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夫兹伯里
夏夫兹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III，1671—1713）是启蒙运动时期英国一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在经验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在17、18世纪的哲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夏夫兹伯里对休谟的影响比较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美善合一”理论，但实际上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夏夫兹伯里身上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倾向，他因此能够将“美”理解为一种高于现实的形式，而趣味的任务就在于发现真正的德性和美。这样，趣味开始脱离简单的感官感觉，而逐渐成为人所具有的一种重要判断。同时夏夫兹伯里对“自我”（self）观念的阐发，对情感（passion）作用的强调，及其对于艺术批评的重视，开一时风气之先，在美学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一、德性（virtue）与品质（merit）
夏夫兹伯里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多是短篇的艺术短札及政论，而传诸后世的唯一理论著作就是《论德性或品质》（An Inquir 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夏夫兹伯里在年方弱冠时就写出了这部著作，从而也确立了自己一生的思想方向，即树立“秩序（order）与德性（virtue）”的至高地位。夏夫兹伯里出身贵族，早年曾与洛克有过一段交谊，但他始终对洛克和霍布斯的哲学思想持反对意见。争执的焦点在于人是否生来就有道德感（包括美感）的问题。霍布斯曾力图证明人性自私，道德不过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方便，趋善避恶其实只是求奖避惩。洛克则认为人心本来是一张白纸，一切知识都基于感官印象，对“天赋观念”以及“天赋道德感”这一系列学说进行了批判。夏夫兹伯里反对这些学说，因为它们都把世界和人看成单纯的机械，使人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在人性中找不到根基。
夏夫兹伯里在《论德性或品质》中论述了以下观点：人的德性是整个自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心中善良品质所构成的和谐或“内在节拍”反映大宇宙（universal system）的和谐。这大宇宙的和谐才是夏夫兹伯里所说的“第一性美”，而人在自然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见到的美只是“第一性美”的影子。夏夫兹伯里的思想带有很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同样为个人的道德与审美留下了足够的地位。
在《论德性或品质》中，夏夫兹伯里指出：宇宙之中，天地万物各有所序，各安其位，而整个宇宙的和谐秩序是最高的善（Good）。而“德性”（virtue）则是个人与宇宙秩序相互沟通、天人相应的桥梁，个人的嘉德懿行会促进整个秩序的和谐，反之如果个人败德逾矩，则会破坏整个自然秩序的稳定。
夏夫兹伯里的师友洛克有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实用知识往往得自于实际经验，而关乎对错的伦理知识，则需要像数学观念一样经过推理得出，“道德的观念和数学观念本身都一样是原型，一样是贴切的完全的观念，因此，我们在道德观念方面所见的契合或相违，一定可以产生出实在的知识来，正如我们在数学的形相方面一样”[34]。夏夫兹伯里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洛克的这一观点，他设置了一个“善”的原型（the good of a kind），由此去衡量和推导世间万物的德性。而《论德性或品质》就是夏夫兹伯里在探究如何将个人的德性和“善”的范式协调起来。他的答案是激情（affection）。在夏夫兹伯里看来，人的感情发自于心，无法作伪，只要人有善的体验，自然会生发出善的情感，而人又是自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心之善无异于整个秩序和谐稳定的表征。
夏夫兹伯里认为情感不仅仅是德性的外在表现，而是检验德性真伪的标杆，一个人只有在行动时感受到了特定的情感，自然而然，发乎本心，才算是真正具备了相应的德性：
夏夫兹伯里指出，只有情感才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而人们在行动时体验到的情感正是其德性的标志。这一观点颇受同时代思想家的诟病，但休谟却从其中吸取了很多营养。
实际上夏夫兹伯里并非一味倡导宣泄情感的浪漫主义者，他清醒地看到了情感的两面性。一方面，感觉是人源于自然的天性，是沟通物我的桥梁；另一方面，情感的冲击太过强烈，让人几乎无法自持。而情感的价值在于其有助自然秩序的和谐，绝非个人可以从中获得感官的愉悦。因此，情感如果不能疏导有度，对自然的和谐有害无益。夏夫兹伯里选取了先民的动物崇拜作为例子，论述即便人们在祭拜动物时感到无比虔诚，但实际上这种情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过于激昂的情绪同样为夏夫兹伯里所不取，因为这种情感太过专注于自身，导致自我过度膨胀，因而有悖于人在自然秩序里中正的地位。
如何节制疏导情感？夏夫兹伯里没有诉诸理性（reason）或是权威（authority）的力量，而是反求诸己，强调用自我反省和修养功夫来节制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他新教徒以及辉格党人的身份。夏夫兹伯里论述的焦点由此从“情感”转向了“性格”（character）。他认为，人们有可能被一时的喜好或是利害所蒙蔽，由此表现出了游移不定的情感倾向，而人们真实的自我—道德感与美感是不会被误导的，因为人们的道德与美感是宇宙和谐秩序的一部分，而个人更是人“类”（species）中的个体，因此只要人们运用理智三省其身，就可以养成稳定平和的性格，从而更好地疏导情感。休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夏夫兹伯里的这个观点，他在《人性论》中指出，“决定任何情感的性质的，不是当前的感觉或暂时的痛苦或快乐，而是感觉自始至终的全部倾向和趋势”[36]，他和夏夫兹伯里都是着眼于更为稳定的“人性”而非一瞬即逝的情感体验。
夏夫兹伯里之所以特意拈出“情感”这个概念，是为了借此将“德性”（virtue）和“品质”（merit）与范式的“善”（goodness）区分开来。夏夫兹伯里认为，人们在遇到单纯的“善”时，一定伴随着感官愉悦的体验，但这仅仅是被动的感受。而美感和道德感之为用，在于人们主动“通过反思（reflection），把公正、慷慨、感激或其它德性的形象接受到心里去”[37]，并且对其进行评判，或赞赏或厌恶，因此与消极本能的感官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夏夫兹伯里意在强调美与德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反思的感觉（reflective sense）正可以防止人们沉迷于本能的感官愉悦。值得注意的是夏夫兹伯里仍然将道德感或美感视作人正常的情感体验，而非特殊的“第六”或“第七”感官，在这一点上，休谟与夏夫兹伯里更为心有灵犀，而夏夫兹伯里的高徒哈奇生则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笔者在上文中简述了夏夫兹伯里对于情感和德性的阐释，值得指出的是，夏夫兹伯里强调了情感是趣味（taste）、美（beauty）与感官体验之间的关键纽带，并赋予其超越消极感受的反思功能。在夏夫兹伯里的其余著作中，“美”成了更为重要的概念。夏夫兹伯里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使得他将“美”视作更高的范式，而“趣味”则是个人对于“美”的反应，因而夏夫兹伯里尤为重视艺术在鉴别情感、培养性格方面的突出作用，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二、趣味与性格
夏夫兹伯里与同时代的哲学家的一大区别在于，他并不将哲学单纯视作理性的思辨，而赋予其更多感性和实际的功用，他在《道德学家》（“Moralist”）一文中写道：
这段话里夏夫兹伯里将教养（breeding）、公正（justice）和美（beauty）这三者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一个人对于这三者的理解和选择，构成了他的性格，而哲学与艺术的任务，就是力图使人们在智慧和美的熏陶下，培养起完善稳定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完善的性格也有助于我们建立起良好的趣味和道德。
和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本体相比，夏夫兹伯里笔下的“性格”，带有独特的英国经验主义色彩，他将“性格”视作经验与观念的集合体，休谟将“自我”（self）论述为“一束观念”（a bundle of ideas），多少是源出于夏夫兹伯里，而康德对于理性主义心灵实体论的批判，笔者认为，也很难说没有受到夏夫兹伯里的影响。
不过夏夫兹伯里不似休谟和康德那样善于穷究理路，他的著述很大程度上是怡情悦性之作，在他看来，对哲学家而言，感受的“心灵”（heart）与理智的“头脑”（head）同样重要，哲学的目标就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完善而稳定的“性格”：
夏夫兹伯里一直寻找的是“一种美的理论，以回答个人性格的真正形成问题”，他坚持哲学的真正使命在于“教导我们保持本色，调节自身的喜好，激情和性格，进而理解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的趣味在夏夫兹伯里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他眼中，趣味关系着人们的性格如何完整地表现出来，并且避免外在的诱惑使其误入歧途。个人的趣味可以影响道德，因此培养个人乃至公众的趣味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趣味有助于完善绅士的性格，而对趣味的探究是任何渴望变得明智和礼貌的人要做的工作”[40]。
夏夫兹伯里在一篇短文《塑型艺术》（“Plastics”）中列举了即便是一名绅士，其趣味也会受到误导的一系列原因，其症结在于，一旦审美活动关乎“实践”（practical）和“经验”（empirical），这就涉足利害了，人们因此不得不从一己的判断出发，维护自身的利害，最终受制于阿谀和奉承。除非一个绅士能够“脱于流俗，在那些来来去去的艺术家中保持定见”，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他的名誉和财富”[41]。夏夫兹伯里想通过这段话来说明，趣味是由人的判断所形成，虽然趣味和人内在的道德以及审美禀赋十分接近，但实际上趣味还是关乎实践，并且容易受到误导。夏夫兹伯里反对当时“趣味无争辩”的论调，他坚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我们的趣味，而不能让趣味左右我们”[42]。
夏夫兹伯里指出，人们囿于个人的喜好，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力，这才是健康趣味的最大敌人，“无论我们身处人群还是独善其身，我们个人的喜好都不会失去作用，只要它一旦被满足，就会给予我们快感……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身的喜好，这就会使得我们走向疯狂”[43]。
夏夫兹伯里认为趣味应该植根于人的道德感，不受道德感制约的个人趣味只是疯狂的爱好和迷恋，“只要我喜欢，什么都是对的”[44]，因此，趣味并非关于个人喜好，而是关乎取舍的道德问题。健康的趣味源于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与控制，夏夫兹伯里对作家的建议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夏夫兹伯里看来，健康的趣味并非与生俱来，而需培养和引导，因其是理性判断的产物。如果将夏夫兹伯里的理论与18世纪后期的美学思想做个比较，我们就能看出两者显著的不同。18世纪后期的美学理论将“趣味”视作一种直接的个人快感，“当我品味某种东西时，我无须思考它就能经验那种味道……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一个人发现愉快的味道可能不能令另一个人感到愉快，而且我不能说或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情况。对于许多早期现代哲学家和批评家来说，艺术和美的经验恰好就像这种味觉，‘趣味无可争辩’就是指这种情况”[46]。夏夫兹伯里持论与此正相反，他认为，人们有可能被一时的喜好或是利害所蒙蔽，因此表现出了坏的趣味。人们真实的自我—道德感与美感是不会被误导的，因为人们的道德与美感是宇宙和谐秩序的一部分，但其外在的表现—趣味却可能误入歧途，这就取决于人们的理智反思与自我控制。因此人们在审美中获得的愉悦或是厌恶的感受，应该是自身对趣味进行评判的产物，而非证明趣味无可争辩的依据。
夏夫兹伯里对于“趣味”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一方面，他没有像后来的美学家们一样，将趣味看作人的感官产物，而是将其视作个人性格与自我的具体呈现。缺乏具体趣味取向的品质和个性流于空泛，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趣味与个人的道德与审美判断密不可分，夏夫兹伯里由此驳斥了当时经验主义将趣味简单视作快感的倾向。另一方面，夏夫兹伯里突破了新柏拉图主义将“美”视作一种实体，将其与情感以及判断剥离开来的倾向，他认为情感与判断都是审美体验必需的要素，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有道德和健康趣味的绅士欣赏的对象，同时也是培养良好道德和个性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还有夏夫兹伯里关于批评（criticism）的观点。他认为趣味既是一种审美判断，又是个人的某种感受和性格的外在表现，既然如此，趣味就需要经受感官和理性各方面的考验，如此方能够不断完善。批评家（critics）的作用就是从各个角度去检验和完善趣味。不仅仅在艺术领域，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同样需要有益的批评：
夏夫兹伯里强调趣味的普遍标准和规范，如他所说：“公众的判断总是对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普遍判断、大众趣味和老练的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准则来修正自己的趣味并且发表言论，这样的人死后才不至于受到谩骂和惩罚。”[48]夏夫兹伯里的这一观点，更多传达的是他对于稳定的道德规范以及人性的推崇，而非压制个人的审美体验。在他眼中，道德与趣味关乎整个宇宙秩序的完善与否，“公众总是对的”，因为高尚的德性与品质都需要从大众身体力行方能提炼出来，这样才能保证其公正与稳定。
休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夏夫兹伯里关于批评的观点，但两人的分歧在于，夏夫兹伯里仍然将批评视作个人自我审视的工具，批评家们外来的声音仅供参考，而休谟则力图通过“批评家”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趣味标准”。
三、艺术与情感
夏夫兹伯里认为，道德与艺术相似，善与美一致。和谐与平衡，是判断善恶的标准。道德的基础，不在自私或自爱，而在于仁爱；不在于理性或理智反省，而在于情感。他把这种情感称为道德感或良心或天然情感，并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们颇为接近，在他们眼中，“心灵不是一张感觉书写的白纸，而是一本合上的书，只有情感才能打开它”[49]。
夏夫兹伯里在强调人类天生的道德情感的同时，也并不讳言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被一己的喜好、偏见或是利害所左右，就会导致自私以及狂热等众多弊病。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论述的，夏夫兹伯里认为人们的道德感与美感源自于宇宙的和谐，他坚信“心灵”在“不涉利害”的情况下，能够在“初次受理性事物的考验时，把公正、慷慨、感激或其它德性的形象接受到心里去时，同时厌恶那些相反的品质。……心灵会在行动，精神和性情中见出美和丑，正如它能在形状、声音、颜色里见出美和丑一样”[50]，然而夏夫兹伯里的用意并不是将“无利害”当作一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在他眼里，情感与个人的喜好与利害息息相关，利害是一种会影响人们情感与判断的因素，“在‘无利害’的情况下，无论处于何种虚假和混乱的状态中，心灵总能够发现美与适宜（comeliness），并能洞察不同心灵、不同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无利害的状态下，人们更能珍视自然和真诚，唾弃虚伪与野蛮”[51]，相反，人们一旦被过度的激情所控制，就难以保持心灵的敏感和明晰了。
夏夫兹伯里的这种观点并非无的放矢，他所抨击的正是霍布斯宣称的“人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人们受蔽于一己的利害与激情，往往顺从于本能盲目而动。那么，如何来节制人的情感，使其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度的状态，这个问题一直是夏夫兹伯里所关注的。夏夫兹伯里认为，情感的源头在于天地之间的和谐秩序，而人类的道德感也源生于此，“这个秩序（order）直接存在于其他一切创造物之中，也直接存在于人之中。人类最高的善是爱这个秩序并从中获得的快乐”[52]。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个人的情感就是对于此实在秩序的反应，情感的力量也就植根于此。夏夫兹伯里以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对比来说明这个观点，他指出，古代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魄，现代诗歌之所以“缺乏精神”（spiritless），因为前者生发自和谐秩序，天人应和，因此才能激发人的情感，后者只是诗人逞其巧智，虚伪矫饰，如同无源之水，所以缺乏感人的力量。由此看来，个人只有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感，才能有效地节制情感，做到发乎情，止乎礼。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审视自我的途径，因为，艺术固然可以直接触动人的感官，借此引发人的情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艺术蕴含着自然秩序以及“纯形式”（the true form），而非局限在人的感受或是事物外在的表象，由此人们可以借完善自身的趣味，进而调节自身的喜好与情感。
夏夫兹伯里晚年在那不勒斯休养，闲暇之余，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绘画、诗歌以及雕塑等艺术的短论杂评，这些短文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是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艺术真正应该做的，是让那些理想的情感与德性以具体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当真实的品质和内在的形式展现出来，外在的表象就应该让位于它们……人物的匀称和气质在诗歌中只能通过他们的道德表现出来……冲突，对比，阻碍，行动。”[53]夏夫兹伯里的著作中有相当大的篇幅留给了他的艺术评论，大多是他从政坛退隐后在那不勒斯创作的，他希冀通过著书立言的实际行动来达到“改善我们的趣味”这一目的。
在《独语或对作家的忠告》中，夏夫兹伯里对古代诗篇大加赞赏，称其为“对时代的一种殷鉴或一面明镜”，对于人的道德、心灵和性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这些诗篇不仅从根本上讨论道德问题，从而指出真实的性格和风度，而且写得栩栩如生，人物的音容面影宛若在眼前。因此，它们不但教导我们认识别人，而且主要的和它们的最大优点是，它们还教导我们认识自己。”[54]这段话深刻地体现了夏夫兹伯里美学思想的道德诉求，新柏拉图主义教导人民摆脱尘世物质的羁绊，追求灵魂的飞升，而夏夫兹伯里的用意则在于通过艺术纠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认识，“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改善我们的趣味”。艺术不再是惑乱人心的幻象，而是人们获取真知、理解世界的工具，因为艺术揭示的是世界纷乱表象背后的内在形式，而人们的道德中恰恰也蕴含了这一点，艺术由此可以成为人们与宇宙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由这个立场出发，夏夫兹伯里坚持审美不能没有标准，同样要接受公众的评判，艺术家更不能光凭借冲动和感觉来创作，要遵守某些建议和规则。夏夫兹伯里虽然说过“真正的诗人是一位第二造物主”，但在他眼中，诗人摹仿的是“宇宙的和谐秩序”，而这种和谐与人心中的道德秩序相应和，因此诗人绝非不涉利害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读者更不能凭一己的偏好对艺术妄下论断。他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应该尤其注意这一点，需要摒弃个人沽名钓誉、自我表现的偏见，做到公正无私（disinterested）：“有些作家的作品中充斥着自己的奇思妙语和个人成见（interested view），他们也许名噪一时，然而后世真正记得的是那些博学公正而无私的作者。”[55]诗歌需要遵守某种规则，这和情感应该稳定节制是相对应的，一旦艺术失去了标准，观众的情感也会因此而混乱，这也正是夏夫兹伯里的忧虑所在。
夏夫兹伯里的理论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色彩，但其笔锋所指，并不局限于当时社会中混乱的审美趣味，更涉及对17世纪以来英国宗教狂热的批判，“诗者，持也，持人情性”[56]，这一句古典诗评用在夏夫兹伯里身上也颇为合适。休谟继承了夏夫兹伯里关于节制情感，树立稳定规范的观点，但摒弃了他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倾向，代之以更加经验化的立场，在下一章中笔者将详加论述。
四、情感的力量
在夏夫兹伯里眼中，哲学、教育以及艺术诸科，其目的都指向自我人格的教化与完善。在其后期著作中，夏夫兹伯里一再重申自己的这个观点：
夏夫兹伯里对“自我”的复杂性有着充分的认识，是因为“自我”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利害以及性情等诸多元素，因此更加需要慎思明辨，“如果一个人不能严格地审视自身，那大概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思想者……我们的喜好无常，性情多变，我们的行为和利害常常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更要努力规范自身的性情”[58]。
有论者将夏夫兹伯里的这一思想倾向主要归结于他的贵族身份所致，这一论断未免失之偏颇，夏夫兹伯里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他的个人思考以及性格与当时的哲学思潮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自我”（self）是夏夫兹伯里学说中的关键词，其含义较复杂，影响也颇为深远，前文已经有所论及，大致而言，夏夫兹伯里笔下的“自我”一方面“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官能，促使我们在审美过程中，从结果转入原因，从外部转入内部，从部分转入整体”[59]；另一方面，夏夫兹伯里的理论中明显带有洛克经验论的印记，“自我”是观念累积的产物，随着新观念的产生而日新月异。这两点之间的张力是17—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中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中也仔细对其进行了探讨。
夏夫兹伯里重视经验和教育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他也看到了个人的喜好性情千差万别，不可以一概而论，因此他为各种行为和情感设立了一个衡量的尺度，即个人的感受：“公正的思想，优雅的修养，端正的品行，这些只能经过个人真正的体验才能形成，无论哪种性情，只要不是源于人自然的感受而形成，那么就无法持久。”[60]
夏夫兹伯里一方面力图设立一个标杆，以此检验个人不同的经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解放了个人的经验，使之成为衡量不同观念的尺度，这样，“感受”进而就脱离了单纯的感官体验，而带有了判断（judgment）的色彩。这个倾向在其美学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夏夫兹伯里反对当时的经验主义将美视作从感官体验抽象出来的概念，在他看来，美与德性都并非单纯的感觉对象，而是人们精神与自然的应和。他将美感和道德感看作人的“具体的基本倾向，一种纯粹的能力，是精神的原始功能……美的，漂亮的，好看的都决不在物质（材料）上面，而在艺术和形式上面；决不能在物体本身，而在形式或是赋予形式的力量……而形式只有在被思考，被欣赏，被检验时才会有活力，因此才能激起和满足人的美感”[61]，当我们经历审美体验时，并不是消极地获得感官愉悦，而是在主动地发现和构造形式中获取快感。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审美都需要理智和反思的参与。夏夫兹伯里如此写道：“对于绘画、建筑，以及其他艺术而言，理智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与经验；反之，那些仅凭感官的刺激与冲动就一挥而就的作品，才是虚假和矫饰的。只有经过理智和心灵的考验，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62]夏夫兹伯里将传统经验主义的对外在刺激有所反应的“感觉”（sense），改造成了对形式和秩序（order）的感知（perception），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夫兹伯里已经将被动的“感觉”上升到了主观“判断”（judgment）的层次。这一点与夏夫兹伯里一贯的“天人应和”学说是相吻合的，正是因为人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才能主动地去感知和构造符合宇宙秩序的艺术形式。
有论者指出，在夏夫兹伯里对“情感”进行改造之前，西方美学的主流当数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美学观，认为美之根源需要从外在于人的“理念”等秩序之中去寻求。夏夫兹伯里的开创之处在于，他将柏拉图主义的美学观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融合起来，把探求的目标转到个人的情感体验之上，“夏夫兹伯里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发现了心灵中的一块新大陆，或者说，发现了‘自我意识’中的一块崭新的领域。这就是自旧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活跃在艺术和公益活动中的潜在的审美冲动”[63]。
笔者在前文中所做的论述，旨在说明夏夫兹伯里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或是理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用经验来验证观念，但又清楚地意识到经验的局限。通过对“趣味”“性格”“自我”等一系列概念的论述，夏夫兹伯里摆脱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内在天性”（internal nature）的沉迷，他认为绝神去智、瞑目苦思绝不能正确地理解宇宙，只有广泛地去感知、反思、欣赏和实践，才有与宇宙真理沟通的可能。文德尔班随后发现，“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感官’（如后来称呼它那样）的心理学的支持者，恰恰是那些忠实地尽心尽力要想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中获得外部世界知识的人们”[64]。夏夫兹伯里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在洛克影响下过于简单化的经验主义美学。他信赖人天生的感官能力，并且坚持人们应该在审美和道德活动中不断反思和检验自身的感觉，由此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能力，这正蕴含“趣味”（taste）这一现代美学观念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