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博雅语文的相遇

（一）成为语文教师

我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我的童年是在中科院大院里长大的，那时的中关村一带，放眼望去还是一片荒烟蔓草。中学时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年轻的心里充满多彩的梦想，曾向往学外贸，叱咤商海，闯荡世界。可是，中学毕业时，父亲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导，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希望我做老师，也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职业。于是，1981年，我考入北京第三师范学校，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1984年7月，从师范毕业的我带着对北大的憧憬，来到了北大附小，做一名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0多年。其间，虽然有过升迁、调动的机会，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的青春、热血乃生命都融汇在这里，就像校园里那些树一样，根系已经扎在了土里，须臾不能离开。

现在想来，我很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的坚持，让我做了老师，教了语文，从事了至今从未后悔、越来越热爱的事业。

我工作的一大半时间，都是在语文课堂度过的。语文是我事业的“根”，是我教育梦想出发的地方。时至今日，我对语文教师仍然有一种深深的、特殊的情结，甚至仍常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语文教师。

初到北大附小，我婉言谢绝了领导让我担任大队辅导员的好意，甘心当一名语文教师。我始终认为，我的性情气质可能是和语文学科最贴合的。与其他的学科相比，语文似乎更加博大精深，它美好、浪漫，能抵达人的心灵，更能承载我的教育梦想。于是，从1984年9月起，初上讲台的我就径直担任毕业班的语文老师。1991年7月，我又被提拔为分管语文学科的教学主任。

作为语文教师，我常跟学校的前辈们探讨，语文到底应该教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础教育百废待兴，小学语文课堂也远不如今天这么自由和开放。记得当时的教学大纲把语文定位为“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因此，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关注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追求的是学生在考试中的好成绩。

虽然认识上有局限，但我隐隐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语文课，我希望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刚工作的我有使不完的精力，也有喜欢琢磨的热情，经常一备课就忘了时间。越琢磨我就越喜欢语文课堂，我的学生也越来越喜欢我。语文课堂成为我和学生情感交融的舞台，也建立起我最初的教育热爱和专业自信。

我的语文教学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我的公开课多次成为学校同事学习观摩的样本，年轻的我被推荐参加各项教学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92年，28岁的我参加海淀区语文学科基本功大赛，获得了全区的基本功双料一等奖。1997年12月，我又被评为首批北京市小学市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同行的认可和各项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也促使我进一步反思。在课堂上，看着学生高高举起的小手，看着他们眼睛里渴望的光芒，我总忍不住想，怎样才能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享受更多的快乐呢？我的讲课是不是设计成分太多了？我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以及“教”与“学”的关系？

没有反思，就没有成长，也就不会有学习和提升的动力。在反思和学习中，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20世纪90年代，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多了起来。90年代末，《北京文学》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的大讨论。专家、学者们摆事实、讲道理，批评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其表现为：学生的学习负担重、语文水平低；语文教学不得法，形式主义严重；忽视文学教育，应试教育影响深广，等等。[1]一时间，语文教学遭遇“四面楚歌”。

痛定思痛之下，从改革语文教学出发，出现了很多大胆变革、勇于创新的教学流派，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主体教育、和谐教育、创造教育等。[2]

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学正是这时出现的有影响的教学流派。正如李吉林老师所言，情境教育强调诱发主动性、强化感受性、着眼发展性、渗透教育性、贯穿实践性，以渗透教育目的、充满美感和智慧的情境，通过角色的转换，强化儿童的主体意识，让儿童在活动中获得充分发展。情境教学对传统语文教学的纠偏，使之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益于情境教学，我在语文教学中有了新的尝试。1998年，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举办全国情境教学观摩活动，我有幸作为北京市唯一的推荐选手参加了这场比赛。

还记得，我执教的课文是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第六册中的《荷花》，作者是著名作家叶圣陶。文章按作者看荷花的顺序，描述了公园里的一池美丽的荷花和“我”看荷花的感受。全文不到400字，却把一池荷花写活了，语言生动优美，充满诗情画意。作为教师，如何带领学生入情入境，让荷花之美触碰心扉？我抓住“情境”这个核心词，从体会情境、显示情境、运用情境、进入情境四个环节引导学生感受荷花的长势之美、姿态之美、色彩之美，并通过关键提问——“为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由此让学生感受作者赏荷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3]

比赛的过程很顺利，我最终获得一等奖。经过层层选拔，最后荣获佳绩，我倍感欣慰、备受鼓舞，似乎找到了一条改革语文教学的有效路径，也坚定了我继续大胆探索尝试的信心与勇气。

回看走过的足迹，每一份付出都有意义，每一次成长都值得珍惜。透过青春岁月播撒的汗水印痕，我不断地推开一扇扇窗户，看到了一个更新、更广、更具魅力和挑战的语文世界。

（二）相遇博雅语文

1998年9月，我被提拔为北大附小的副校长，主抓全校教学工作。

教学管理头绪繁多，要兼顾的工作更多了，我开始在不同学科之间听课、评课、研讨，但语文学科依然是我最深的牵挂。每次走进语文课堂，我仍有种怦然心动、跃跃欲试的感觉。

世纪之交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传统语文教学注入了一股新风；国家三级课程体系的日渐明晰，赋予了小学教师在教学内容选择上更大的权力。在改革背后，一个异常鲜明的思想指向就是以人为本、儿童立场。为此，我经常向自己，同时也向语文教学团队抛出问题“今天的学生需要什么”“我们要通过语文教学教给他们什么”“怎样让语文教学焕发生命活力”“我们的语文，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是对语文教学的本质追问，也是北大附小语文教学的价值定位。

现代语文，一直面临“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而我始终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语文是文化、文明的载体，是人类社会传承知识、实现沟通的基本工具。但是，语文又不能仅仅盯着“工具性”“实用性”，语文里蕴含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语文教学必须具有艺术性，用美的教学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实现“人文性”的学科价值。好的语文教学一定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

多年来，受北大自由、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熏染，北大附小的语文课堂也充盈着真诚、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的教学氛围。语文是人文的，也是开放的，很多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需要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我们争取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教学，在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中保持自由心态。我们鼓励和保护学生的“异议”，变“讲堂”为“学堂”，变“一言堂”为“多言堂”，变“机械训练”为“涵咏体察”。

更重要的是，在北大丰富的人文传统陶养下，北大附小的语文教学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文化润泽。

百年北大，人文阜盛，北大附小也已走过百年，如何让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精神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些年来，我和语文教学团队的老师们一直孜孜以求。

我们以丰富教师的文化素养为前提，不断拓展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宽度。俗话说：“云后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语文教师的文化视野越开阔，积淀越深厚，教学效果就越好。在北大附小，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都是语文教师的必读书。在教授古典作品之前，老师们首先钻研教材，领悟其文化精髓，然后再集中研讨，如何有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由北大附小教师集体编创的校歌《乳燕初飞》《北大附小校园文化三字经》等，无不显现了北大附小语文教师的深厚功底。

我们以领悟经典文本为基础，不断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深度。在完成教材选编课文之外，通过增加传统文化学习篇目，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从而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数千年负载的精神价值认同，培养学生的民族使命感和高尚的人格。我们还为学生精心选择、编写、修订了一套《小学生必读古诗文》（全12册），汇集了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的精华，适合学生每天吟诵。

在这样的语文创新实践中，我们渐渐对语文教学有了自己的方法体悟、价值理解和教学理想。

作为基础学科，语文教育是否也承担着为其他的学科提供水源的任务？现代化的科技突飞猛进，使得今天的学生从一出生起，就注定要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轰炸。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就必须广开水源，给学生提供广泛性、普遍性、全面性和通识性的知识。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也一定是关涉生活、抵达学生生命的。语文要教知识的“背后”，必然需要广而博的知识素材，只有充分地“备学生”，才能发现知识的“背后”，创新“备文本”的内涵。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能局限于学科本身，而应该跳出语文看语文，应该将更多元的学习技能和更广博的知识基础传递给学生，应该设身处地地思考学生更长远的生命成长。

如何赋予语文更多的育人内涵？在集思广益的探讨过程中，有一个名词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博雅教育。经过一番讨论，语文教学团队一致认同将“博雅”一词合理化使用，用于表达北大附小语文课程建设的想法。

从北大的“一塔湖图”出发，溯源博雅，传承博雅，越发感觉到博雅语文不仅是北大附小学生的发展需要，而且也非常契合北大附小的文化特质。

博雅与北大附小语文，也是一种奇妙的相遇，仿佛早有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