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约翰·拉斯金与威廉·莫里斯
约翰·拉斯金是英国著名作家和美术评论家。虽然他不是设计师,但恐怕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对现代设计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现代设计在思想上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从拉斯金那里流出来的。他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于两本书中:1849年出版的《建筑的七盏明灯》(Seven Lamps in Architecture)和1851—1853年出版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他的思想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却成为现代设计的思想核心。
在拉斯金为建筑提出的七盏明灯中,第一盏是献身,是人以其手工技艺对上帝的奉献。第二盏是诚实,是人对上帝的诚实。与科尔等人大力推行“艺术生产”刚好相反,拉斯金决绝地认定机器与艺术永无缘结合,机器不可能成为艺术。他要求人们彻底摒弃机器,因为只有用手工带着喜悦的心情,才能创造出真实之物,这就是对上帝的诚实。
拉斯金强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对中世纪的推崇更多地立足于对人——劳动者的关注。他痛斥亚当·斯密倡导的劳动分工及其导致的生产标准化、专业化,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穷人不幸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将人自身分割得支离破碎,人本身几乎不再有智慧去制造哪怕是一根针或者一个钉子了。出于同样的人道关怀,他也嘲笑希腊、埃及,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因为当时的手工艺人得根据主人的设计去制作,这种侮辱性的艺术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更是达到极致,当时的艺术“令人讨厌地显示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愚蠢”。在拉斯金看来,唯有中世纪的手工艺人是完整的人,他们彻底摆脱了奴颜婢膝,快乐虔诚地为上帝工作。他对装饰的定义是“为上帝工作时人类愉悦心情的表达”。
拉斯金赞美手工艺所体现的人性,反对新古典主义者追求的绝对完美。一般人会为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准确和精密之物而惊叹,拉斯金则对这种机械的完美标准提出抗议:“如果你想使精确出自他们自身,使他们的手指像嵌齿轮一般地计量度数、使他们的手臂像圆规一样划出圆弧,你就必然使他们丧失人性。”在他看来,只要人还作为人在工作,那么其手艺再差也不要紧,因为手工操作本身就是最宝贵的东西。他把机器产生的单调看成死亡的东西,而把与此相反的东西看成生命的表现。中世纪的艺术品虽然颇有瑕疵,却是生动活泼的;机器制造的产品虽然精确,却是死气沉沉的。那些并不完美的手工艺作品,“其总体效果倘若与通过机器或毫无生气的手所生产的同一设计产品的效果相比的话,就会形成如同声情并茂地朗读诗歌与机械地背诵韵文的差别”[52]。
拉斯金坚持设计与制造业的真诚,并将装饰艺术视为改变社会的途径。他目睹了1848年的革命狂潮,认为罪魁祸首是机器:机器助长了社会的贫穷、不平等和苦难,社会又把人变成了机器;也正是由于机器,忠诚和驯服等传统价值被虚假的自由理想取代,方才造成了1848年的革命。
不无吊诡地,这样一个向往中世纪、抗击机器时代的人物,竟然为现代设计提供了思想的源泉。这不仅归功于拉斯金思想的深刻性,也归功于第一位身体力行地将拉斯金思想付诸实践的伟大设计师。他就是威廉·莫里斯。
威廉·莫里斯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853年至1855年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学习,其间与前拉斐尔画派来往,并阅读了拉斯金和普金的著作。他本想成为一名画家,但在绘画艺术还未有很大建树以前,他就转向了设计。1859年,莫里斯新婚乔迁,与朋友菲利浦·韦伯(Philip Speakman Webb,1831—1915)和画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等人共同设计、建造和布置了新居,即后来声名卓绝的红屋(Red House)。
1861年,可以说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愿望,即要求艺术不应是少数人独占的奢侈品,广大公众都应享有优秀的艺术,莫里斯以红屋为设计中心开办了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Morris, Marshall, Faulkner&Co.),1875年后改称莫里斯公司(Morris&Co)。该公司主要设计和制作家具、挂毯、彩饰玻璃、家用编织品和地毯等,尤其擅长设计墙纸。莫里斯拒绝接受“美的艺术”(fine art)这一概念,其公司遵循中世纪行会的理念:工匠既要设计,也要制作。秉承这种理念,该公司最初建立在友谊和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莫里斯的妻子简·伯登(Jane Burden),建筑师菲利浦·韦伯,画家罗塞蒂、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福特·布朗(Ford Madox Brown,1821—1893)等都投入了工作,或者参与刺绣,或者设计家具和彩色玻璃。正如佩夫斯纳所强调的那样,莫里斯公司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艺术家都是公司的参与者,共同合作设计与生产日常用品,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要结束艺术对“非纯美术”(Arts Not-Fine)的蔑视,在他们看来,这种蔑视长期以来毁坏了欧洲艺术的基础。[53]
不事矫饰,尊重材料,崇尚自然,是莫里斯公司产品的特点。韦伯和罗塞蒂设计了著名的“苏塞克斯椅”(Sussex chair),采用18世纪英国乡村风格,用当时市场上流行的黑檀木做框架,椅面以灯心草手工编织而成(图3-2-1)。它们不使用机器工具与技术制作,外观设计略有不同,但一律线条笔直,结构简洁,装饰较少,毫不哗众取宠。然而,取消装饰并非莫里斯公司产品的特性,相反,莫里斯提倡热爱自然、模仿自然,推崇手工艺,因此,莫里斯公司的产品大多带有装饰。许多柜子上有莫里斯、伯恩-琼斯和罗塞蒂创作的彩绘,坐具的椅垫和椅背大多数由莫里斯设计的花布包裹,雕刻也很常见,当然,这一切都经过精心、得体的设计。著名的“莫里斯椅”(Morris chair)就是一件富于装饰而又大方得体的作品,其椅背可调节,非常舒服(图3-2-2)。莫里斯公司还承接了一些室内装饰项目,比如1856年为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设计的绿色餐室(Green Dining Room,图3-2-3),它可算是莫里斯公司集体才智的结晶:彩色玻璃由伯恩-琼斯负责,莫里斯和韦伯则设计了有果实与枝叶的室内装饰图案。
图3-2-1 韦伯、罗塞蒂,苏塞克斯椅,1866年
图3-2-2 韦伯,莫里斯椅,1866年
莫里斯最初将精力集中于设计彩色玻璃和木制家具装饰,后来转向了瓷砖、墙纸、地毯和印花布的图案设计,再后来又涉足印刷、装帧设计。他认为,设计者缺乏真正的材料知识,不知道如何加工材料,是19世纪工艺品不适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花费了极大精力去获取他需要掌握又不熟悉的各种手工艺的技术知识:1874年学染色,1877年学纺织,1890年学印刷,力求与材料直接沟通。在莫里斯公司,也只有他执着地坚持这一原则,这也是莫里斯的过人之处。
图3-2-3 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绿色餐室,英国,1865—1867年
尽管莫里斯未必拥有成为伟大画家的天赋,却无疑是一个天才的图案设计师。受到欧文·琼斯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色彩清淡明快,纹样编织匀称悦目,有浓厚的装饰味道(图3-2-4)。莫里斯后来的风格变得宽厚庄重而又富于生活气息,手法上倾向于单纯质朴,形式上向传统靠拢,同时也有选择地汲取东方图案的灵感。莫里斯热爱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常将其作为图案设计母题,但为了适应装饰的需要又不得不将其图案化。因此,他设计的图案表现出自然的美与抽象的图案之间的张力,或者说显示了大自然与抽象图案之间的对话,变化万端而又紧凑绵密,生气勃发而又秩序井然。以紫蘩蒌、忍冬花和郁金香为基本纹样的印花布等,清晰地表现出这种独到风格(图3-2-5)。正是这种自然清新的风格使得莫里斯的设计永不陈腐干枯,具有永恒的魅力。
19世纪90年代,莫里斯开始投身于书籍设计,从版面编排到插图设计都竭力恢复中世纪手抄本的装饰特点。莫里斯根据其对中世纪字体的分析,发展出自己的新字体,即Golden字体。这种字体一方面保持了中世纪的古朴明确,一方面也有莫里斯独特的风格和细节。1890年,莫里斯开始铸字,并建立自己的印刷厂,即著名的克姆斯各特出版社(The Kelmscott Press)。这家出版社成为莫里斯书籍设计的大本营,先后出版了1894年他与克莱因(Walter Crane,1845—1915)合作的《呼啸平原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littering Plain)和1896年的《吉奥弗雷·乔叟作品集》(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图3-2-6)等,后者是莫里斯的最后作品,也是他一生理想的最后实现之作。这本五百多页的书从设计到印刷共花了4年时间,其中包括了87张由伯恩-琼斯制作的精美木刻插图,采用黑色和红色双色印刷。1896年6月2日,装订工把完全装订好的两本样书送到伯恩-琼斯和重病的莫里斯手中,4个月后,莫里斯与世长辞。
图3-2-4 莫里斯,雏菊墙纸,1861年
图3-2-5 莫里斯,紫蘩蒌图案,1876年
图3-2-6 莫里斯、伯恩-琼斯,《吉奥弗雷·乔叟作品集》中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扉页,克姆斯各特出版社,1896年,木刻插图由伯恩-琼斯完成,莫里斯设计了边框和大写字母
莫里斯是拉斯金设计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和真正实践者。他对“艺术”的定义是“人在劳动中获得喜悦的表达”。他相信艺术不仅应该“由人民创造”,而且应该“由人民使用”,要求艺术应该成为“创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一种愉悦”。[54]他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不愿意艺术只为少数人服务,提出了一个决定20世纪艺术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艺术,那么艺术跟我们有何相干?”另一方面,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自己身体力行地工作,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中叶设计改革者们的愿望——艺术家与手工艺人可以而且应该密切地合作——的实现。正如佩夫斯纳所指出的,直到19世纪末,装饰艺术或工艺美术学校的创建者与校长中还几乎没有谁能像莫里斯那样,认识到材料、工艺、用途和美学形式之间的有机关系。不仅欧洲所发生的艺术与工艺运动要归功于莫里斯及其不屈不挠的毅力和非凡的创造力,现代设计运动也更多地得益于莫里斯而非其他19世纪的艺术家。[55]正是他,使一个普通人的房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承载之物,使一把椅子或一个花瓶再度成为艺术家想象力的驰骋之地;也正是他,才堪称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地为了人们的美好生活而进行艺术工作的设计师。
拉斯金和莫里斯的热忱激励了一些同代人以及一批青年艺术家加入到他们开创的事业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艺术与工艺运动。他们先是在英国,而后在欧美甚至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广袤地域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艺术与工艺的结合。一些设计师除了以个人设计才能身体力行地实践莫里斯的理想,还创办了手工艺行会,事实上,艺术与工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因这些手工艺行会才得以被称为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