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宋时期湖湘文化的成熟
两宋时期，以湖湘学派的崛起为标志，湖湘文化走向成熟，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湖湘文化的发展
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50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国家政权，应当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北宋建立后不久，即逐步消灭了南方包括湖南“马楚”在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
在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亦产生于北方，但是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由于北方党项、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南侵，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经济破坏严重，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入金人之手，一直居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南方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崛起，此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湖南更是成为南宋王朝所倚赖的重要地区。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及交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南，并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那些有名的学者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北宋形成的“四大书院”在南方和北方各两所，到南宋时期，四大书院已全部移到南方，而北方的文化则大大衰落。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局面的出现，无疑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飞跃发展，为湖湘文化走向成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湖湘学派的兴起
两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其标志是湖湘学派的崛起。
与先秦儒学和汉唐儒学相比，湖湘学者们不单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或者从人的生活实践方面大量地讨论儒家伦理问题，而是把这一切置于“性与天道”的宇宙论、世界观的哲学角度来考虑，使先秦以来的儒学发展成一种更为精深、具有系统性的学说，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先秦孔孟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原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通过“百家争鸣”，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主流学术思想。自汉代起，儒家学说更是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学说。由于先秦儒家只讲其然，不讲其所以然，以致儒者们常常沉浸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皓首穷经”的学问中，不能够对儒学的理论思想和伦理价值做出新的阐发。道释两家兴起，也使得儒家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湖湘学者们在吸收和批判佛、道的宇宙论、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重建儒学体系，重振儒家信仰，创立理学，形成湖湘学派，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湖湘学者们表现出了兼收并蓄、会通诸家和致知力行、知行并重的思想特点。
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体系。《太极图说》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跟道教的宇宙图式结合起来，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将儒家伦理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通书》则提出了一个以“诚”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心性论。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其中，“诚”既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又是“圣人之本”道德人格本体。从而把“天人合一”奠定在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为儒家伦理建立起一个终极存在的本体依据。
周敦颐为理学的兴起起到了奠基作用，他的思想备受湖相学派推崇。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在《通书序略》中确定了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胡宏的弟子张栻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周子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如《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等，肯定周敦颐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湖湘学派的哲学体系和概念范畴也深受周敦颐的影响。胡宏将“性”看作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人格本体，从而建立起“性为大体”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这与周敦颐《通书》中的理论模式十分相似。张栻不仅重视周敦颐的《通书》，还十分重视《太极图说》，他将周敦颐的太极论与胡宏的性论统一起来，提出了“太极即性”的本体论学说。正是由于周敦颐对理学的重大贡献，后来的湖湘学人杨恺运才发出了“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感慨。这种感慨中既有作者的谦虚，也有湖湘文化的自信，它客观地评价了周敦颐对理学和中华学术思想的贡献和影响。
流寓而定居湖南成为“湖南人”（祖籍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安国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文化的经典著作。他的儿子胡宏曾“优游于衡山脚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创立了“性本论”的新理论，作为对其父理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性本论”将“性”作为连接天、人的中介，即人性是联结、沟通“天”“人”的枢纽，是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关键。不是宇宙观、认识论，而是人性论才是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86]胡宏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实现了他复兴儒学的夙愿。胡宏的主要著作有《知言》《皇王大纪》等。其中，《知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
张栻为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张栻年轻时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理学，经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注重“力行”，反对空言，强调道德践履，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栻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之一。1165年，张栻在长沙城南书院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湖湘学派倡导的儒家思想也得到迅速的传播，而岳麓书院则是新儒家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此外，张栻与朱熹的探讨，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界最大的盛举，被称为“朱张会讲”。
以“朱张会讲”为标志，湖南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地域和理论学术中心，湖湘文化的思想学术标记从此产生，影响全国并绵延后世。“湖湘学派”所开启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的湖湘学术，成为文人士大夫关心政治、关注民主、着眼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致使近代乃至现代的湖湘文化、湖湘人才群体独步于中华历史。
三、书院教育和学术的一体化发展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的持续发展，无疑对宋代及以后湖湘文化和湖南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在宋代引领着全国书院的发展，使湖湘士人获得了文化的自信，为湖湘文化和湖湘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湖南至少有12所书院，大多起着替代官学培养人才的作用。人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文化积累、创造的主体。人才的兴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历代湖南书院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工作，在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更新、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它们以其规制完备而备受世人瞩目，成为各地书院的榜样，引领着全国书院的发展。马端临所谓“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87]，讲的就是这种表率作用。书院的发展促成了湖湘坚持兴学的社会风气和与礼乐之邦洙泗、邹鲁一比高下的自信与自豪。这种社会风气和心理机制，正是湖湘文化得以于宋代趋于成熟，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至南宋，湖湘书院总数已达70所，基本覆盖到了整个湖湘地区。书院的普遍设立，不仅有了人才培育之所，也有了学术研究之所。如胡安国的代表作《春秋传》完成于碧泉书院；胡宏则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其代表作《知言》，建构其理学思想体系。张栻的主要著作《论语解》《孟子解》，也修订、完成于其主教城南、岳麓书院期间。宋代湖南书院的普及导致主流文化向边远地区不断推进，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间分布。同时，宋代湖南书院的各种面向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也促进了文化的社会传播。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据《湖南通志》记载，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
可见，自宋代以后，历代湖湘士人不仅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创造工作，而且以“教化”为己任，承担着教育的历史责任。这种教育与学术一体化的趋势，表现在湖南书院教育既注重先秦儒家道德，又注重把教育与个人修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传道求仁、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学风，并使之升华为湖湘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涵，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中的宝贵财富。
此外，两宋时期湖南除了湖湘学派兴起和书院教育蓬勃发展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等都是宋代湖南非常值得称道的经学家。宋代湖南也不乏才华卓越的史学家和具有较高价值的史学著作，如路振的《九国志》、陶岳的《五代史补》等。地理学、地方志方面湖南也有可观的成就，当时编撰的《南岳总胜记》《岳阳风土记》《辰州风土记》等著作对研究湖南历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南宋时期湖南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诗人、词人，如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衡山人侯延庆等。宋代湖南书画界较为突出的有刘次庄、单炜、武洞清、释仲仁等。宋代湖南的医学也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很多医学典籍，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有湘乡人朱佐与衡州热门宋永寿等。[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