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总序
在西方，从学科发展史上讲，先有探讨文艺理论与批评鉴赏的诗学（poetics），后有研究感性知识与审美规律的美学（aesthetics）。前者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后者以鲍姆嘉通的《美学》为标志，随之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和谢林的《艺术哲学》为津梁，由此发展至今，高头讲章的论作不少，称得上立一家之言的经典不多，能入其列者兴许包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丹纳的《艺术哲学》、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克罗齐的《美学纲要》、柯林伍德的《艺术原理》、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卢卡奇的《审美特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等。
在中国，传统上诗乐舞三位一体，琴棋书画无诗不通，所谓“诗话”“词话”“乐论”“文赋”“书道”与“画品”之类文艺学说，就其名称和内容而言，大抵上与西洋科目“诗学”名殊而意近，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儒典《乐记》、荀子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至于“美学”这一舶来品，在20世纪初传入华土，因其早期引介缺乏西方哲学根基和理论系统，虽国内涉猎“美学”者众，但著述立论者寡，就连王国维这位积极钻研西学、引领一代风气者，其为作跨越中西，钩深致远，削繁化简，但却取名为《人间词话》，行文风格依然流于传统。这一遗风流韵绵延不断，甚至影响到朱光潜对其代表作《诗论》的冠名。迄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众，出版物多，较有影响的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与《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邓以蛰的《画理探微》等。至于中国意义上的美学或中国美学研究，近数十年来成果渐丰，但重复劳动不少，食古不化风盛，在理论根基与创化立新方面，能成一家之说者屈指可数。相比之下，理论价值较为突出的论著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与李泽厚的《美学三书》等，其余诸多新作高论，还有待时日检验，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面对国内上述学术现状，既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也没有必要制造某种民族性或政治化压力进行鼓噪，更没有必要利用现代媒体进行朝慕“新说”、夕伐“假论”之类的戏剧性炒作，因为那样只能产生焰火似的瞬间效应，非但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反倒招致自欺欺人、自我戏弄的恶果。我们以为，“非静无以成学”。这里所言的“学”，是探究经典之学问，是会通古今之研究，是转换创化之过程，故此要求以学养思，以思促学，学思并重，尽可能推陈出新。不消说，这一切最终都要通过书写来呈现。那么，现如今书写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会涉及哪些相关要素呢？
我们知道，传统儒家对待治学的态度，总是将其与尊圣宗经弘道联系在一起，故有影响弥久的“述而不作”之说。但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流变形态来看，所谓“述”也是“作”，即在阐述解释经典过程中，经常会审时度势地加入新的看法，添入新的思想，以此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任务落在实处。相比之下，现代学者没有旧式传统的约束，也没有清规戒律的羁绊，他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是自由而独立的，甚至为了达到推翻旧说以立新论的目的而孜孜以求，尝试着引领风气之先，成就一家之言。有鉴于此，为学而习经典，“述”固然必要，但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而有作”，即在“述”与“作”的交叉过程中，将原本模糊的东西昭示为澄明的东西，将容易忽略的东西凸显为应受重视的东西，将论证不足的东西补充为论证完满的东西……总之，这些方面的需要与可能，构成了“述而有作”的书写空间。如今大多数的论作，也都是在此书写空间中展开的。列入本丛书的著译，大体上也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述而有作”是有一定条件的，这需要重视学理（academic etiquettes），重视文本含义（textual meaning），重视语境意义（contextual significance），重视再次反思（second reflection），重视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对于学理问题，我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从“雅典学园”（Akadeimeia）衍生的“学者”（academic）一词，本身包含诸多意思，譬如“学术的、纯学理的、纯理论的、学究式的”等等。从学术研究和学者身份的角度来看，讲求学理（以科学原理、法则、规范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学理），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伦理要求。就国内学界的现状看，以思想（而非一般的思想性）促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这需要具备相当特殊的条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近百年来，国内提得起来又放得下去的有根基的思想（理论学说）不多，真正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因此，对大部分学者而言，以学理促研究，在相对意义上是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是一个逐步积累和推进的过程，国内的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经常鼓噪的“创新”、“突破”或“打通”等等，如若将其相关成果翻译成便于甄别和鉴定的英文或法文，就比较容易看出其中到底有多少成色或真货。鉴于此况，倡导以学理促研究，是有一定必要性和针对性的。这其中至少涉及三个主要向度：（1）学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借着用）；（2）理解与阐释的准确性（照着讲）；（3）假设与立论的可能性和探索性（接着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研究做到实处，才有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transformational creation）。
对于经典研读，我也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这样一段感言：“现代学者之于古今经典，须入乎文本，故能解之；须出乎历史，故能论之；须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凡循序渐进者，涵泳其间者，方得妙悟真识，终能钩深致远，有所成就。”
所谓“入乎文本，故能解之”，就是要弄清文本的含义，要保证理解的准确性。这是关键的一步，是深入研究和阐发的基点。这一步如果走得匆忙，就有可能踏空，后来的一切努力势必会将错就错，到头来造成南辕北辙式的耗费。而要走好这一步，不仅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良好的语文修养，即古今文字与外语能力。要知道，在中外文本流通中，因语文能力不济所造成的误译与误用，自然会殃及论证过程与最后结论，其杀伤力无疑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准确把握含义的大敌。
所谓“出乎历史，故能论之”，其前提是“入乎历史”，也就是进入到历史文化的时空背景中，拓宽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参阅同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注释评说，继而在“出乎历史”之际，于整体把握或领会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与论证进行分析归纳、论述评判。这里通常会涉及“视域的融合”“文本的互动”与“语境的意义”等时下流行的解释学概念。当然，有些解释学概念不只限于文本解读与读者接受的技术性方法，而是关乎人之为人的存在形式与历史意识间的本体论关系。因此，我们在解释和论述他者及其理论观点时，自己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自我存在的生成过程里面。此时的“自我”，经常会进入“吾丧我”的存在状态，因为其感受与运思，会涉及他者乃至他者的他者，即从两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外延到多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在理想条件下，这一过程所产生与所期待的可能效应，使人油然联想起柏拉图标举诗性智慧的“磁石喻”。
所谓“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关注现实需要与问题的基础上，将相关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加以适宜的变通或应用，以期取得经世致用或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效果。其二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再次反思，力求返本开新，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以便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建构新的理论系统。譬如，牟宗三以比较的视野，研究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成就了牟宗三自己的思想系统。海德格尔基于个人的哲学立场，研究尼采的哲学与荷尔德林的诗歌，丰富了海德格尔本人的理论学说。后期的思想家，总是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使命，他们运用因革之道，吸收不同养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切都是在“入乎文本”“出乎历史”和“关乎现实”的探索过程中，循序渐进，钩深致远，最终取得的成就。
在此诚望参与和支持本丛书的学者，均以严谨的学理和创化的精神，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诸君，以此抛砖引玉，促进批评对话，推动诗学与美学的发展。
借此机会，谨向出版资助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诚表谢忱！
以上碎语，忝列为序。
王柯平
千禧十一年秋于京东杨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