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部的特点
一、经史一体，正野分途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篇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还深入地讨论了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他认为史原本于《春秋》，《春秋》“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意在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经学和史学同出一源。这一看法，并非章学诚的创见，唐王通的《文中子·王道》、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序》、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著作中便有经史一体的看法。王阳明曾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60]认为经和史分别是从不同侧面表述所谓的“道”。李贽在《焚书·读史》中也说：“经、史，一物也。”认为经史相为表里，并认为《诗经》《尚书》是二帝三王以来之史。顾炎武也认为经史同源，经史同归，以经史互训来讨论六经，撰成《日知录》。乾嘉学派继承了经史互训的手法，把经学作为史学来讨论，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章学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了集大成的概括和总结。
这种说法的实质，是认为史书体现了经书所体现的“道”。而把六经看成“史”，则是因为六经多是先王的“政典”和前代文献的汇编，经过孔子等所谓的“圣人”的整理，成为表述中国正统治国之道的载体。此后的史书，秉承了经学正统的治道，对历史材料加以取舍，才形成了官修的正史系统、以官方资料作为基础的政书、编年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因此在中国古代，只有符合经学精神和正统思想的史书，才被定为“正史”；而那些私撰的、不合“治道”或者不合“正史”之道的史书，被称为“野史”。[61]
作为与正史相对的一个概念，野史的得名，主要在于其所体现的“道”不及正史的鲜明。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在史部中列“野史”一类，其中所列的“野史”，多数是小说。按照高儒的理解，野史几乎近于《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由此衍发，野史更多带有“体制不经”“真虚莫测”的特点，既不能体现官方的政治意图，也不可能担负起教化的作用，与正史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广义上的野史，包括“伪史”“霸史”“载记”“杂史”“别史”等与正史相对的史籍。
“伪史”是《七录》中的称呼。永嘉之乱后，那些在中原先后称霸的朝廷，被南朝认为是假名窃号而称国，其在政统上被称为“伪朝”，其史便是“伪史”。《隋书·经籍志》把它们改称为“霸史”，清朝修《四库全书》时把它们改称为“载记”，专指正统国家之外的历史，并纠正了“伪史”“霸史”称呼的偏颇。杂史主要指各种正史之外的历史记录。《隋书·经籍志》认为这些记录“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多数是抄撮旧史，体制随意，内容“迂怪妄诞，真虚莫测”，不足为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这类史书记录的内容繁简不一，多取材朝廷、军国之事，有的记述一件事情，有的只记述一事的见闻，常常是以“一家之私记”的形态出现。相对于正史而言，杂史在真实性上不足，在完整性上不够。别史，按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即是在内容和性质上处于正史和杂史之间的那些史籍。
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野史中记载了大量的朝代掌故和历史见闻，如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所提到的野史就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孔毅的《野史》，这些笔记、杂记中，恰恰存有大量的历史史料。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正史为经，以野史为纬，取用杂史222家，作为参照。《三朝北盟会编》虽然只记宋徽宗、钦宗、高宗数十年间之事，却采录野史二百多种。
虽然野史语言不如正史雅训，事实也不如正史准确，但野史多出于作者的亲见亲闻，常可以作为正史的参考。刘知幾在《史通·杂述》中说：“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是说野史可以作为参考资料使用。民国时期的傅斯年在《史料论略》中比较了正史和野史的差异，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62]，主张正史和野史兼取。
二、官修主导，私著丰富
中国的正史多由官修，这涉及一个王朝正统的问题。战国以前，三代相承，并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但孔子所言的“夏夷之辨”，已经说明了当时的学者忧虑华夏正统为狄夷所毁。秦夺取天下之后，并不被东方诸国所认同，因为秦起自西戎，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深一些，为东方六国诸侯、贵族所蔑视。为了表现自己的正统，秦始皇借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来论证秦称帝的合法性，并烧毁东方六国所流传的史书。《史记·六国年表》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意在树立秦之正统。西汉立国之后，正统问题一直被儒生和学者拿来讨论，西汉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不惜通过改元、改德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东汉班固修撰史书时，认为如果按照《史记》的做法，东汉势必要被编在王莽之后，便采用断代史的方式，以凸显东汉的地位。由此开端，史书所承载的，已经不再是史料的问题，而有深刻的政治用意，并成为朝代合法性的标志。
除了正史外，官修的史书还有各类起居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历代起居注43部1183卷。唐以后，历代均设有掌管起居注的史官，负责编订起居注，后整理成朝代实录，这也是卷帙浩大的官修史籍。
就正统性而言，每个朝代建立之初，都会主动修订前代的历史，来显示自己的政治继承性和文化的正统地位；从国家建构和思想统一的角度来说，官方主导修订的历史，有助于援引旧朝遗老，以凝聚学者的共识，促进新朝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官方修史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
官方修史之外，私人也修撰了大量史书。孔子修《春秋》，可以看作是私人修史的开始。战国时期，私人修史的风气盛行。楚威王时的太傅铎椒，采集前代春秋的成败事迹，编成了《铎氏微》40章。赵成王时的丞相虞卿，作了《虞氏春秋》8篇。秦襄王时的丞相吕不韦，学习《春秋》，杂采诸书，作了《吕氏春秋》。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也曾依据各国《春秋》而著书。到了汉代，官修的史书有《汉书》《东观汉记》等，汉末以后，私修的《后汉书》就有10家。三国史，私修者有5种。私修晋史者，有干宝、孙盛等12家。历代私修断代史数量非常多，很多正史正是借助这些私修的著述完成的。我们当充分注意私修史书作为基础性资料的作用。
三、学识兼备，尤重史德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书的优良传统。最著名的例子是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不畏权势，记载“赵盾弑其君”，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兄弟三人与南史氏不顾生命危险，按照真实的原则记载了“崔杼弑其君”，为时人所景仰。以此为例，“实录”成为中国史家的一个原则，也成为史书品评的一个标准。如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实录”，唐吴兢直笔实录，被誉为“后世董狐”，他们都体现了中国史学对真实传统的坚持。
秉笔直书要求记录忠于历史真实，不能故意隐瞒、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列举了信史的标准：一是“述远”而不“诬矫”，二是“记近”而不“回邪”。即记述元古的历史，即使前代历史史料不清楚，也不要编造；记述近代史事，史料就在眼前，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加以回护或者扭曲，要用析理居正的态度来处理。孔子在修订鲁《春秋》时，寄托了微言大义以褒贬，中国的史书被附加了申劝诫的历史道义、政治道义和国家道义，正如此，唐太宗才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的说法[63]。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史书不仅是史料的编纂，更是“正道”“治道”的载体。
史德既体现于作者的撰史态度中，也体现于史书的价值取向中。中国史书要求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用材料和事实客观公正地描述，而避免一己之私情羼杂其中。《文史通义》有《史德》《言公》诸篇，专门讨论了“史德”和“直书”。章学诚认为仅有才华和学识，并不足以成为好的史学家，《史德》便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只有做到文道合一、言事一致，才能做到叙事公允、褒贬得当。这种公允的态度正是“言公”的前提，有了这样的精神，“能者无所竞其名，黠者无所事其剽，核者无所恃其辨，夸者无所争其耀”[64]，才能平心静气地审视材料，进行撰述。
一个史学家不仅要有秉笔直书的自觉性，还要有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名利所动的勇气。史籍中曲笔的形成，或是顺迎时俗，阿谀权贵；或是诬蔑他人，以图私利。这种随意褒贬、迎合权贵的做法，历史上常常存在，就是在正史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更证明了重视“史德”的可贵。
四、叙述简略，考订详赡
中国史学重视考订，例如《春秋》有三传，《史记》有三家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大量的传注。这些注释的出现，一是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后世学者为了阐明本事，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补充和注解；二是由于史书的记载本身存在一定的缺失或者讹误，后世学者需要进行大量的补订、辨伪。
其实，在史籍撰述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对史料的搜集、排比、甄别、编辑等环节。大量存在的原始资料，不仅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来源上也真伪难辨。所以鉴别史料是史学家撰著的前提工作。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对于不同的史料，采用存而不论的方法加以处理。东晋孙盛著《异同评》，专门讨论史料的考异和分辨。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多家的记录辨别是非，还参考多种说法分析异同，这些都是对史料的考订。
这类考订在后代成为专门的学问，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专就《新唐书》《五代史》中的错误进行考订。刘攽的《西汉刊误》《东汉刊误》，也分别对《汉书》《后汉书》的讹误进行校订。较著名的还有阎若璩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校订了前代正史中的文字讹误，还纠正了记事的谬误，对于一些存疑的名物，进行了训诂，这些都是阅读正史不得不参考的资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时的记录，从中能够看出司马光是如何对史料进行比对、分析和采纳的。其中列出了所引资料的差异，并自撰考异，参考群书，评其同异，撰成专书30卷，与《资治通鉴》相表里。后来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把这些考异条文列在《资治通鉴》正文之下，把考异与《资治通鉴》合为一书。我们读《资治通鉴》时要注意体味这些材料中所蕴含的经验和心得。
这些大量存在的考订、注释，最初仅是对史书的补订，是研究的成果，后来便成为史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研究的对象。中国的史料不断累积，史学研究日趋深入，与这些考订的深入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