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
不可否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政治理论被中西方学术界长久地忽视了，因为他们的目光似乎主要集中在“社会阶级和消亡的研究。他们十分关注阶级的本质以及任何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在马克思著作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概念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更不是地点。历史更多地是按照时间序列展开的，不是空间或地点”[2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城市问题保持着中立和旁观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经典著作中明确地关注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如何促使工业城镇极其迅速的增长，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同时，恩格斯还通过对曼彻斯特工人社区的个案研究，揭露了经济体制破坏和摧毁人类居住地点的过程。虽然他们的城市政治理论由于种种原因远未充分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没有直接撰写过任何关于城市政治研究的著作，但他们的相关论述却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政治的研究走向，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对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树立了研究典范。时至今日，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城市的产生、历史作用和城乡关系的描述仍旧是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产生的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较为激烈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和北美普遍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欧洲各国优势尽显。这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政治理论的论述积淀了深厚的社会经济的历史背景。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一场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到19世纪30年代，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相继进入了工业革命阶段。工业革命带动工业生产体系的迅速拓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也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城市化的浪潮。恩格斯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工业化推进所带来的人口在乡村-城市之间的迁移以及城市的迅速扩张。他写道：“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27]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增加到了20个。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50.2%，初步完成了城市化。186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62.3%，1890年上升为72%，1931年达到了78.1%，成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
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城市化也表现出强大的聚合效应和带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几十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繁荣的背后，却是资本化与政治集中的城市所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洞若观火。城市的资本化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城乡分离造成城乡之间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甚至是对立。“城市反映了人口、生活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8]城市政治权力集中还会导致各种社会弊病的出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29]这些资本和权力的掌握者为解除城乡对立这一目标设置了种种障碍。资产阶级的政权代言人所谓的对政绩的赞美，只是流于表面的浮夸。工业进步了，农民、工人受压迫的人数少了，是因为工人们被商业机器吞噬了；受苦挨饿的穷苦大众少了，是因为大多数人沦为无家可归、四处流离的流浪者了。资本主义种种光鲜表面的背后隐藏的是更加恶劣的局势和更加残酷的压榨，而在这些危机中，城市始终居于领导和统治地位，因此，对城市研究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全球化趋势渐成，使得城市规划和管理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作为其中重要的一脉，空想社会主义较早地对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和全方位论述。这些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政治的论述中也多次被提及，对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在16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就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的发展达到高峰。但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它逐步走向没落，沦为一种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在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以莫尔、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建立他们理想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城市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关注。他们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拉大的城乡差距和日益尖锐的城乡对立出发，来设计和构想新的社会制度下城乡结合的模式和路径，从而积累了丰硕的城市思想。在这些思想中，以莫尔构想的“乌托邦”、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以及欧文设计的公社制度最具代表性。它们全面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路和视野，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容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学说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时间均旅居在世界各大城市中。这为他们了解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漂泊不定。马克思先是由于政府实行反动政策，被迫放弃波恩迁至科伦，后是因发表《哲学的贫困》被普鲁士政府驱逐迁往巴黎。之后，他不得不奔波于布鲁塞尔、巴黎、科伦、纽约，最后移居伦敦，直至去世。同样，恩格斯也常年往返于世界各大中心城市，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恩格斯还曾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此外，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1836年到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爆发的。因此，从特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各类城市抗争、骚乱、革命或改良。诸多的城市生活体验和对城市工人运动的参与、指导，使得城市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革命的基本对象和入口，并在诸多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现象做了精辟论述和总结，为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政治理论
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宠儿，资本主义城市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城市政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也没有专门的城市政治理论，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分散着不少关于城市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留下了丰富的城市政治理论遗产。正如苏联城市科学家杰米坚科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完整的论述城市和农村的学说，揭示了历史发展对城市的制约作用，从而奠定了都市化科学理论的基础。”[30]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空间看成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容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断催生空间上的对立，形成了二元的空间政治结构；由于阶级意识逐渐觉醒，资本主义城市日益成为阶级矛盾最集中的空间，城市也因而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重要场所。
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城市政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和巨大“容器”，城市空间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在资本的积累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在外表上和过去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城市的物质器皿层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为资本的形成提供极其便利条件和必要条件的不变资本”[31]，这一资本家手中的不变资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灵魂，注入了它们的身体。
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满足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张。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产业革命的深入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工业、交通、金融和商业等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农村向城市大量地涌入。城市空间中聚集了大量由过剩工人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这些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便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32]。从科技支撑的角度看，科技革命使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在城市中发展，城市也成为新科技转换成生产力的试验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近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他写道：“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变为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为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33]
恩格斯分析了城市成长和地理集中的原因以及由于经济、人口的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恩格斯用十分形象的语言，进一步肯定了大规模集中和集聚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和资本积累，他热情洋溢地说：“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某些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样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34]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来自于特定地理空间所蕴含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城市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它的物质形态，而是一种空间聚合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空间优势”[35]。
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得城市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这种改观既可能像《乌培河谷来信》中精彩描绘的：“这里的乌培河河水清澈，山峦重叠，轮廓隐约可见，森林、草地、花园五色缤纷，红色的屋顶夹杂其间，使你越往前行，就越觉得这个地方景致迷人。从林间小径中可以望见前面不远的一座下巴门教堂的正面；这是河谷最漂亮的一座建筑，一座造得很好的非常庄严的拜占庭式的建筑。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一条马路，灰色的石板房一幢挨着一幢。但这里的花样要比爱比菲特多得多；有漂白工厂的新鲜草地，有新式的房子，有一段狭窄的小河，有许多临街花园，这一切都打破了这幅图画的单调的气氛。这一切会使你怀疑，巴门是城市还是各种建筑的简单堆积。它实际上也只是被城市公共机关连在一起的那许多小地方的结合”[36]，也可能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到的艾尔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37]。
当然，资本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外观，资本积累还塑造了同质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的构建是在资本的控制下进行的，于是，城市空间普遍被物化，而作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基础的“空间”一旦具有可交换性，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不断创造着同质化的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形态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资本在更大规模上的积累。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城市的级差地租和城市土地的利用之间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马克思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利益的领域。”[38]这就使级差地租成为工业资本实现增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增值是在土地与产业结合的过程中完成的。“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优势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39]在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城市土地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变换城市土地的面貌。城市土地也因此不再只是一种供养当地居民的现实手段，而变成了一种可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商业投资。于是，“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40]。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他最为熟悉、被他视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的曼彻斯特为例，对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居住空间的划分予以特别关注。通过全面考察，恩格斯注意到：在当时作为英国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城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区和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区域是严格分开的，这种划分旨在把工人阶级有系统地排斥在城市的大街以外。整个曼彻斯特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即商业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居住区，“工人区占据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区域，环绕在商业区的外围，而资产阶级居住区则位于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适应、交通便利的城市外围的房屋或别墅里”[41]。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像曼彻斯特这种体现资本规则的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普遍性，“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工人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42]。
城乡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问题论述最多的课题。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于表述城乡关系的术语有“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城市的统治”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其他社会主义者（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包括消灭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而科学地预测了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揭示了城乡关系“同一-分离-对立-融合”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消除城乡对立的若干理论设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早期人类社会城乡浑然一体的状况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原点。只有在城市产生以后，才逐渐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城乡对立既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形态下社会空间的断裂，城乡二元化空间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他们从批判城乡对立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一逻辑出发，做出在未来社会实现城乡融合的科学判断。
城乡同一，是指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十分低下，欠缺社会分工和城市产生的条件，从而不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区分和差别，城乡关系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43]虽然在蒙昧时代的中后期已有原始的村落，甚至在野蛮时代的早期出现了城市的萌芽，但是城乡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分离，而且古代城市在经济上基本上是依赖于乡村的，“是城市的乡村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提出了“真正的城市”的概念，他指出，“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44]。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有经济功能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城市”，只有把城市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才能说得清楚。
显然，人类社会早期的城市并不具备这种经济功能。马克思在谈到亚洲城市出现时说道：“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互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45]“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46]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写道：“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47]恩格斯所说的“城市”，准确地说是“城邦”，是用于防卫的军事建筑，而非相对于“乡村”意义上的真正的城市。
在随后的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这种“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48]。尽管如此，在这些流动的营房和城墙围绕的城邦中，已经孕育了文明时代城市的萌芽。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城乡关系由人类社会早期的城乡同一逐步地走向分离。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论述当中，“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是等同的，指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状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城乡分离”，仅仅是指城市出现与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发展趋势，因此在本书的分析中有必要把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看作是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分工发展水平，是城乡分离对立的结果。城乡分离就是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城乡分离。第一次城乡分离发生在古代社会，“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49]。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来说，主要是商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导致城市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50]恩格斯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51]
第二次城乡分离是伴随着产业革命而出现的，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它造就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使社会分工日益加快，越分越细，遍及全球，城市发展速度空前。大工业的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52]。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时所述及的城市起源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指第一次城乡分离；在述及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时，谈到的则是第二次城乡分离。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城乡分离作为劳动分工后果的合理性、必然性，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首先，城乡分离给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彻底分离创造了条件。从本质上说，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开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53]其次，城乡分离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形成，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开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54]最后，城乡分离实现了商品交换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55]。
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矛盾和某些负面效应，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城乡对立是指城乡分离过程中不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城乡对立的含义。
首先，城乡对立是个人劳动方式的对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服于分工、屈服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56]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57]
其次，生产方式的对立表现为财产、交换、政治关系等方面的多重矛盾。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方式造成城市生产者和乡村个体农民之间的利益隔阂。在人身关系上，商品货币形式与封建宗法关系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大城市、真正工场手工业城市里，这些色彩在最初阶段就几乎完全消失了。”[58]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对立使得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生产方式，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先进工业文明代替落后的农业文明，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在城乡对立的过程中解脱出来了。”[59]“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60]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城乡对立所表现出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城乡对立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在城乡对立的过程中，城市始终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而乡村完全居于从属地位。城市凭借着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使得劳动力和资本迅速向城市转移和聚集，乡村只能被动地接受城市和工业的剥削和压迫，陷入了隔绝、分散和衰败的境地。“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61]，“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62]，这种对立所造成的最后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3]
（2）城乡对立威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李比希提出的“归还原理”[64]，指出了资本主义城乡对立直接威胁着农业的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5]“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66]由于城市对乡村和农业的剥削，农村土地变得日益贫瘠，农业自然条件逐渐恶劣，这对乡村发展和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巨大的。
（3）城乡差别造成人的畸形发展。
城乡差别是城乡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对立使得城乡人口直接被划分为“城市动物”与“乡村动物”。“城市动物”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而“乡村动物”则被自身的孤立和愚昧无知所奴役。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68]恩格斯也认为，这种畸形和片面的发展在城市工人阶级身上要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69]。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和总结了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的人道主义观点，认为“人的自由发展”要求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消除城乡对立是“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70]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城乡对立问题提出的伟大理想目标。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理想社会与消除城乡对立和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结合起来，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1]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的人，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72]。“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生产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7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丝毫不想制造一个城乡融合的“乌托邦”，他们用审慎的态度对能否实现城乡融合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否能够消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74]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了消除城乡对立或分离的一些设想。《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在最先进国家里所采取的“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措施中，包括“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渐消灭”。[75]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76]他们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些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77]这些物质前提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以及产业、人口、科技、文化等基本元素。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只有通过消灭旧的分工和私有制才能实现城乡融合，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真正平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资本的城市化日益造就了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是与城市息息相关的。
人口和其他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及活动）的聚集，是城市本身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城市条件下各种人口和社会要素的聚集增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也加剧了个人和群体（阶级）利益的相互促进和冲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的数量急剧扩张，“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78]，城市是生产要素聚集的主要场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雇佣工人，大量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从自由民转化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79]这种联合显然在以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实现，它直接得益于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80]。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把工人阶级聚集在城市，还促进了阶级意识的觉醒。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写道：“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和促进发展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阶级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81]马克思还借用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试图构建一场“空间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联合行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联合起来，“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82]，这种联合是世界性质的，“工人没有祖国”[83]。
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资本的规律来运作，在城市资本化这种近似狂飙式的剧烈转变中，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成为工业城市的病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论点，城市无疑成为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8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欧洲工业城市，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因此，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城市革命或者改良。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条件下爆发的。一方面，这说明，从阶级和国家出现后，城市就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任何革命都离不开对城市政权中心的争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经济的统治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地区的集中，两大阶级直接的对立和冲突自然表现为“城市革命”或“城市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城市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改变阶级对立的状况，包括扩大和满足普通工人住房的需求，缓和与劳动者阶级的冲突；通过郊区化分散贫困人口和工人阶级的集中；改建或重建贫困居民街，改善居住和服务条件，实现社会稳定等。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展和改观，工人居住区过于集中和拥挤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受到影响。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提出了对19世纪90年代以后革命道路与斗争策略的新理解，认为应将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的锐利武器。恩格斯提出制定策略和运用策略转变的重要依据，包括城市社会的各种变化，如重要中心城市的马路又长又宽，政府军队装备精良。因此，1848年革命时旧式筑垒巷战的方法已经过时，宜放弃突然袭击的街垒战方式，利用合法形式，积极耐心地争取多数人的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城市思想所贯穿的主线是：“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而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都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总之，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舞台都是在城市上面。”[85]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在14世纪就开始被欧洲人采用，其含义是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提出来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展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西方近代契约论者如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将自然状态和市民社会看作人类发展的两个阶段，认为“市民社会”是同人类自然状态相对应的人类文明状态，是国家的同义词。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从概念上把“市民社会”同“国家”（the state）区分开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正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
马克思同意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从被“政治国家”所淹没的状态中剥离出来，但是，马克思消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批判地借鉴了他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6]在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马克思比较重视或强调经济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主要指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也没有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看成是永久的对立面，他辨析了市民社会成员与国家政治公民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无法离开前者而存在，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和原动力。恩格斯也说：“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因素。”[87]
市民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含了诸多具体内容和意向，在前封建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市民与平民、农民、奴隶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市民”是指城市市民，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用过“城关市民”“城厢市民”“自由居民”等术语，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道：“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88]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分析了从中世纪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的截然不同的团体：（1）富家贵族：经济上最富有的人，占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以各种方式剥削城市公社及农民；（2）市民反对派：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前身，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小部分小市民，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或公社代表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3）平民反对派：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群众等复杂成分构成，他们的政治态度十分不稳定，在政治斗争中常常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4）农民：以上阶级之下，最大多数的被剥削群众。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用“小市民”“中等市民”“行会市民”等概念，不同市民群体的阶级地位和知识程度，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征和政治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还讨论了近代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他指出：“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89]恩格斯也写道：“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为第一阶级以后，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90]当时欧洲各国采用的代议制均是君主立宪制，而且只有拥有一定资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然而，代议制毕竟使“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91]。值得说明的是，代议制在成为中央国家的基本制度之前，已经成为许多欧洲城市的市政管理模式。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便是民主共和制的雏形。中世纪末以后，欧洲不少城市相继组成拥有自治地位的法人社团，由市民选出的议会来管理城市。城市最高权力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或其他形式的集体机构掌握，由此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享有城市自主权。不能不说，这种具有长期历史渊源的“代议制”城市政制构成了西方近代“市民社会”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
住房是城市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条件之一，住房的质量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城市作为一种居民聚落或建成区，大部分土地面积和建筑构成是住宅。由于住宅在个人生活、劳动力再生产以及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无论是消费者、房产开发商，还是其他与住宅有关的生产者、服务者和政府机构都会将住宅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19世纪70年代，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个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繁荣背后，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普遍出现了住宅短缺的现象。恩格斯认为住房短缺这种城市病“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的继续存在着”[92]。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住宅问题的政治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这篇论战性文章中。《论住宅问题》主要是针对如何解决城市住宅问题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米尔伯格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萨克斯三人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进行政治论战的三篇文章的合集。在论战中，恩格斯揭示和总结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和住宅问题的线索和症结。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93]住房短缺的现象涉及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涉及平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同样涉及中产阶级，影响极其广远，“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一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94]。
恩格斯主要从市中心的级差地租和低收入住宅的无利可图分析了当时住宅缺乏的原因。地块本身所处的地理、经济位置所产生的级差地租（价）效益对投资利润的大小产生了直接影响。地理位置好、各个资本相继投入的集中地的土地能够产生超额利润。近代欧洲大城市的发展，导致某些市区，特别是市中心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来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95]开发商和金融资本家千方百计通过置换、购置旧物业，进行重新开发，以获取房产和级差收入。“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96]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核心是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宅所有权，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他们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要求通过赎买出租的住宅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所有权的住所”，恩格斯指出这是反动的，因为“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隔断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97]。以慈善家的面孔出现，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萨克斯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让工人获得自己住房的所有权，这样工人阶级就变成了有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萨克斯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工人随着占有房屋而发生的无产者地位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重新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胆小怕事的人”[98]。恩格斯指出“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99]，因为住房短缺“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常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生产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100]。
恩格斯借着对萨克斯的批判还多次提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发展计划。拿破仑三世时期，任命欧斯曼为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来实现其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形成了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欧斯曼主持制定巴黎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做了全面的安排，主要完成了贯穿全程的“大十字”干道和两条环路，把可供炮队和马队通过的大路修通到城市各个角落，消除起义者进行街垒战的狭窄小巷。同时，建成了一批新的广场和纪念性建筑，如民族广场、共和广场和卢浮宫北翼等。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大都布置在广场或街道的对景位置上。以卢浮宫和凯旋门为重点的市中心，将道路、广场、绿地、水面、林荫带和大型纪念建筑物组成完整的统一体，成为炫耀当政者威严权势的著名景观。在这种城市规划中，政治性和阶级性显露无疑，“欧斯曼方式”在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发挥出了作用。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中，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分析城市和住宅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首次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开创了把“乌托邦”和“科学”对立起来的理论传统，认为只有通过激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一切剥削，才能改变住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