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学的研究

那么，国学该如何研究呢？

一、研究旨趣

我们做国学研究时不能蹈袭，不能因循，不能自封，不能固守。佛教把能断三界之见惑、预参于圣者之流的行为叫作预流果，说预流之流是圣道之流。1930年陈寅恪就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36]这提醒我们，做学术研究，必须时时有“预流”的意识，要有意识追求学术研究的大势。

取法乎上，方能成就格局之大。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时时保持对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必须时时打开求知的心扉，不要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而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抛弃门户之见、学科之见，深入到传统学术内部。先学有法之法，进而用无法之法才能打开众妙之门，领悟中国传统学术之根本，如以史学判断成说的得失，以审美领悟文学艺术的天成，以逻辑明辨哲学的结论，以考据审定文献的是非。只有抱着端正的方法和深沉的态度，才能把握传统学术之根本、学理之脉络，才会形成鞭辟入里的见解，才会有稳重剀切的结论。无论何时都应当意识到，真正的学问不是一个人的专利，它是天下的公器、天下的利器，学问必须要百家争鸣之后才能显其深，要长期积淀之后才见其高。国学研究也不是一时的掌声和鲜花，而是长期的寂寞和坚持。有志于国学研究的人，必须抱着这样的心境和志向才可以。这样说似乎有些悲壮，但历史上有多少大家不是生前寂寞之身、身后鼎沸之名？

二、研究眼光

我们当前的研究，必须要有学术眼光。任何时代的学术都是由新问题、新材料组成。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新材料，不能提出新问题，没有新视角，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前人设定的局域中亦步亦趋，抱残守缺，东施效颦，就会迷失进步的路。学术的变迁，一在思想系统，因时而迁，因情而变；二在研究方法，汉学重训诂，宋学重阐释，时有因革，代有转移。学术因时代而变，不同的时代总有新问题、新材料，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必要的学术眼光。

关于新问题。材料与学问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用偏僻的材料做学问，二是用常见的材料做学问。真正的好学问是读平常书做出的，因为这个材料很多人都读过，能读出别人没有读出的东西，这最能见出高明。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也是以“诗史互证”的方式发明出诸多新的见解。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便是根据“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考察出东晋门阀制度的形态。其实传统典籍中有很多问题，细读就能发现，如《中国文学史》中习惯将《孔雀东南飞》作为汉代民歌，但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作序言所说的“汉末建安中”的时间指向，这无形之中忽略了汉魏诗歌的一体性和延续性。这就要求我们有怀疑的精神，能够带着问题去读书，在读书中发现问题。

关于新材料，主要是指一个时代新的考古发掘、档案资料。新材料，多为前世所未见，如敦煌遗书、甲骨金文、新见简帛、出土文物等，常能补缺前代史实，而成新的学问。现在出土的简、帛、木牍、墓志、钟铭，所载文字常可以补充以往典籍记载的不足，作为研究的参考。推而广之，考古所见的遗址、墓葬，出土的器皿、图画，虽然没有文字，却表现了当时的形制、风俗，我们可以对照文字记载，发现许多未详的史实。典籍的流传，总是越传越少；考古材料的发现，总是越来越多。未来的学术，必以新材料解决新问题。除此之外，前代有些未能重视的文化资料，如家谱、民谣、民俗等，也可以比照文献，加以讨论。这些材料一旦为学术界所认可，往往可以形成一代风气，拓展研究视野。国学研究，须时时留意新材料，以求补充传统文献之缺漏。

新材料的使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留意其弊端。主要是新材料的出土，多零散分布，且损益严重，所同于传世典籍者多，迥异于传世典籍者少。特别是那些不同的文字，有的为前人所未见，有的与史籍记载有出入。前人未见的，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相，更加清晰地看出学术的变迁。对于那些记载有出入的，则要谨慎思考：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主流、次流之分，必有成说、假说之别，如果传世典籍皆云如何如何，偶见一记载之言不同，若无充分证据，则须暂时循从旧说为妥。特别是对于思想史，不必因新出土个别字句不同，转而否定传世版本的全部价值。所以，对于可左可右之见，以取中正之说为稳妥。有些谱牒，列历代名人为祖，以神化家族的历史，其记史事，常多溢美心态，我们使用时也要警惕其虚妄之处。总之，运用新材料，必须谨慎，如果一味求新求异，则易长浮躁之心，时间一久，立论轻易而结论亦流于轻薄。

三、研究素养

一要有文献根底。中国传统学术文献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这是我们进行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库。这些资料的丰富性，只要看看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就可窥知。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西汉时期所存世的书，这些书现在九成已经散佚了，但有名字放在那里，我们循此就可以知道当时学术的鼎盛，对当时的学术概况有所了解。有的书流传下来，但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很多版本，辨别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何时成书，如何流传，就形成了版本学。版本之间有何差异，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区别这些不同，就形成了校勘的学问。有些书是后来人伪造的，有何差异，怎么辨别，这就需要专门的辨伪知识。那些散佚的古书有些残存在其他的书里，特别是类书之中，把它们辑录出来，重新编纂成单行的书，这便形成了辑佚学。这些专门的学问，是我们进行国学研究的基础。

我们常到图书馆看书，也到书店买书，可以简单运用文献学知识来审视一本书。先看看书名和作者，就可以知道书的性质，是通论还是专论，作者是什么人，大致能够判断书的特色。再看序跋和目录，就知道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大致内容是什么。有的书还有提要或前言，如《四库全书》所录的典籍前面多有提要，对书的版本、得失进行评论。序言习惯流于溢美，这要依靠目录来判断其见识的高下和立论的优劣。此外，还要看附录，附录多列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专博，特别是旁征博引的资料，也能说明作者的视野，从侧面了解一本书的广度。再翻翻注释，能看出作者的态度和讨论的深度。这只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正文。

二要重小学基础。要掌握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方法，这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基础。文字知识，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的研究极为重要。文字解读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现在有些学者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往往只能掌握二手材料，因而引出很多无端的争论。古文字的知识过于深繁，但要大致了解一些，还是必要的。音韵学也是必须具备的，如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我们用现在的普通话读这首诗就感觉不押韵。怎么回事呢？是音有古今之分。在中古音里，“回”读huɑi，与“徘徊”的“徊”音同；“杯”读bɑi。陈亮《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中说：“举大白，听金缕。”大白就是大杯。学了音韵学，才知道原来是唐宋古音的遗留。

明训诂、辨章句、通旨趣、括精要是读书的四个步骤。明训诂，是利用文字、音韵等方法解释字句；辨章句则是对整个句子或者段落进行疏通，如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等，便是以疏通文义为主的著作。在辨章句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读出一本书的旨趣，并概括出一本书的精要。

三要以实证为法。国学研究是基于文献的历史研究，其中很多现象、事件、思想，与我们现在的环境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还原过去的“情景”才能想清楚，才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文献的考订和证据的选择，并要具备“回到历史现场”的能力。

我们举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为例来说明。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的，是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解析许多传世文献记载中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如考察商朝的先公先王等。此后的简帛学、敦煌学正是采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照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后来这个方法发展成三重证据法，就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进行对照，这是考古学常用的方法。也有学者提出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民俗进行比照，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这些皆是在证据使用方面的努力，都是通过寻求来源不同的文献、资料来提高论证的可靠性。

现在我们写论文，无外乎四种情况：一是理强证强，这当然是最好的文章。二是理强证弱，有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没有一个文献证据，给人的感觉是有想法没根底，如果想法合乎常理与情理亦可为用。三是理弱证强，这是考证文章常用的写法，不追求理论上的概括，一条材料一条话，很扎实，但容易陷入饾饤之辨。四是理弱证弱，这类文章当然苍白无力。我们要做第一种文章，杜绝第四种文章。在学生阶段做研究，第三种要比第二种沉稳一些，如果真的有理论思考，也不妨试试第二种。关于证据的使用，传统的研究有很多经验，如孤证不能立论、直接证据比间接证据可靠、正史比野史更有力、引用文献以先不以后、断有容易断无难等等，都是历代学者治学经验的积累。

四要能纵横兼通。研究国学，是要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文学和艺术进行概括，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历史时空观，才能准确地看出某一人和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作用。通常我们把一个现象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进行研究，如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区域风俗、方言等，正是用空间的视角加以考察的。或者运用时间建立一个坐标体系，把某一现象放在这坐标中看，就很容易清晰地看出其前后变化的意义、内涵和特征，同时再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就能看出这个现象产生的背景。

举个例子来说明，白居易的《琵琶行》写一个技艺精湛、容貌姣好的琵琶女：“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我们知道盛唐的教坊是服务于皇室和上层贵族的，这些乐工和歌伎都具有乐籍，不能随便到民间演出。怎么会“武陵年少争缠头”呢？她在年衰色弛时流落民间，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听了她的经历以后，引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唐代教坊曾经发生了多次的调整，如唐肃宗、宪宗、德宗都曾裁撤过教坊乐工。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很多乐工流散民间。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写在江南遇到著名乐工李龟年而发的伤感。教坊乐工本是在皇宫演出，服务宫廷的，但中唐却因财力等问题，多次让乐工歌伎离开教坊，这就使得很多乐工流散民间。开元年间崔令钦所撰《教坊记》中的很多曲子，后来成为词牌名，说明当时在教坊演奏的曲子与此后的曲子词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教坊乐工的多次裁撤，使原先在教坊创制和演奏的曲子流散民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间歌曲的质量，促成了中晚唐曲子词的兴盛。温庭筠《弹筝人》：“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吴融《李周弹筝歌》：“年将六十艺转精，自写梨园新曲声。”这些新声应当是教坊、梨园曲目的外传。白居易贬官江州之前，任太子左善大夫，专门辅佐太子读书，对这些教坊曲目定有所耳闻，自然觉得江州的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当他重听教坊曲目的《霓裳》《六幺》之后，“如听仙乐耳暂明”。不仅音乐令他感到愉悦，而且琵琶女家在虾蟆陵，按照《长安志》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谓之虾蟆陵。”两人都曾在京城居住，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老乡了，又都曾经历了皇室的宠幸，也经历了繁华，却因变故流浪到江州，相互说起身世，都不胜感慨。

原先的歌伎在皇宫，有专门的乐工来谱曲，但这些歌伎流散到民间后，她们虽然会很多曲子，但歌词却相对典雅，不一定能为下层民众接受，要按谱用新词来唱，这就需要精通音律的文人为她们填词，如中唐的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37]，晚唐的温庭筠也“善为侧艳之词”[38]。歌伎流散民间、教坊曲目的下行、词与文人的结合、新声受到民众喜爱，是晚唐五代词流行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如果熟悉中晚唐的历史背景，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作品的感情，还能更加全面地审视文学史演进的历史动因。这就要求我们能做到纵通与横通。

四、入门途径

研究国学，先要学习国学。对于初入研究门径的同学来说，一般适宜从读原著入手。古代的学者，常常是以诵经开始，等到成年，早已熟识三五经传，这其中自然接触到大量的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版本、目录等知识，他们常常是立足数经而窥其余，可以称之为学有根底。我们现在就不同了，自幼不再读经，常常是到了大学才逐渐接触大部头的学术典籍，读研究生时才有机会去做研究。因此，我们自不必从读经开始，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一部古书，喜思考者可读诸子，喜渊博者可读类书，喜制度者可读政书、会要，喜逸闻趣事者可读诗话、笔记等。初读一本书，一定要结合好的注疏来读，古代的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社会风尚总体一致，一本书读透了，古代文学的基本常识、常用典故便大致有所了解，再读别的书就不会觉得艰深。如果能坚持深入阅读三五本基本经典，日积月累，学问自然深厚，也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有时看到别人研究结论的偏颇，有时看到今人注释的错误。在此基础上，若能结合古汉语、古文献知识考证辨析一两处，或者总结一两点规律，讨论一两个问题，若能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可以说算是初入门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