在法国创办首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杂志》，并于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由于不满斯大林的教条模式，列斐伏尔在1958年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但他理论上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与存在主义进行呼应对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文化状况。列斐伏尔的理论在1968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中逐渐受到“新左派”的重视并对学生运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被奉为精神领袖，得到了“法国学生运动之父”的美誉。
列斐伏尔是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中的长寿者之一，在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作和发表了六十多部著作和三百多篇论文，著述颇丰。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出发，在新马克思主义中率先开启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领域，认为革命需要消除日常生活的无意识，即关注人，而不是商品生产。1947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导论》出版，这使他一夜成名，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潮。随后，他又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生活和社会学基础》（1962）和《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1981），这三卷《日常生活批判》在法国引起极大的轰动。在列斐伏尔的引领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而不再是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发展，列斐伏尔愈加意识到，“城市的日常生活状态是革命的敏感性和政治进化的中心环节”[103]。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在研究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问题中，重新发现城市政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城市政治研究，关注意识的城市化、围绕城市权利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都市革命”等问题。在这之前，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理论和政治重视。因此，他的研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之先河。卡斯泰尔斯盛赞列斐伏尔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城市政治理论“无疑是致力于认识当代城市问题的最深刻的知识成就”。[104]列斐伏尔对城市政治的思考主要包括：“将已有的城市理论和城市实践批判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作用正是要确保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认同；已有的城市理论及所支持的城市规划是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纯粹的科学对象，是一种技术统治论，忽视了塑造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城市空间是政治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应该考虑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空间被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矛盾如何产生的理论。”[105]列斐伏尔城市政治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城市的权利》（1968），这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100周年而撰写的第一部城市政治理论著作。在《城市革命》一书中（1970），列斐伏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分析了当代的城市主义的发展演变和走向趋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中，列斐伏尔详细考察并系统梳理了马克思著作中有关城市的具体论述。在其七十岁高龄时，列斐伏尔综合其一生对城市政治的研究成果，出版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空间的生产》。这部著作对空间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做了极富想象力的分析，并且修正和澄清了之前在“城市革命”等研究上的一些错误或模糊的观点，将“空间的生产”作为城市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和新起点，从而开创了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列斐伏尔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卡斯泰尔斯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系统地梳理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并向英语世界引介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此后，列斐伏尔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享誉全球。
曼纽尔·卡斯泰尔斯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之一。卡斯泰尔斯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青年时期的卡斯泰尔斯热衷于政治运动，并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1962年，卡斯泰尔斯因参加集体抗议活动被迫流亡巴黎。
在流亡巴黎期间，卡斯泰尔斯获得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公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学位，并在老师阿兰·杜罕的指导下获得了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社会学，是因为在卡斯泰尔斯的眼中，社会学是“最具政治意涵的科学”[106]。1968年，卡斯泰尔斯到法国巴黎楠泰尔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列斐伏尔成为同事，直接受到列斐伏尔等老一辈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启发。在这里，在列斐伏尔和卡斯泰尔斯等人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和城市骚乱，即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中的著名学生领袖丹尼尔·柯亨-班狄特（Daniel Cohn-Bendit）就是卡斯泰尔斯的学生，卡斯泰尔斯本人对此也不无得意，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运动后期，卡斯泰尔斯在街头游行示威时被警方逮捕并驱逐，开始第二次流亡。随着法国政府对卡斯泰尔斯驱逐令的解除，卡斯泰尔斯开始往返于智利和法国两地，进行教学研究和政治实践，1973年，由于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卡斯泰尔斯第三次遭到驱逐。
作为一名左翼的激进斗士，虽然卡斯泰尔斯饱受流亡之苦，但这却使他在城市科学的研究上大放华彩。1968-1969年，卡斯泰尔斯先后发文《城市社会学是否存在？》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城市科学发起挑战。1972年，卡斯泰尔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和杜罕的社会运动三者结合，创作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书。在书中，卡斯泰尔斯对列斐伏尔城市政治理论的批评，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建立了参照物，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体系。这本书在法国一炮走红，卡斯泰尔斯也一举成名。该书被认为是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著作之一”[107]，卡斯泰尔斯也颇为自豪地说：“和列斐伏尔一起，这本书成为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的基石。它带领都市研究的学术界迈入下一个十年。”[108]
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后，卡斯泰尔斯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考察城市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斯泰尔斯的城市政治理论开始被翻译到英语世界。1976年，皮克万斯翻译出版了《城市社会学：批判性文集》，收录了卡斯泰尔斯的两篇文章，这是卡斯泰尔斯的城市政治理论首次被介绍到英语世界。紧接着《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于1977年被阿兰·谢里登翻译成英文，1978年卡斯泰尔斯在1971-1976年间的部分论文也被翻译成英文，并以《城市、阶级与权力》为题结集出版。在这本书中，卡斯泰尔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城市社会运动，认为城市社会运动应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关键力量。
1983年，卡斯泰尔斯又创作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城市与草根》，该书还获得了当年的莱特·米尔斯奖。在《城市与草根》中，卡斯泰尔斯基本上放弃了原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在书中说明他的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由研究城市的政治经济转向研究城市文化。此举意味着卡斯泰尔斯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光荣完结”[109]，并明确拒绝将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卡斯泰尔斯自己也表示：“这本书没有《城市问题》那么有影响力，因为我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意识形态追随者很失望，即使我明白指出，我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我无法再用马克思主义当工具来解释我的观察和研究。”[11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定居美国的卡斯泰尔斯看到了高科技产业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开始转向对现代信息时代及通信形式的研究，出版了三卷本系列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包括《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此时的卡斯泰尔斯声誉日隆，被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政府聘为政策顾问，只是他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光环已经褪去，曾经激进的左翼斗士情怀不再。卡斯泰尔斯还曾在1987年和2004年两次访问中国，在中国进行科技政策的研究。
戴维·哈维是当代城市地理学和城市政治学的领军人物，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哈维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探讨资本主义城市政治问题，对城市进程中资本的积累和阶级关系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在整个城市科学的研究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发表，标志着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开始。这本书是哈维的第二部著作，在书中，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空间形态、城市地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制度之间的关系。哈维将正义放入社会空间中进行考察，正义是可以通过城市来实现的政治力量。哈维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力量、城市性的历史和力量演变、相关社会科学研究，解释了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之后，哈维沉寂了近十年，在1982年出版了《资本的局限》。从1971年开始，哈维便坚持阅读《资本论》，通过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哈维在《资本的局限》中重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总结和发展了资本循环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流动造成的城市、地区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哈维“试图重写马克思的《资本论》”[111]。
《社会正义与城市》和《资本的局限》比较多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图将城市和空间结构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随着城市政治理论研究的深入，哈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了两卷副标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著作——《意识与城市经历》和《资本的城市化》，这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哈维所发表的论文的汇编，收录了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观点。哈维在这些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具体论述的社会空间问题，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如何将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物质景观作为空间扩展和资本积累的组成部分，并针对城市生活经历说明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
哈维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其学术著作层出不穷，可谓著作等身。1989年，哈维于牛津大学任教期间创作了畅销书《后现代的条件》，这是对后现代思想和论点的唯物主义批判，揭露资本主义自身实际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在《正义、自然和地理的差异》（1996）中，哈维把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和环境正义上，书中辩证的观点一度引起了一些绿党成员的愤怒。2000年，《希望的空间》问世，哈维勾勒了一个“辩证的乌托邦理想”，设计了一个与自然更加平等的工作和生活的世界。2005年，哈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历史检验。哈维近期的研究体现在《资本之谜》（2010）一书中，他以长远的眼光对当下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做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哈维解释了资本主义是怎样统治这个世界的，为什么会导致当前的金融危机。他在书中论述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非道德和无法无天的，规制和道德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哈维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持有丹麦罗斯基勒大学、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曾被授予瑞典社会人类学与地理学会Anders Retzius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Patron勋章、地理学Vautrin Lud国际奖。1998年他被任命为英国科学院研究员，2007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战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给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新技术阶级的崛起，削弱了资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垄断地位；20世纪初出现的股份所有制减少和改变了私人或家庭对公司的占有，使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专业管理者从事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并决定公司政策；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了最贫困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资本主义通过规划和平等化政策，缩小了收入和财富的差距。
此外，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政策被认为有利于加强国力、维持健康的国家收入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国家通过购买商品和劳务、国家投资或补贴、国有化、工资与价格控制以及指导私人投资、规范公司结构等手段寻求经济稳定，平衡资本和劳工利益。国家扮演着经济仲裁人和最大雇主的角色，公共部门持续增长。
民主化进程改善了工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条件，改变了传统政治斗争的基础，导致政治组织和活动方式重新改组（包括政治经济利益的选区化、地方化）。19世纪末以来，选举制度在无记名投票、普选权、禁止竞选舞弊和恐吓的严格立法方面的三项改革，推动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这些变化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那些对工人极度剥削、国家紧紧依附于少数私人利益的早期形态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应当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性质，解释新出现的阶级结构的特点，认识不同阶级、集团在发达社会实际发挥的作用。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对立，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控制、经济活动以谋取利润为基本目标和资本家对利润的占有、经济活动的市场机制没有改变，仍然是造成收入不平等、阶级差别的根本原因。到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是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二战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时期，制造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转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分工日趋复杂。城市扩张导致大都市区的出现，城市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工人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产业、就业和零售业向郊区的转移，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这引起了城市中心区的严重衰败。据统计，196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67%集中在中心城市，但到1980年下降为25.8%。1972年，位于郊区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占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旧金山、匹兹堡、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制造业中心城市的53.4%—78.2%。[112]1963-1977年间，最大的25个城市中心区制造业岗位减少了170万个，而郊区就业岗位增加了120万个。这些趋势都对城市产生了影响，有些地区出现繁荣，而有的地区则急剧败落。由此所带来的城市税收减少、公共设施和服务下降、就业困难和失业率攀升等颓败景象，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
城市作为资本积累最为集中和空间呈现的地方，也突出反映了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以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20世纪中期，欧美各国城市产业调整，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成为公共政策的中心，各国政府陆续制订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住房计划。从政府经济计划中受惠最大的是企业资本利益和中产阶级，而不是包括贫困阶级在内的普通居民。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暴乱增加，骚乱不断，引起了人们对贫穷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关注；法国巴黎1968年学生和工人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导致国家对城市动乱的调查；在20世纪70到80年代西欧大城市，外国劳工在住房、就业、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使得城市中的阶级问题备受关注。
城市危机的直接表现是城市财政危机。在后工业革命时代，早期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已不适应当代城市的发展需求，维持这些基础设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要替代这些设施则需要更大的代价。城市服务成本的提高必然会加大税收水平的压力，那些有朝气的企业和企业家都趋于迁离老化、贫困、病态、不正常发展和失业严重的城市，迁往税收较低的地方，从而形成城市的恶性循环，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反之日益减少的资源就会越发枯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75年的纽约市财政危机。庞大的开支和拮据的岁入，迫使纽约市不得不从1960-1961财政年度就开始采取财政赤字开支，此后节节攀高。[113]1975年10月17日这个世界金融之都、全美最富庶强盛的城市的银行账面上仅剩3400万美元，而这一天的到期票据和其他开销共需要4.77亿美元，政府无力支付巨大的财政亏空，濒临破产。
从这些城市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持续进步的长远目标没有改变，有关财富和权力的积累和集中、社会阶级的关系、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时代课题仍需要做出新的解答。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基本理论仍然具有生命力。
城市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危机的加剧，促进了城市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统治阶级特别是政府官僚被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震动，迫切需要发现其原因，因此积极地推动城市政治研究；左翼政党、激进左派和工会也认识到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应当提高认识和斗争水平，因而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学者从事城市研究，提出不同于政府技术官僚的观点。这使得城市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产生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论著。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政治经济结构的再调整，政府失灵的财政危机使得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成为主导，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促使更多的社会团体包括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工会、社区组织等进入城市层面，新的权力研究理论随之出现，增长机器理论和城市政制理论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在政治行为的结构方面，城市政治视野中的公民权利与城市中的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城市中的公民、团体、组织、党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联盟如何对城市的治理与发展产生影响，不同的理论流派也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城市抗议和市民骚乱之前，城市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存在城市生活非冲突的观点。然而，60年代欧美城市政治地带中的变化和城市社会运动的出现，导致了对城市政治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的质疑。可以说，关注城市社会运动是对城市政治理论的一个贡献，因为城市社会运动是一种促使城市结构转化的大众动员，是城市权力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的直接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传统城市政治理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新的时代条件呼唤新的城市政治理论，尤其是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寻求对冲突、矛盾的解答，这就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理论学说呈现多样化格局的时期。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而出现的学术思潮。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中，有两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一个是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议，另一个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问题。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显现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无论对这两个问题作何种解答，无论马克思前后期的差别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别是否真的存在，这一争论本身已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经历某种分化的内在理论根据了。
从外在理论条件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学院式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实践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觉介入人之存在的终极关切社会历史进程，而不可能把自身封闭在纯理念的学术王国中，不可能远离时代的文化精神冲突而自足地发展，必然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相交汇或交锋，并在影响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前提下，也经历着自身的改变、分化或进展。由叔本华的哲学开启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孔德的学说开创的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就是最有影响力的。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新马思克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人本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以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而这种分野也给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研究带来了张力，如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理论来源于人本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而曼纽尔·卡斯泰尔斯则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引入城市政治研究。
到了20世纪60年代，城市社会运动的兴起使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正义问题成为城市政治研究的中心，政治经济已经变成一个更为普遍的研究论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对城市政治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面临的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派就是在此基础上崛起的重要的方面军，它反映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城市政治研究领域的突破。新马克思主义和城市政治科学两个“本不相干”的研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四、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的城市政治理论
列斐伏尔有关城市政治的思想十分繁杂，想理解这位哲学家的城市政治观，需要把握其思想体系中空间、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在生产三个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列斐伏尔城市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在这种空间内，所有的资本主义关系实现再生产，通过城市空间组织作为载体，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种空间生产的辩证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产生了一种空间，反过来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114]。
与人类历史中时间的“富饶、多产、有生命”相比，空间“被当成死寂的、固着的、非辩证的、僵滞的”。[115]空间的非流变性、有限性、固态性使得人们在对时空的认识中，始终赋予时间优于空间的特权。因为从审美的判断来看，空间是对时间所具有的永恒即美的一种撷取，是对当下流动性意识与体验的片刻凝固；从历史发展来看，以进步为理论目标的流驶性时间必定征服一切在历史中片刻停留的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空间成为一个附属的范畴，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除却武力、战争带来的领土扩张因素外，人们对空间的敏感性明显弱于对时间的感知。
这一切，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受到巨大的挑战。空间在被有意识地组织化、利用化，越来越多的空间化范式被表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尽管囿于历史原因，空间不是核心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并没有失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十分重视空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努力与城市政治相融合。列斐伏尔就是西方空间理论的思想先驱。列斐伏尔“一直是努力将空间内容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执着作者”[116]；爱德华·苏贾也赞扬说：“有着许多这样的超学科视野，或如列斐伏尔将它们描述为‘通贯现代世界复杂情势的方法’，我们可能想到文学批判、心理分析、语言学、话语分析、文化研究、批判哲学，以及这个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社会组构的各种综合的、批判的阐释。列斐伏尔独不同于这许多人的地方，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选择空间’作为他的首要阐释线索，并且持之以恒将空间交织进他的主要著作。”[117]
空间的生产源于一个哲学性的话题——空间是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话题被无数次地论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海德格尔都对空间的概念做出了阐发。列斐伏尔把空间思想引入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哲学批判的基点，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要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转换为后现代的思考方式，即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因此只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118]，最终才能达成一种“差异性空间”。列斐伏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向。
结合20世纪空间的发展现状，列斐伏尔拓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只是物质的生产，城市空间是物质生产的器皿与媒介。列斐伏尔通过对空间概念全面地哲学思辨，批判了将空间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将抽象的思考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结合，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以及三者辩证关系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即“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三元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当属“空间表征”。“表征”意指“意识形态与知识难以区分的领域”[119]，列斐伏尔指出“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及实行的秩序相联系，因此也与知识、符号、代码等关联”[120]，也就是说，有利于保障现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常常以知识、符号和代码的形式，操纵于统治阶级的手中，这样，统治阶级就掌握了社会空间秩序的主导权力。从这个角度看，“空间三元辩证法”既是一种哲学思辨，也不失为一种空间政治学说。“空间实践”是指“每一社会构成特有的生产、再生产及具体场景和空间体系”[121]，“表征空间”就是指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空间表征”规定“空间实践”，修正“表征空间”。列斐伏尔把这种既关照空间的物质属性又关照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引入城市政治研究中。列斐伏尔从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实际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创造性地构建了以城市空间为核心的“空间的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不是观念的产物，既非神圣，也非无限，空间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增长机器，是被生产之物。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空间中的生产”会转变成为“空间的生产”。
浓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使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的色彩，他强调“今天，阶级斗争被刻入空间”[122]，“空间使经济融入政治”[123]。列斐伏尔认定空间是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时代的企业竞争形态发展到当代发达垄断资本主义形态的重要因素，说明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一个世纪里成功地保持其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战略层面上，只有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中对其进行修正，才能够在根本上保持这些生产关系。”[124]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重视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125]。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据和生产。
列斐伏尔通过考察土地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空间的动产化”的概念。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中，“不动产”并不是很重要，土地作为战败的地主阶级的残余，地位要低于流动的资本；建筑业作为次等的、手工性的生产分支，其重要性也曾经不及钢铁生产和制糖业。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这种现象被打破了。建筑业带来高额的利润，通过建筑业自身，依靠一种中介——空间——金钱又带来了金钱。就这样，“那些曾经的‘不动产’后来被动产化的倾向，便在资本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了”[126]，空间被资本主义大肆劫掠，尽管有风险，但它还是引发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狂热。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这个抽象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构成的巨大网络。我们也可以见到公路、机场和资讯的网络散布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127]空间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对象，同时也是政治工具，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气，甚至光线，这些“元素”因为有了空间性的包装，也都具有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进入了交换流通领域：生产-流通-分配；都市结构及其通信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也是资本的一部分了。资本主义正是以这种将空间纳入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轨道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调整和巩固生产关系，延续自己的生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张也强化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如美国西部开发不仅拓展了物质生活的“生存空间”，同时培养和启发了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精神空间的统治，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条件。
有资本主义的空间，自然会有社会主义的空间与之相对应，这既是列斐伏尔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也是对空间生产的升华。列斐伏尔承接了马克思的观点，把城市看作是由资本、政治和商业控制着的“增长机器”，在资本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城市空间不断地扩张。与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同，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追求的不是资本的扩张和积累，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后使用优先于交换”[128]。同时，社会主义的空间应该是一个“差异空间”，因为“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形均质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因而能互换的商业化空间；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倾向于汇合一起，而消除所有的差异”[129]。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空间形态是和而不同的，私有财产消失，国家对空间的支配也不再。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是高度一致的。
列斐伏尔不仅将空间的概念代入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之中，也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框架应用于对城市的分析中。“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而有了空间政治学……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地方，而且是斗争的目标本身。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产。”[130]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空间的政治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城市规划。他考察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欧洲的一些宏大工程和城市规划后发现，城市规划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与统治阶级的高层决策相关联。空间政治的历史是一种国家战略构想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博弈和演化史。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一文中，他举例说明了空间政策是欧洲策略的一个函数。一个例子是斯特拉斯堡的机场建设计划，本来有效地利用欧洲资本，新建的机场可以将斯特拉斯堡置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这个计划无疾而终，机场不建了。人们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是谁做了这个决定。人们所知道的，是这个决定的政治意义，也就是欧洲某个政客放弃了计划，放弃了北地中海的通道：空间的政治是以欧洲为准则的。另一个例子是法国的空间战略，人们恢复了巴黎的中心地位，想要将巴黎变成和鲁尔以及英国的大都市一样的财富和权力的中心。这也是一项和空间政治有关的政治策略。通过分析，列斐伏尔总结认为，城市是被创造、形塑、改造出来的人类空间，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人将主观意识强加于自然的产物。因而，城市空间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城市应当被当作一种政治经济学加以理解。
城市规划过程受到政治的干预程度，是根据国家集权化的迫切要求和去集权化的具体要求之间的深刻冲突来决定的，从这个向度上来看，城市空间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假如空间的内容有一种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氛围，因而看起来是‘纯粹’的形式、理性抽象的缩影，则正是因为它已被占用了，并且成为地景中不留痕迹之昔日过程的焦点。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城市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31]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现代性的兴起，空间成为政治的从属，城市空间也表现出了异常强烈的政治痕迹，空间政治性的具象表现形式就是空间的占有和分割：别墅区和贫民窟形成的鲜明对比，城市中心区居住环境的逐渐恶化，社会冲突尤其是黑人社区中种族和族群冲突的发展，大都市中内城和郊区的矛盾和危机。这些问题以空间的形式彰显了阶级的对立。城市空间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在被剧烈压缩的同时也蕴藏着革命的潜能。因而，城市空间也成为阶级斗争中各方争夺的对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论点，城市成为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132]与传统的阶级斗争不同的是，城市化时代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两大阶级力量的角逐，更多的是空间的解放与重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正是通过空间化过程来实现生产并占有城市空间的，因此反抗资本主义也必将从反抗对空间的控制开始”[133]。城市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将成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那些受到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压抑和边缘化的人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很多的批评家和学者都曾对空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对列斐伏尔的论述给予积极的评价。尼古拉斯·恩特里金和文森特·伯都雷曾论及：“人们对于人类空间结构的社会构成性和政治操纵性的认识应归功于列斐伏尔。”[134]苏贾不仅高度赞扬列斐伏尔在社会生产空间的意识形态内容方面做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无论是形式、内容、建筑布局、生产和消费相对中心方位、行政区划、工作和收入的不均衡地区分布，还是地方象征和空间意象的意识形态含义，所有组织起来的空间都将被视作根源于社会，充满社会意义。”[135]斯图亚特·埃尔顿进一步阐释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认为不仅空间是政治的，政治也是空间的。他说：“之所以存在空间政治，不仅因为存在关于空间的政治争议，不仅因为没有政治语境，就无法理解空间及空间关系；认为政治必须在空间框架中进行，虽然是很有用的一步，同样不足以说明问题，之所以存在空间政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空间内在于政治。”[136]的确，在列斐伏尔之前，还没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城市进程，并通过城市进程给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空间组织这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视。
卡茨纳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一书中指出：“列斐伏尔转向城市研究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他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脱离，另一部分是源于他所观察到的结果，即1960年早期，大西洋彼岸比利牛斯省新建的拉克-穆郎镇，融合了一种在他看来是全新的而且令人欣喜若狂的现象：空间规划和解放实践被融合在了一起。”[137]列斐伏尔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知识大爆炸和人际关系日趋影响空间重塑的时代，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固守的围绕工厂组织工人政治经济运动的斗争策略已经失效，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列斐伏尔选择了城市和城市人际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都市革命”理论。
列斐伏尔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向。但他的革命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的，而是走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革命道路。列斐伏尔不赞同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解决”的观点[138]，认为这是“反城市主义”的空间概念，否定了城市作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空间。
列斐伏尔将恢复和健全新的“日常生活”作为自己基本观点的核心。所谓的“日常生活”就是指人们日常的普通的平凡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本来属性，也是列斐伏尔社会改良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日常生活不仅包括简单的生活琐事，还包含着社会的实质，充满了价值和礼仪习俗。日常生活能够把社会的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包罗起来，社会也总是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想要理解城市、城市社会过程及其本质，就必须理解和把握日常生活，变革社会同样要求变革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把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生活称为“消费支配的官僚社会”，是一种“消费主义世界”。[139]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成为被动的存在和原子化的消费者，对消费对象（消费品）做出消极的自动的反应。在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客体的消费品成为能动的，而作为主体的消费者反而成为消极的了。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新商品和大众传播工具维持着群众的消极性，使他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工人阶级丧失了目的、目标和意义，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致无产阶级被异化到不相信自己被异化的程度。
列斐伏尔意识到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内一定会发生争取崭新意识的彻底变革的先决条件的斗争，因此，他号召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批判入手，将群众从日常生活的异化中唤醒，使其重新具有革命性和创造力。列斐伏尔认为革命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涉及文化方面，他指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重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即只重视宏观革命，而忽视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变革，亦即忽视了微观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一文中，列斐伏尔一再强调，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权，就其事实而言，并不涉及具体生活中的改革，那样是难以完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的。列斐伏尔主张将政治、经济变革同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到社会主义变革的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列斐伏尔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来实现“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赋予新型社会空间实践以合法性。所谓“城市的权利”，也是列斐伏尔在自己最早的城市学著作《城市的权利》中所阐明的概念，指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的单方面控制。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和金融商业活动在城市中心的集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迫使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实现“城市的权利”意味着居民可以拒绝服从资本和国家统治的需要，拒绝从原来人际交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城市中心向外迁移，被隔离于外围居住地区而进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
“差异的权利”是“城市的权利”的逻辑延伸，它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异同。对列斐伏尔来说，“差异空间”的生产是革命理论和时间的目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阶段，紧迫的斗争是从资本主义组织控制下争取自由的日常生活的斗争，使空间的管理由大众掌握，为大众服务。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实现“差异空间”生产，所要采取的基本途径不仅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要实现地域范围的自治。“日常生活的转变应当通过有相关利益者的残余而实现，不只是根据他们对价值准则和现代政治民主进程的理解。在这个层次上，这个利益与利益者的联合体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自治。”[140]通过实现地域范围的基本自治，恢复新的日常生活，使居民根据自治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区分了城市（在法文中，列斐伏尔用了“Ville”这个词）和都市的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是早于都市出现的；而都市是在城邑分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空间、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体。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141]，而都市革命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列斐伏尔认为，都市本身在历史上可以成为一个能动力量，他把这种从工业化向都市化演进的过程称为“都市革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都市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使用‘都市革命’一词时，我们是指贯穿整个当代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带来了从一个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占主导的时期到一个城市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探讨适合于都市社会的方案和形式居于优先地位。”[142]
都市化克服了一些资本主义已有的矛盾，但是也滋生了新的政治问题——空间的扩张对日常生活的威胁。列斐伏尔通过对法国住宅问题的考察，发现与城市空间扩张相伴随的是在建筑方面和城市规划方面的退步。人们被分散了，特别是工人，被疏离了都市的中心。在都市的这一扩张中占主导的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隔离行动。城市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空间的矛盾，“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化了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的中心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分裂了”[143]。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一种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对于资本主义的维持，有的人认为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来实现的，可以被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另一些人会认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的，它们的建立也是通过政治途径。对于这两种说法，列斐伏尔都不满意，他认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列斐伏尔看到，资本主义在利用空间来维持自身统治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利器——空间——既是压迫的工具，也是抵抗的武器，“权力虽然占据了空间，但空间却在它下面震动”[144]。列斐伏尔认为，想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就必须要打破旧的社会空间形态，建立一个全新的空间，“一个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它的潜力就无法展示和发挥出来。革命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只是想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即社会的上层建筑或政治机器，而不是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的转型，必须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对于日常生活、语言、空间都必须给予创新的力量”[145]。
列斐伏尔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应该为城市权力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阶级斗争也应该聚焦于区域解放和重构，聚焦于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结构中对主导型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146]。列斐伏尔所主张的都市革命，实质上就是要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城市空间，将日常生活和支配空间的权力从国家转移到民众的手中。国家形态作为权力机构破坏了社会的空间形态，因此，列斐伏尔希望打破所有制关系，依靠社会化也就是全体人民来占据和占有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对现实社会中还不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都市革命”被很多人批判为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的成分较大。然而，列斐伏尔认为：“没有乌托邦——没有对可能性的探索，就没有思想；没有涉及实践，也就等于没有思想。”[147]卡斯泰尔斯批评列斐伏尔把“对都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问题都市化的改造”[148]。随着研究的深入，列斐伏尔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简言之，列斐伏尔希望的是通过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城市政治理念，以反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
列斐伏尔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城市现象、城市问题和城市政治，把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和由此引发的阶级斗争、国家权力、文化革命相关联，这在城市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都是巨大的创新。卡茨内尔森对列斐伏尔的贡献做出了重要的肯定：“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戴维·哈维和曼纽尔·卡斯泰尔斯作为两个最有影响的城市理论家寻求将马克思主义转向城市问题之时，他们不可避免地都聚焦于列斐伏尔的著作上。因为在当时，只有他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城市领域的沉默。”[149]
五、城市社会运动——卡斯泰尔斯的城市政治理论
列斐伏尔像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拓荒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下开辟了城市政治的处女地，他的城市理论多是形而上学的分析理论，对于社会的许多决定性因素的认识过于抽象化。作为列斐伏尔的批判的继承者，卡斯泰尔斯用缜密细致的方法，认真考察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并借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的领域树起了属于自己的鲜明旗帜。
卡斯泰尔斯通过“结构”的视角，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城市体系”，并且在各种要素中选取了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集体消费”作为研究的对象。卡斯泰尔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大部分活动都与“集体消费”有关，无论是国家对空间设置的干预，还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城市内部围绕集体消费而引发的城市社会运动一旦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就有可能成为变革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力量。爱德华·苏贾精辟地指出：“在《城市问题》的法文版原著中，卡斯泰尔斯创造性地把列斐伏尔关于城市和空间的写作、杜罕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综合在这本20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的最有影响的书中。”[150]这也正是卡斯泰尔斯的理论渊源。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是人与人际关系在特定空间的聚合，因此，通过空间分析城市是城市政治研究的基本切入点。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一书中，卡斯泰尔斯将“城市系统”作为城市空间分析的基本术语，“把城市看作社会在空间上的投射，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也是最基本的路径”[151]。在卡斯泰尔斯的眼中，空间是“一种物质的产物，与其他的物质要素相联系——这些要素包括牵涉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本身，正是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及相互关联的其他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152]。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的结构性表达，这种社会结构包含各种要素、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把空间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达来分析，就是要研究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和这些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这些连接的社会实践对空间的塑造过程”[153]。
卡斯泰尔斯把社会的空间构造分解成经济实体、政治制度实体和意识形态实体三种系统，每个系统又区分为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亚要素。在这里，卡斯泰尔斯并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是移植了结构主义对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种生产方式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种相关的要素或系统组成。卡斯泰尔斯指出，这三种系统需要更具体的说明，才能用于理解城市地区。经济系统包括：生产要素，指生产商品和信息的全部活动，如工厂、办公室，用符号P表示；消费要素，与社会、个人或集体占有的产品相关的全部活动，如住房、公共设施，用符号C表示；交换要素，是生产和消费间的交换产品，如交通、商业，用符号E来代表。政治系统的要素是行政，是在生产、消费和交换中进行调控的过程，用符号A表示。意识形态系统则由符号要素构成，用符号S表示。[154]
卡斯泰尔斯认为这样的分类太过笼统，不能体现城市系统，所以每一种要素都必须进一步分解为各种亚要素，“城市系统中存在的不同亚要素及其作用和层次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规定了城市系统的组合”[155]，如表2-1所示。
表2-1 卡斯泰尔斯的城市系统概念
卡斯泰尔斯将马克思主义部分原理与结构主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城市系统，这对人们了解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要素、亚要素、层次和角色内在联系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结构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卡斯泰尔斯对城市系统的概念也并没有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
卡斯泰尔斯认为，在上述的城市系统中，城市是不能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来定义的，尽管城市是特定意识形态在空间的凝结，而历史上也的确存在古希腊城邦式的以政治要素为核心的城市类型。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只能用经济来定义。卡斯泰尔斯和列斐伏尔一样，把城市看作是再生产的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不同的是，卡斯泰尔斯把城市作为集体消费的场所。在卡斯泰尔斯看来，城市的确是资本积累和生产发生的地方，都市可以定义为“劳动力的集体再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城市单位”[156]。在卡斯泰尔斯看来，城市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借以组织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如何实现集体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基本动因之一。虽然集体消费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但在当今却是非常重要和显著的功能。
所谓“集体消费”，也称“集体的消费方式”“集体消费的方式”，是指国家提供或支持的公共物品（教育、娱乐、医疗保健、住房等）消费。卡斯泰尔斯在《城市问题》一书中，把集体消费看作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的集体化”[157]。“集体消费”在卡斯泰尔斯的城市政治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集体的消费方式，构成了城市单元的物质基础”[158]。
卡斯泰尔斯“集体消费”理论的基本含义是：要想工人能够每天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就必须供应给他们食品、住房和交通工具，同时通过教育机构进行培训；由于人口更加集中，所有这些消费项目日益在城市环境中提供；教育、交通、住房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供给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公共事务，因为私人资本认为其无利可图；这种由国家提供的集体消费，正在成为政治关心和行动的对象；然而国家很难支撑集体消费的巨大付出。因此，存在一个消费供给的危机趋势，并导致城市社会运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曾涉及生产消费（涉及生产手段的再生产）、个人消费（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奢侈消费（超出需要的个人消费），但卡斯泰尔斯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区分当代消费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区别：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他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大部分活动与“集体消费”有关，因此将“集体消费”作为城市政治理论研究的特定对象。卡斯泰尔斯认为，一个城市或“城市单位”应该被定义为一种集体消费的区域。这样，整个城市问题便可以通过一种“理论方式”加以探讨。
卡斯泰尔斯提出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城市作为“集体消费”区域的含义。第一，城市区域应该被视为一种空间结构，是一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集合或产物。第二，一种城市区域，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经济存在，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存在。第三，经济存在由两个因素组成，即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城市区域的定义应当取决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城市似乎直接意味着与劳动力相关的过程，是一个由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所限定的区域”[159]。相反，生产手段与地区问题的范围有关。第四，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两个因素组成，即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而城市应该被定义为后者。集体消费包含着“城市所能提供的大部分项目”[160]。
卡斯泰尔斯提出，城市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借以组织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人口围绕服务设施中心集中，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于是“居住密集区组成了集体消费的单位，而它们的管理由直接与各种集体财产的组织与管理相关联”[161]，城市便成为集体消费的最有效和方便的组织形式。在卡斯泰尔斯看来，如何实现集体消费不是城市的唯一功能，但却是在当今非常重要和显著的功能。当今城市的功能已经大大不同于封建城市，在封建城市，政治统治的作用是主要功能。资本主义城市的功能也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成为集体消费场所，而不是生产场所。
结构主义者认为国家对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四种主要作用。第一，国家提供“集体消费”，促进了对资本主义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也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国家在教育、社会服务、住房建设和交通设施等福利供给上作用的增长，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也提供了一种健康的和熟练的劳动力，确保了对经济的高水平需求。第二，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成为生产成本的一种补助。供水排水设施、道路、电力等是国家补贴私人公司成本的例子，这有利于减轻一半费用和保证市场竞争。第三，城市的集聚是资本主义功能的体现，因此，国家更加介入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发展类型的地区区划，以加快和规范集聚的合理化过程，并通过这种方式协助资本循环和积累。土地利用规划有利于克服传统土地占有制造成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土地利用中的混乱、冲突问题，限制资本主义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破坏整个城市环境的有机统一。第四，国家的“相对自主”是解决政治不满的“安全阀”，国家角色保持最终的镇压和裁决功能；由于资本主义及其城市形态充满矛盾和具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性，国家通过暂时的妥协和改革，化解反对资本主义方式的任何激进行动。
卡斯泰尔斯的理论是，国家对于集体消费不断增加的干预是发达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特征，并且也使国家成为一个迅速反映政治需求的目标。他关于城市政治的概念也确认了国家对集体消费进行干预的作用。卡斯泰尔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在于：一方面，集体消费手段（以城市组织为基础）为资本所需要，以实现足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同时也被大众所需要；另一方面，集体消费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也没有利润可图。长期以来努力克服这个矛盾的结果，是消除了国家对集体消费手段的生产、分配和管理方面以及组合这些手段（住房、学校、保健、文化设施和交通等）的城市单元的组织和功能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干预。这种干预代表着两种‘社会力量’：资本的技术、经济要求和大众需要的发展。这种干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一方面通过预算行为和行政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再生产这类具有协调作用的经济和社会机制。”[162]可见，国家干预并不是简单的管理办法，它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缓解阶级矛盾、化解阶级冲突。这里有一个倾向必须关注，即国家干预的过度政治化。过度政治化意味着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完全结合，甚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大部分阶级的利益，其结果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或停滞，社会矛盾激化或结构转型。
卡斯泰尔斯指出了国家干预的两重性对集体消费过程及其派生的城市组织有两个主要影响：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的规范功能，另一个是将国家推向主要负责代理者的位置，导致城市问题的政治化。消费就这样与国家权力、阶级矛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围绕着“集体消费”，在城市中引发错综复杂的城市危机、矛盾和冲突，城市成为各个群体和利益团体的角斗场，最终会导致城市社会运动。
“集体消费”这一概念一度在西方学界流行，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将“集体消费”作为理解城市的出发点，不足以解释城市的全部机制和复杂性。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指出，卡斯泰尔斯将城市看作集体消费场所与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将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病理场所。[163]到20世纪80年代初，卡斯泰尔斯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早期提出的理论推理，但作为70-80年代最知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之一，卡斯泰尔斯所阐发的消费政治的观点已经成为城市政治研究的重要参照点，其理论创新在学术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权力在城市系统中的来源和实际运作机制，是城市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列斐伏尔对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批判的观点是对现实社会中还不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卡斯泰尔斯有关政治实践和城市社会运动的观点则来源和侧重于一些现实存在的事物。卡斯泰尔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的重要功能不是通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过程，而是作为“集体消费”的中心。阶级斗争已经主要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由工厂转向社区。由国家负责组织和提供的公共住房、交通、保健医疗等集体消费是“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城市居民围绕集体消费所受到的限制和不平等分配进行各种抗议，要求改变集体消费的既定模式；由于这些抗议斗争涉及生产力再生产，如果它们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形成广泛的城市社会运动，便具有产生革命的可能性，最终打破现存的财产占有结构，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在具有阶级斗争传统的法国，卡斯泰尔斯通过对百余次城市抗议运动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中的斗争策略问题的理论观点，即城市社会运动。
在传统的城市政治理论中，社区权力是城市政治研究的主流话语，而政治学里一些最重要的关于权力理论的研究成果就始于对城市社区权力的研究。
社区权力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达到鼎盛。社区权力研究主要是回应城市权力掌握在谁手上，这些权力是如何取得的，权力的运作机制与结果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城市的政治逻辑，并于20世纪50到60年代形成了精英理论和多元主义的主要辩论。以亨特为代表的精英论认为城市决策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他们掌握着决策权，重大的政治方案通常是由这些代表少数人意志的政治精英决定的；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论者则认为，城市权力分散在众多的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当中，每个群体都有独立的权力中心，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官员向选民负责，选民也可以通过选票操纵政治官员。
在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看来，亨特是把阶级统治问题化约成对政治权力机器的一种争夺，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而达尔对权力的复杂情形的极力解释，又把城市决策导向了一个不确定的政治游戏之中，这就使得无论是精英理论还是多元主义都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城市中的权力关系也绝不仅仅是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活动，城市抗议和市民骚乱等城市社会运动也是城市权力关系要着力的考察点。卡斯泰尔斯认为，权力关系必须从属于社会结构，是由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整体来界定的。“我们将权力关系定义为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而阶级关系是社会结构中全部实体所定义的相互对立的位置的组合，权力于是就成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以牺牲对立阶级或群体为代价实现自身目标利益的能力。”[164]这样，权力就不是某个个体行为者的个人意志，权力关系即成为特定的阶级关系，那么城市政治其实也就是各阶级为实现其各种目标利益而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卡斯泰尔斯认为，政治实践可以区分为两种相互关联的领域：一种是国家干预（城市规划），即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对社会系统的调节和规制；另一种就是城市社会运动。
西方的主流城市政治理论家们通常不会关注城市中的阶级、种族或性别的统治问题，这种情况除了与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念相关外，也反映了他们对私人和政府研究基金以及官方资料的依赖。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家们都将阶级和阶级矛盾放在城市权力的突出位置，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传承。因此，是否把阶级矛盾和冲突放在重要的位置，是否把阶级差异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者与自由主义学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卡斯泰尔斯给城市社会运动做出的定义是：“一个由城市代理人系统和其他社会实践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特殊的方式结合而形成的实践系统，它的发展客观上是朝着城市系统的结构性改变或者说在阶级斗争中对阶级关系的重大修改，也就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国家权力的重大修改。”[165]城市社会运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的反抗，直接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冲突，目的是为了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在卡斯泰尔斯看来，城市社会运动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必须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变化；第二，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运动相关联。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但这并不否认以各种城市问题为基础的城市矛盾的重要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矛盾形式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阶级斗争的场所也由工厂延伸到了社区。城市社会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城市斗争和其他的社会斗争形式做了有机的结合，是城市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合。卡斯泰尔斯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力主将城市斗争纳入到工人斗争的体系中来。他认为，如果城市斗争只是单纯为了解决某项城市议题或城市问题，那么它很容易会被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瓦解收编。城市斗争只有突破了有限的斗争目标，并且与挑战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建立起广泛的政治动员，从根本上挑战甚至是改变资本主义的财产占有关系和权力结构。“可以说‘城市政治’是阶级联盟形成的一个基本元素，特别是它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166]
卡斯泰尔斯的城市社会运动因其研究方法的转变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这一点从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可以体现出来。在前期的著作如《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城市、阶级与权力》中，卡斯泰尔斯认为城市社会运动充满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它广泛存在于工人阶级的抗争运动之中，阶级斗争是社会运动的关键变量，它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其产生影响。他甚至认为有可能会再次发生“巴黎公社”这样的革命斗争。在卡斯泰尔斯看来，城市社会运动围绕集体消费问题可以深刻地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和斗争形势。他深信，持续出现在城市中的围绕住房、交通、公共设施、规划决策等问题的大多数抗议活动，能够与劳工运动组织相结合，从而能够上升为具有改变社会结构潜力的城市社会运动形式。卡斯泰尔斯指出，城市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以强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为基础，并争取社会主义的广泛政治同盟来实现，“现在（20世纪70年代）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己提出西欧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利益和认识到其必然性、可能性的主观觉悟基础上所建立的广泛阶级联合，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167]。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与其他阶级如“新的小资产阶级”组成广泛的联盟。城市问题促进了这种同盟的形成，因为围绕集体消费危机而产生的运动代表着广泛的社会利益，城市矛盾和斗争提供了建立新的反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由于受到1968年巴黎“五月事件”的影响，卡斯泰尔斯一度认为仍有起义的可能性，随着城市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占主导的城市社会联盟将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城市权力出现在街头……在我们社会中重新开辟革命的道路”[168]。
在坚持城市抗议必须经历社会主义似的大规模政治斗争的同时，卡斯泰尔斯也逐渐意识到城市社会运动在引发民众进行起义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在扩大社会主义和左翼革命政党的选举基础上作用明显，建立在广泛联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转变只能通过民主形式来实现。他指出：“新型社会斗争与替代性民主政治相结合能够导致基于公开走向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左翼选举的胜利。为了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和不限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阴暗政治，它必须不能在一个相互矛盾的同盟中支撑自己，而是在大众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和意识统治。”[169]选举的重要性方面有时甚至超越了工人斗争，因为通过选举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对国家和政权的统治。他认为随着人们对选举的日益重视，人们的斗争方式也由流血向和平转变，因为他们希冀通过选举的途径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这使得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似乎变得可以预期，如英国工党等组织正是通过议会选举而非工厂斗争赢得政权。英国学者桑德斯认为，卡斯泰尔斯由强调大众起义到主张民主斗争，反映了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的相应变化，卡斯泰尔斯确有逐步摆脱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立场的倾向。
尽管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矛盾冲突，但围绕“集体消费”不平等和不平衡现象的激进城市社会运动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政党也没能在城市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动员。在政治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城市社会运动本身没有与卡斯泰尔斯所希望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相结合。从80年代开始，以《城市与草根》（1983）一书为标志，卡斯泰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先前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许多概念被扬弃或重建。在书中，卡斯泰尔斯广泛地研究了美国、南美、西班牙和法国的一系列城市社会运动，如蒂利亚社区、1915拉斯哥租金罢工、韦拉克鲁斯抗租运动、美国内城革命、旧金山同性恋社区、拉丁美洲违建运动和马德里市民运动等，他的结论是：“虽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理解城市冲突中是基本因素，但它们绝不是城市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国家的自主作用、性别关系、族裔和民族运动，以及各种市民性运动，都是城市变化的不同根源。”[170]首先，他认为工人运动已经无力推动全面的社会变迁，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是通过全球劳动力市场组织的，在经济体系由国际化组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劳工运动没有实际力量带来社会转型，劳工运动的狭窄经济目标使它不可能提出涉及城市核心问题的人民大众生活质量方面的目标，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削弱工人队伍的力量。其次，他意识到各国城市运动没有整体统一的目标纲领，因此城市社会运动应该与左派政党保持一定距离，除非它们能够不断地维持活力。再次，他认为城市社会运动不能简单地集中在集体消费的问题上或者说是消费贸易工会主义，也应当关注国家权力、城市意义、性别关系、文化认同等问题。最后，城市运动的基础是多元的，城市居民根据不同的利益目标和行动组织结成同盟。卡斯泰尔斯认为，城市社会运动应该与市民运动紧密结合，因为他们在增强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管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外，他也注意到城市社会运动与社区利益紧密相连。社区的组成成分可以相对简单，如同为外来移民或黑人等；也有可能成分非常复杂，由不同的利益政治团体构成，为了保护和谋求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形成一种政治联盟。面对外来势力，政治残盟会通过社会运动、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等不同的运动形式表示不满并共同反抗，而这会对国家的治理和城市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因为“城市运动的确表达了我们时代的真实问题，虽然其表达层次和范围还都十分有限”[171]，它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会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出路。
卡斯泰尔斯开始虽然从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观出发，企图探讨、解释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和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但他没有从研究结果中发现明确的因果关系。卡斯泰尔斯的基本逻辑是“历史进步的自然运动”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而不是由资本规律或阶级斗争所决定的；至少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没有失去政治自由，他们及其组织（工会和政党）能在既有政治制度条件下争取社会改革和维护自身权利，“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工人阶级运动已被（有时是不情愿地）制度化”[172]；社会运动作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反映了人们反对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要求，这些运动可以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下发展，无法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和政党理论来解释；“虽然马克思主义除了历史预见的阶级斗争外并没有解释社会运动，但社会运动始终持续。……研究社会变迁的知识传统应当重新建构”[173]。不难发现，卡斯泰尔斯的社会运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最终没有接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六、资本积累与城市问题——哈维的城市政治理论
与卡斯泰尔斯的偏离不同，哈维以一个实证地理学家的学养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得益彰的完美对接。在理论构建中，哈维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模式，把资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他对资本循环、空间的生产、时空压缩、空间修正以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阶级结构和城市正义方面的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点。以至于有的学者把哈维的城市学说称为“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174]
城市空间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相互作用的场合。卡斯泰尔斯强调马克思主义重视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规律，提出理解城市必须研究“集体消费”。而戴维·哈维认为理解城市进程的焦点不是集体消费，而是马克思最关心的基本问题——资本积累。
为了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哈维从1971年就开始仔细研读《资本论》，因此，他比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城市问题。哈维多次谈到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构建资本主义城市化理论：“我在《资本的局限》中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一个解释城市化的基本理论，那就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性结构整合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中的一个积极因素。……这是关键性的理论创新，使我不再单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历史地理学，而是打开思路，用理论总结城市进程，把它作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的一个积极部分。”[175]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是资本家受利益驱使的产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积累是资本利润的形成过程，这种利润意味着用于积累更多的资本，再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积累是一个扩张过程，能够带来社会的重要变化。不仅是财富规模的变化，而且是经济、阶级关系、城市周边地区特点的变化。但马克思本人对城市建筑环境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手段的论述并不多。哈维指出，城市化研究就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城市进程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城市化涉及“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的转移，商品，金融资本；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化；信息活动和以地域为基础的阶级冲突；等等”[176]。资本主义城市化是在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必须服从于资本积累的近期和长远目标。城市进程意味着建立一种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通过城市建筑环境的形成方式和它作为资源系统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服务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资本积累对“城市化”和“城市性”的决定作用。
最先揭示资本循环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的学者是列斐伏尔。列斐伏尔对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进行了重要的区分。第一循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通，涉及商品生产的投资；第二循环指资本对土地、道路和建筑物的资本投入，涉及剩余价值从各种财产所有权投入中的产出，即从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回报。列斐伏尔指出：“只要在产业部门中形成和实现的全球剩余资本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177]
哈维“在既有的环境中对资本的循环、信贷体系以及空间结构的生产投入特别的关注”[178]。哈维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原理，结合列斐伏尔有关建筑环境中资本循环的理论，提出了用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如图2-1所示）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
图2-1 初级、次级和第三级资本循环的关系结构
资本的三级循环包括：初级循环，即资本用于普通商品生产；次级循环，即资本用于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第三级循环，即科学技术投入（旨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和用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各项社会开支，其中包含根据资本的需要和标准直接用于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投入（通过教育和卫生投入，增强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通过意识形态、军队等手段，同化、整合和镇压劳工力量的投入。[179]一般私人资本家倾向于初级循环过程中的巨额积累，而对次级循环投资不足，但是初级循环的巨额积累为次级循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三级循环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私人资本利益驱动的直接后果。资本家被迫从自己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国家机构的干预加大相应的第三级循环的投资。
哈维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而成的人文物质景观，它包括工厂、铁路等生产性人造环境和住房、商店等消费性人造环境”[180]，这种人造环境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在资本循环中，初级循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的作用，会出现“过度积累”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工人失业等。资本主义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就是将积累的资本投向次级循环，城市的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正是由初级循环的工业资本转向次级循环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是资本利润驱动的结果，“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造”[181]。人造环境不断地创造价值的能力，使资本在次级循环中获取利润，于是吸引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当城市中心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便迅速地向郊区移动，从而造成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为了追求新的且更具有生产力的固定资本形式，不得不加速对老的项目投资的贬值甚至毁坏，而这又会破坏既存的空间结构，于是空间结构被重新建构。然而，重新建构的空间结构势必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使过度积累这一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产生。为了解决资本次级循环中的危机，资本向第三级循环转移，即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
哈维总结了现代城市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1）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来增加城市的物质福利，这一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积累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需求和欲望，也不能为情感和知识的发展释放时间和空间。它承诺无限的消费主义是追求幸福的路径，但现实最多也就是不平衡的福利。（2）城市的政府标榜自由、民主，以个人权利、自由权利保护的名义，支配和剥削其他人的自由，把穷人排除在政治影响和权利之外，其政治地位被边缘化。（3）市场力量的空间自由主义削弱了静态的领土结构和力量，其作用就是向作为政治基础的领土和民族身份的回归，并产生反向的排他主义倾向。（4）市场的外部性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难题，主要表现在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居住地破坏等方面。[182]
哈维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以来的城市危机大多属于生产过剩的危机而非供给不足的危机，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并不能消除这些城市危机，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城市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的方式作为解决危机的替代性方案。同时，时间转换的方式也时常被应用，即将一部分资本转移到长期项目中，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等，通过延长资本回流的时间使过度积累的趋势得到缓和，推迟经济危机的发生。他将这种推迟与缓和危机的方式命名为“时空修复”理论。
在“时空修复”理论中，“空间修复”是哈维论述的核心。哈维非常认同列斐伏尔的“资产阶级把空间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思想。哈维主要考察了城市运输和通信业的发展对“空间修复”的巨大影响，认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就借助铁路等交通技术和电报等通信技术大大地改变了空间的配置。“开创世界市场、减少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激励因素无处不在。”“所谓排除空间障碍，就是要创造特殊的空间（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这种扩张带来的结果就是“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然后再按照殖民地和帝国行政管理的便利来非领土化”。[183]空间就是在这种不断寻找新领地、不断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的资本和贸易力量下重铸和修复的。就这样，城市空间被卷入了政治经济的斗争之中，资本构造出的独特空间，建构了社会标准，迫使人们去遵从并再生了社会秩序，使得人们各居其位。我们在空间中的姿态，我们和空间的关系，我们对空间的处置都有了政治意味；我们对于空间的态度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哈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断言：“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184]
“空间修复”的确提供了通过扩大市场逃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通过持续的空间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城市地理的扩张、重组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已经固定在城市中，但是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一矛盾不断出现，而且由于新的城市区域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因而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别处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185]换言之，如果资本没有或者不能转移，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因此，经过几轮的城市“空间修复”虽然便利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新，但是更新形式会根据资本是否在寻找一个“空间修复”克服生产过剩（新市场）、减少剩余人口、利用新材料、处理局部的过度积累（新的投资机会）等而呈现出多样化。另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中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只能维持资本循环到空间中的下一个地点。所有这些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而言，没有长久的“空间修复”。
“时空修复”只有可能暂时缓解或推迟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经济危机的最终爆发无法避免。在他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不久，他的预言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得到验证。因此，哈维大声疾呼，我们的时代需要解放政治学，要在不同空间建立有广泛基础的联合政治学，通过一场全球性的阶级斗争来构建未来社会的替代性方案。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新时代背景下，阶级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再能够担当革命重任的观念，一直为1968年之后的西方当代左派学者认同。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就指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生活水平大幅改进，思想已经被统治阶级同化，从而放弃了革命的想法。由于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各国剧减，劳动状况已经改变，劳动者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工业劳动阶级由于其所处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所担负的工作性质，已不能承担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权力的使命。他所推出的新的社会主体是既与传统工人阶级相区分的，也与特定集团无关的“非工人的非阶级”，这是由失业者、偶尔工作者、短期或临时工作者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阶级，是逃脱了或拒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
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吸收了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的观点，指出了造成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差别的三种理论：（1）来自于资本和劳工之间权力关系的主要理论；（2）来自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进化性的多种次级力量；（3）反映过去旧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残余力量。哈维肯定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和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也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主要力量；劳资双方的权力关系通过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而不是其他非市场化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但哈维又指出，劳资权力关系所构成的主要力量并不一定必然产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两分的阶级结构”。他认为“社会构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根据许多不同的因素表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两个阶级结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而提出的一种假定关系，并不意味着划定一种现实社会的整体结构。[186]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根据游民无产阶级、产业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金融家、土地贵族和农民的阶级利益，分析1848-1851年法国的冲突，便是运用了更复杂的社会结构模式。这说明马克思本人承认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点的变化，除基本的资本和劳工关系外，阶级利益和社会结构也会围绕其他力量而形成。
哈维认为这些力量可以被称为“阶级结构的次级力量”，并将它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残余的”力量，即产生于以前历史阶段某些生产方式的力量，如资本主义早期的封建残余——土地贵族和小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殖民主义残余，这些历史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第二部分为“派生力量”，即产生于资本主义积累自身过程中影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其他力量。哈维主要提出了五种“派生力量”：劳动分工和岗位专业化、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权威关系、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的操纵、流动机会的障碍。这些力量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差别。
哈维指出，劳动分工和岗位专业化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社会冲突可以在这些阶层之间出现。这种情况不同于马克思认识中的阶级斗争，应当形成理解社会关系的新的指导原则。生产的增长要求改进劳动力素质与生产组织、通信、交换和分配的形式，这些改进意味着扩大劳动分工和岗位专业化，由此产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必将反映在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社会差别上；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导致专业化金融中介的出现，由此造成了金融家和工业企业家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的分化。在哈维所分析的“次级力量”中，“专业分工”和“权威关系”是认识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领域。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都包含着十分具体的内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职业结构的日益细致的分工，围绕基本的资本-劳动关系形成了许多职业集团和社会阶层，使社会政治关系极大地复杂化。岗位专业化和中产阶级扩大化，使传统阶级对立的界限模糊了。在这种情况下，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了“大众”的概念。
大众是与帝国概念对应出现的，在帝国主义框架里分析革命主体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找到新的革命的力量。“大众”意在重新开启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政治方案，重新置换出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革命力量。在哈特、内格里看来，适应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形势，一个重要的努力就是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重新认识它的革命力量、它的构成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已经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非物质劳动形式下，资本主义的剥削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有所增强。就广度而言，非物质劳动几乎遍及全球的所有空间，成为所有劳动必然采取或即将采取的形式，资本所要求的劳动呈现出共同性。就深度而言，非物质劳动取消了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的区分从而渗透到所有人的生活中，甚至肉体与心灵中。资本榨取的不再是劳动力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所的劳动，而是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力自身。大众因此应该包括所有从事生产的人，应属于普遍化的生产方式下联合的力量，无产阶级只不过是作为具有更多内容的阶级的一个部分而存在。
大众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在树立了更多对手的同时，也积蓄了更具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面对资本新的剥削形式，曾经不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众多社会群体以一种更为显著的方式创造了共同的关联和共同的社会形式，以更为主动的合作而构成了多众——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能抵抗资本统治的大范围的政治主体。多众以非物质劳动者的形象出现，决定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领域的主体，而是涵盖一切人类生活领域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一个范围更广、更加合作、更具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在他们看来，多众包括饱受资本奴役的传统工人阶级、合法或非法的移民、一无所有但又富有能量的穷人，还容纳了学生、妇女、黑人、同性恋者等其他一切社会边缘群体。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既要看到围绕资本和劳动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又不能简单以两个阶级代替全部阶级关系，而是承认多层次、多样化的阶级关系。既然这是一个差异的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就必须学会在差异性和多样化中寻找到可以与其他运动、其他主体进行沟通的共同议题，以此把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反战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各种狭义的文化运动等都集中在城市运动这个共同议题的旗帜之下，“看清那些对抗资本主义秩序永存的阶级结构因素与那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差别因素之间的长期斗争”[187]。
正义既是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也是无数哲学先贤巨擘热衷分析探讨的问题。但是正义理论往往流于形式，最终成为乌托邦和空想，难以付诸实践。马克思通过对正义问题的批判和对正义概念的悬置，来寻求正义由抽象的思辨哲学向具象的现实生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们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的思想传统，在他们看来，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预设，而是可以通过社会结构来呈现的政治力量，这个结构就是城市。
戴维·哈维通过对正义概念的分析，认为关于正义的话语比较，不能脱离与之对应的社会地位的话语比较。他先是批判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正义概念在语言中的体现，认为这是使“我们退回到了文化的、语言学的或者话语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中”[188]；进而批判了上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传承下的“正义的观念必定是某种话语霸权，这种话语源自任何统治阶级的所拥有的权力”的观点[189]。但如今从它们时而保守时而变革的态度中，我们发现这种正义仍然只是现存经济意识形态化的夸夸其谈。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正义观是拥有奴隶就是正义，就此而言，1789年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奴隶制度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的。因此，永恒的正义的概念不仅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而且还随着不同的相关人士而改变。[190]
哈维撰写其成名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之时，正值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学界热议。哈维对罗尔斯的正义学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地对分配正义的纯粹思辨。在哈维看来，城市是生活结构的社会化再造，要在公民身份、家长式统治、性别和种族歧视、集体消费、法律、政府和公民社会等问题中体现城市正义，是与其结构化本身分不开的。城市作为社会空间的再造和意识形态的空间铺陈，城市空间的任何一种规划与格局都经过意识形态的洗劫。所以空间所表达的、所代表的，必然是通过一种组织化的格局展现出来，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城市的正义与城市的政治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本质的关联。
I. M.杨认为，在一个正义和文明的社会里，城市生活的标准理念应该是“各类短时间构成的社会关系没有排外性。不同的群体可以紧挨着共同定居在城市中，当然一定会在城市空间中相互作用。如果城市政治是民主的，并且不以某一群体的观点为支配，对于一起住在这个城市里的那些没有固定社区的不同群体，这种政策一定会考虑和防止针对他们的暴力”。[191]杨在《正义与差异政治》一书中把不正义的概念解释成五种有区别的但相互作用的形式：剥削、边缘化、弱势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192]哈维沿袭了杨的说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压抑的来源问题上，从中总结出五种与城市规划和政策实践有关的建议：“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直面创造社会的形式和政治组织的难题，在生产和消费中、在工作和生活领域中减少对劳动力的剥削；公正的规划与政策一定要面对边缘化的现象，在非家长制的模式之外，寻找方法去组织和防止政治上的边缘化，从而将那些受到约束的群体从这个特别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公正的规划与政策的实践必须授予各方面权力，而不是剥夺受压迫者的政治权力和自我表达的能力；公正的规划与政策一定要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特别敏感，在城市工程的设计和大众咨询的模式中，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消除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公正的规划与政策的实践一定要找出有排外的和没有军事化形式的社会控制，在保持受压迫者的自我表达的能力的情况下，抑制逐渐增长个人化和制度化的暴力。”最后，哈维还在杨的五种建议之外补充了第六个建议：“公正的规划政策的实践要清晰地认识到所有的计划中的生态后果，必将影响着未来的下一代和其他地域居民，要采取步骤去合理地缓解负面的影响。”[193]
哈维尤其注意到城市土地收入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他曾以20世纪60年代经济“很不发达”的古巴的住房制度为例，提出以国家干预的“社会化控制”来取代土地市场和住房部门的竞争机制，解决资本主义城市中的贫民问题。哈维认为郊区是“教化（道德）影响”的工具。通过说明美国私人住房拥有量的迅速增加，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控制功能。国家鼓励私人房产的占有，满足住房拥有者的既得利益，分化占有房产和不占有房产工人之间的利益。[194]哈维选择了资本利益的特殊视角，分析城市生活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我将限定自己，主要分析阶级斗争的有机条件和资产阶级反应的性质。后者受到积累规律的控制，因为积累总是使资产阶级保持着自我再生产和对劳工进行统治的手段。”[195]针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有：扩大和满足住房需求，缓和与劳动阶级的冲突；通过郊区化分散贫困和工人阶级的集中；改善社区服务，实现社会稳定。[196]哈维指出，资产阶级针对阶级对抗所实行的居住分散、社区改造和社区竞争策略，是人们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进程物质历史的一些基本要点，其中必然包含着资本循环的需要。
2011年在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是对哈维所说的城市正义问题的一个现实的回应。这场运动直指当今社会的金融问题，而反映的却是深层次的城市社会阶级矛盾。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裹挟着由广大民众创造的巨大的社会资本，但是金融市场发生崩溃后，却没想到会有政府救市的非理性行为。金融赤字与损耗变为可以一笔勾销的账目处理，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损失却由民众承担，社会的不正义明显显现出来。由社会金融问题引起的社会不公是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真正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哈维提出的由住房问题引发的金融问题，进而导致城市社会结构问题的理论进路已经通过事实显现出来了。所以说“理论从来都是直面现实生活本身，这个运动的爆发已经表明了哈维理论判断的正确性”[197]。
七、后“三剑客”时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新问题之一是：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何会跨越时空而延续？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三剑客”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和哈维做出了各自的解答。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受到了各方面质疑，福特主义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显现。80年代则是试图为解决这些局限性而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十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出现，一批新锐的左翼学者在“三剑客”之后，对城市政治进行了拓展研究，一个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浮出水面。
或许是更加清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尼尔·史密斯的研究引用了列斐伏尔、哈维和早期的卡斯泰尔斯的观点，展现了为什么空间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获取空间的。史密斯指出，发展的不平衡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系统和必要方面，只能尽可能地通过“尺度”（scale）这个概念去理解。因此，在史密斯看来，城市是“尺度规模”的一点，从个人、家庭、社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去运转。不同于卡斯泰尔斯，史密斯定义城市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城市土地市场。这就使他提出了“空间性的政治”的概念，“认识到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斗争超越空间的控制，成为权力和反抗的爆炸点”[198]。他认为，城市劳动力的集中有利于政治组织，城市财政危机带来的全市范围服务和雇工的削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在这些变化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带来的新的演进，法国规制学派把规制理论引入城市政治研究，而作为一种城市政治实践的新城市左派也在欧洲随之崛起。
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规制理论。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城市政治理论的一些主要变化时，一些城市理论家、城市与政治地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将目光投向一小群法国经济学家的作品，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并以“规制理论家”而闻名。
“规制”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国家或者其他集体性组织有意识的和积极的干预活动”[199]。佩因特在《城市政治学理论》中总结到，规制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尝试发展起来的。规制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法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包括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罗伯特·博耶和阿兰·利比茨。他们试图去解释：为何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特性没有导致持续的“真正”的危机？如何进行危机管理或者长期的延缓危机，就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繁荣一样？在规制理论家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矛盾的成功规制或调节，既不会自动地和不可避免地出现，也不会完全依靠有意识的和人为的设计而出现。相反，即使这种成功的规制确实出现了，也往往是行为和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不经意结果，这些行为和过程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而人为实施的。而且规制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只不过是将原本剧烈的危机转换成危机的倾向。
在解释这个问题上，规制理论发展了一些核心概念，特别是“制度积累”（描述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规制模式”（指确保这种关系的政治社会机构及其行为），尝试去理解战后繁荣和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细节。规制理论与福特主义（战后繁荣的制度积累的特征）和后福特主义的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城市政治理论家对于规制理论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转变中的特征和在这些经济体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规制理论提供了讨论城市政治变迁的背景。其次，规制理论检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之间内在的关联。这就潜在地避开了某些理论由于只关注政治的某一方面（比如专门研究选举、领导或官僚体系）而带来的问题。最后，规制理论试图避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解释，而正统马克思主义仅仅将政治过程视为次要的因素。对于规制理论来说，经济变化取决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后三者的产物。
规制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尤其是在分析城市政治和城市政策时，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作为规制理论的代表人物，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观点。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福特主义规制模式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到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转化，多样化的“福特主义者”增强了本土空间和城市政府的重要性。佩因特和古德温总结了地方政府重建伴随后福特主义规制模式变化的四个关键要素[200]：（1）从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到工作福利体制；（2）从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管理到强调企业型的地方关系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3）财政紧缩；（4）通过一系列地方供给政策促进经济提升。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来说，规制理论不能避开马克思主义通常所具有的问题，如功能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规制理论甚至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概念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重要概念，尤其是他们复制阿尔都塞的政治经济相分离的观点，强调资本的矛盾性如同强调阶级关系一般。例如，城市政制理论试图在规制主义范式和非马克思主义范式中搭建一座桥梁，就给了这些批判更大的权重。佩因特认为，地方治理和城市政治的福特主义规制模式的盛行还不清晰，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明确城市政治和福特主义之间复杂且不均衡的联系。而且规制模式只能在事后被认定，因此，需要一系列补充性理论工具，来解释潜在的新规制时间和过程，而这些工具又不至于陷入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的陷阱中。
现代城市政治在所有语境中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根据相互竞争的政治政策回应福特主义配置的衰落，无论这种衰落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调节理论所具有的主要力量在于，它试图解释和阐述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种种联系，在一个新的一致的后福特主义规制模式的出现之前，至今还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城市政治正在扮演着一个清晰的角色。规制的过程和客体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确切的评估似乎只可能在事后做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规制理论可能最宜被看作是一种专业化的而不是综合性的理论。它在说明政治变迁的细节上可能仅有有限的应用，但是这一理论在理解这些变迁发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意义上尤有助益。
在英国，福特主义的衰败伴随着“新城市左派”的兴起，它强调支持在福特主义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比如说女性和黑人；而后福特主义的概念极难被充分证明，并且逐渐被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排挤。
“新左派”出现在西欧的时间正好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经过长时期的福特主义的热潮之后，“新左派”提出了一个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运动。在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和地方都要复兴“欧洲共产主义”，通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激进政策来控制一些城市，最著名的就是“红色博洛尼亚”。意共把革命的概念理解成一种进程而非一个革命的时刻，群众性政党不是在国家外部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作为工人阶级和国家之间的调节力量在国家内运作。意大利共产党在博洛尼亚政府制定城市政策，强调激进地拓展民主参与和改造官僚结构，以一系列政策（从交通和城市规划到医疗和教育）为平台；同时，意识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城市中”这样的危险思想能够提供“通向社会主义的元素”。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已经开始影响城市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府在城市贫困地区建立“社区发展计划”。始料不及的是，“社区发展计划”对城市问题采用激进的分析，强调政府失灵而非城市政策管理问题，用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的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来分析城市问题。作为一部批判改良主义和国家研究的著作，《反抗国家》在勾画地方政治轮廓上同样有影响力，并且在对抗国家，目的是“在社区文化政治和国家政治文化之间构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201]。
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一些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政治控制，包括大伦敦、中西部城市群和谢菲尔德，都被左翼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所控制——尽管已经不再那么具有排他性。这些新城市左派性质的管理部门试图推行激进的城市政治和城市政策，“大伦敦理事会”就是一个模范，与“城市工党主义”形成明显的区别。
“大伦敦理事会”的城市政策寻求在社区、社会活动家、左翼公会会员、女权主义者和事业人员之间的“彩虹联盟”，其核心是“伦敦工业战略”。“伦敦工业战略”受管理人员和关联理论的影响，它把“大伦敦理事会”解释成为渐进地过渡到后福特主义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为“灵活的专业化”提供借鉴。“伦敦工业战略”提倡“重建劳动力”的城市政策，目的是抵御资本主义危机下社区对抗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对产业部门和公司的干预来提升劳动者的物质地位。这些“地方社会主义”政治和政策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分析的传统、不承认对“差异”和新社会运动的批判，试着在革命和改良主义政治之间开辟一条折衷的道路，“大伦敦理事会”中这些有影响力的任务和政策被他们描述为“预示着”的社会主义。与之相反，卡斯泰尔斯和其他人对城市政治的注意力是在集体消费上，新城市左派的政治不完全忽略消费问题，哈维等人主要面向财政和生产等核心方面。
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新城市左派政治因其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城市”的政治策略而被反对派理论家所批判，尤其是它的政治目标主要是服务地方政府而不是组织工人阶级，“新左派”的领袖也经常出现断代的危险，而且“新左派”的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在英国，就在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围绕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鏖战正酣之际，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大选，出任英国首相。在“新左派”政治和同时代的国家矿工联盟在对抗撒切尔保守政府的斗争中，也被撒切尔所击败，表明“新左派”不能为国家矿工联盟提供大量的支持。此外，新城市左派过分强调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转换中劳动力重建的空间供给，工人以部分资本去“重建劳动力”来“对抗市场”的斗争策略也略显天真。“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进似乎医治好了“英国病”，资本主义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使新城市左派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目标遥遥无期，社会运动的基础也被逐渐吞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洲，多元的城市文化和不同种族的经济制度使蒙特利尔市在20世纪的70至90年代一直是左翼政党和城市社会运动的虚拟实验室。但是在1994年的选举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状况：在蒙特利尔根深蒂固的城市左翼政党一败涂地。简单地说，新城市左派提供了一个“新的阶级斗争场所”，不论是对抗地方政府还是对抗市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城市劳工主义的结合走入死胡同。结果，随着撒切尔政府废止大城市地方政府，“新左派”的权力基础——工党党员的地方管理主义让位于被新自由主义牢牢把握的企业家主义的地方政治。
尽管如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新城市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但新城市左派作为二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思想运动留下了价值不菲的思想遗产。许多重大观念被演变成文化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新城市左派引入的“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市民社会重要性”等主题，在新时期再次成为政治家和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一词有两层含义：广义上就是“新资本主义”，是在先进管理学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力量自我修复的历史结果；狭义上是一套修复资本主义权力、领导新的发展阶段的政治策略。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开始，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上台，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气候明显右转，撒切尔政府在英国大力推进私有化，“里根经济学”的精髓也是为企业减税，压缩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这些政策都明显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在此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发展策略以及以全球化为名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新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戴维·哈维强调新自由主义必须要作为一项政治工程来理解，因为这项工程是“为资本积累重建环境，修复经济精英的权力”。哈维认为，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原则之间相互冲突，表明需要重建或维持资产阶级的力量，“这原则要么被放弃，要么被扭曲得面目全非”[202]。新自由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其传统支持者如英国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执政时期，即使是在卡特、克林顿代表的美国民主党和布莱尔代表的英国工党政府执政时期，同样执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今，“新自由主义已经超出经济政策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政策的基础”[203]。
鲍勃·杰索普在总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后指出，有三个原因使得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变成现实：“首先，经济发展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其次，出现了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几个经济和政治危机，如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所引发的‘滞胀’，最终导致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的政治危机则导致其最终解体，也使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最后，由上述两点原因引发了新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由新自由主义、新企业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新公社主义构成。”[204]杰索普指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不同层面上出现，但是“真正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主要反映在城市政治上”[205]。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是自由主义改变了城市政治。哈维自己就建议将城市政治中的具体事件——纽约市政府的财政危机看作是城市政治由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制向新自由主义转换的关键点。在资本主义重建的背景下，去工业化正在侵蚀城市的经济基础，城市边缘区被中产阶级带走只留下市中心的赤贫区，公共投资和政府雇佣被认为是解决20世纪60年代“城市危机”的最佳方案。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尼克松政府和美国财政部拒绝提供长期的政府支持，在“一场由财政部对抗纽约民选政府的政变”的喧闹中，把城市推入破产的深渊，随着削减公共开支、佣工和社会性工程，美国城市财政一路下滑，是20世纪80年代从墨西哥到韩国的国家债务危机发生的预兆。
更普遍的结果是，城市重塑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刺激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诞生，同时试图通过彰显“新自由主义”超越全球的多样性，证明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的更广泛特征。哈维强调新自由主义在地理学发展上的不均衡性。杰索普则注意到如何借助全球新自由主义策略设想一种增长方式，他认为：“地方经济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地方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福祉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社会排斥的挑战和全球两极化的持续发展，在这些接口监管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呼唤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意涵。”[206]
罗杰·科尔认为：“再造地方政府机构是‘完成世界城市形成过程中整合与连接的两种形式’——对全球经济进行外部整合，对社会碎片化进行内部整合。”[207]布伦纳和西奥多联营公司在北美和西欧撤销对资本、财政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全球到各级地方政策的竞争力、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地方国家机器全部重新配置。他们把这种重建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城市空间”呈现的“新自由主义本地化”进程，是一种旧的地方国家机器被新形式替代的破坏性的创造，即对旧的官僚“筒仓”的一种打击，当地的政治家与之联合，是管理主义和网络机构的创作；公共垄断性地方服务被有竞争性的合同和私有化条文替换；传统的补偿性局部拆解政策被局部的有竞争力的企业策略所替换。
戴维·兰尼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的核心是取消由国家供给的社会保障，转为强调增加“个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208]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以“个人责任”代替社会福利保障，即“社会责任的个人化”。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很多政府过去提供的福利改为个人自理或个人分担，如健康保险、退休保险。第二，公共住宅私有化，让市场决定住宅供应。结果住房供应从政府的“多为穷人造房”以体现公平变成市场的“多为富人造房”以追求利润。第三，就业政策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倾向性就业援助”帮助高失业地区变为强调个人技能、质量的培养以自谋出路。通过职业培训，要求个人努力发展“具有市场价值的本领”，以便在市场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第四，建立城市治理的“新增长同盟”。由于政府统治已经被证明失败，故应该从政府统治转为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伙伴关系，在新的治理中包括利益相关者，即掌握资源的市场力。新的管治更加适应于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经济趋势。第五，国家的干预应该从“日常型”转为“非日常型”，即政府从日常的干预退为只在危机时期才进行干预，正常时期则由市场自由运作。[209]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只能依据他提到的“剥夺式积累”去适当地理解。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刺激资本积累上明显是不成功的，“新自由化最主要最实质性的成果是重新分配，而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凭借“积累过程的继续和扩散，这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被看作‘原始的’或者是‘最初的’”。[210]积累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是对不动产的剥夺和不平等的加剧，这种不平等不是作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是作为资本权力重建的结构性特征。哈维认为，剥夺式的积累主要包含四个特征：（1）公共事业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社会福利、公共机构知识产权和其他领域，为积累开辟了新的领域，回滚了十年阶级斗争的收益；（2）金融的自由化使得价值通过大规模资产剥离、债务推广和投机来实现再分配；（3）从个人到全球各个层次的危机管理和控制，成为财富从贫困国家和个人到富人手中再分配的主要手段；（4）新自由主义状态成为政策再分配的最主要动因，再分配由上层阶级向下层阶级流转在民主社会是可以发生的。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特征很明显是世界领先的，但是在南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结构的重建和制度的加强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跨国机构来实现的。虽然城市中的不平等在欧洲和北美逐渐加剧，但是比起南方他们还略显苍白。迈克·戴维斯在最近的研究中考察了特大城市的增长，尤其是南方的贫民窟问题，在那里“都市化已经和工业化脱节，甚至和发展本身脱节”[211]。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随后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经济和政府的重建，以及作为服务供应商的地方政府的衰退，这些状况都是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贫民窟的居住者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占据了城市人口的78%，至少占据了世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贫民窟大都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全球非正式的工人阶级“几乎有十亿之巨，是地球上增长速度最快且史无前例的社会阶级”[212]。在论证到这样一个具有潜在的巨大能量的社会力量能否在事实上占据历史的进程时，戴维斯认为，这种非正式工人阶级斗争的出现往往是偶然的，他们只会关注即时消费问题，被民粹主义所吸引，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宗教救世主，而并非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运作。
新自由主义霸权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的十年，南非的城市空间发生了一个双重的转型，不仅是从种族隔离转型到资产阶级民主，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由非洲国民大会领导的大规模的激进运动向由政府领导下的非洲国民大会政治逐步转型。
邦德认为，南非的城市政治和城市政策被两种使命推动着：“第一，城市政策的制定是通过城市企业性竞争的优先原则与世界银行的城市政策案例保持一致，这意味着要降低社会成本；第二，社会再生产和再私有化的基本元素，不仅是指诸如交通、污水、饮用水、电力和医疗等城市公共事业，为妇女和儿童所提供相应的服务也尤为重要。”[213]在邦德看来，这些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和南非城市恢复种族隔离行为有紧密联系，虽然在城市中基本上不再按照种族进行隔离，但是会以阶层进行划分，在受保护的飞地中巩固自己，在城市的其他地区“表现得更加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甚至超过了在种族隔离的情况下的程度”[214]，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女人、年轻人和残疾人身上。邦德认为非洲国民大会权力的增加意味着许多大众普及运动的领袖们把权力带入了政府，形成了“精英过渡”和“高度限制的政治民主化”，回应了哈维强调的新自由主义状态对民主制的模棱两可。关于住房，城市基础设施、用水、电力等其他城市公共事业等城市政策，通过改革社区组织和城市运动等措施，实现了非常广泛的城市性状态，但是政府的让步已经被严格地限制：私有化的速度放缓而不是遏制或被逆转，社会成本也只是小幅度增加。
如果说南非的斗争是20世纪最后几年世界的焦点，那么聚光灯现在已经转移到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运动被美国不懈的敌对干预所瓦解；墨西哥长期的“自下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美洲大陆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左翼政府近些年在委内瑞拉、巴西和玻利维亚被选为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平台。虽然巴西卢拉政府的改革项目已经陷入腐败问题的泥潭，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国际资本，但是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盟的胜利给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新的动力。社会主义运动联盟松散地集合了工会、工人、农民、土著、欧洲移民和混血人口等元素，在多年的斗争后于2005年的总统选举上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他们反对美国支持的根除古柯计划；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增税；对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计划保持控制，实行天然气国有；成功地挫败了科恰班巴的私有化“水战”（水系统的私有化）。社会主义运动联盟的成功证明了在南方反对新自由主义“累积拨款”是目前最活跃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21世纪初期其他描述拉丁美洲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关于左派城市政治的书籍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
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后演变为全球性金融风暴，形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行其道有着重要的关联，这已经在知识界达成共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影响全球秩序的思潮，对城市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新自由主义引发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调整，而认识地方政府角色是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新自由主义不是简单的市场脱离政府监管，政府与市场存在多种形式的契合。虽然表面上看自由的市场环境隐含政府角色的淡化，但是新自由主义不等于无政府。如果政府缺位或者错位，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必沦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回到自由主义的极端并饱尝自由主义的弊端。”[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