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
与世界上别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其早期也同样处于蒙昧状态，相信有超自然因素的存在，相信神灵掌控着人世的一切。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王朝，从现存的夏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的人们对于超自然因素的顶礼膜拜。对超自然因素的崇拜，一开始是在“万物有灵”信念的驱使下进行的，后来，随着思维的发展，人们又比照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为神灵编排等级，认为宇宙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它统治着天上和人间的一切。这个至上神被称做“帝”或曰“上帝”33。夏王朝被商王朝所取代，在商王朝留下的材料中，已经出现了“帝”“上帝”这样的名称。商代的人认为“上帝”不但管理天上的事务，也管理人间的事务。商王是“受命于天”的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代替“上帝”管理人间，因此被称做“天子”。王与“上帝”联系的方式是占卜，占卜中所获卜辞就是“帝令”，通过阅读卜辞来领悟和执行“帝令”。在商代留给我们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大量的这种卜辞。透过这些卜辞，我们可以了解商代人对天与人关系的认识。在商代人的心目中，上帝高高在上，它对人世间发号施令，管理万民，却不屑于听取民众的呼声。这样的天人关系是单向的。上帝决定人事，人的行为不能影响到上帝，上帝对人类所降下的奖赏或惩罚与人类自身的行为毫无关系。
商王朝是被周王朝取代的。在商王朝的后期，统治者纣自恃天命在身，肆行无忌、暴虐无度，引起民怨和诸侯国公愤，最终导致周武王率军讨伐。在牧野的关键一战中，武王的军队一举推翻商王朝，建立了新兴的周朝。
周朝的建立，周的统治者感受到的并不全是欣喜，他们面对商王朝一朝覆灭的现实产生了困惑：从当时的国家实力来看，商是大国，周是小邦；从当时的地理观念来说，商位于天下之中央，周偏处西隅；更重要的是，从人与天的关系来论，商“受命于天”，商王是代天理民的，在这种情况下，周何以能推翻商、取代商？难道天命还能转移吗？这些理论问题如果不思考清楚，周王朝又如何能够确保自己的长治久安！
在武王伐纣的那场关键战役中，周朝统治者利用商朝士卒的临战倒戈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商。鉴于这一事实，周朝的理论家们意识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商朝士卒的倒戈，改变了天命，这表明天不是高高在上、与人世隔绝的，它会顺从民意，以民意为旨归。周公把这总结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4。也就是说，武王能够推翻商纣，是因为商纣的暴虐行为导致了民怨，上天顺应民意，将天命由商纣转移到了武王身上。所以，武王的行为是一场“革命”，即对“天命”的变革。
周朝贵族对周之所以能够取代商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导致了中国传统天命观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结果是导致了天人感应学说的诞生。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它与人有互动，通过观察人间君主执政措施的优劣，对之进行相应的褒扬或惩罚。天对人间君主管理国家的措施不满意时，会通过一些特定的异常现象来告诫君主，比如日食、月食、飓风、地震等等。西汉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学说作过系统的阐释，他提出：
这是说，天意是仁慈的，当上天发现人世间的管理出现失误时，就会施放出一些自然灾害、异常天象等来提醒君主改正错误。因此，当这些现象出现时，君主必须反躬自省，认真检讨自己施政措施的不足，改弦更张。如果君主对上天的一再告诫置之不理，上天就会降下严厉的惩罚措施。当然，最厉害的惩罚措施就是转移“天命”，更换代理人，改朝换代。
天人感应学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流行。它成了知识界约束君主行为的一种思想武器，在这种武器的震慑下，君主很少敢于公然以“予命在天”作为饰非拒谏的借口而肆行无忌。相反，有些聪明的君主还以此为借口，塑造自己敬天爱民的形象。历史上，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经作过此类表演。楚庄王当政期间，有几年风调雨顺，“天不见灾，地不见孽”，这本来是值得庆幸的，他竟然为此跑去祈祷山川，说老天爷是否要抛弃自己了，否则为什么不降点儿灾害来提醒自己的过错呢？楚庄王这么做，虽然不排除政治上作秀的嫌疑，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天人感应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说天与人相通，天根据民意来治理人事。这种思想的发展就导致了天人合一学说的诞生。天人合一学说是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具体化。董仲舒对天人合一学说有细致的说明：
这是说，天和人是相通的，因此人要顺应天意，谨守名分，不要做有违天意的事情。
对于“天人合一”的概念，现代人常常有所误解，以为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实在是大谬不然，是对古人学说的想当然理解。在古代社会，也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主张人要善待自然，据说周文王就曾教诲其儿子姬发说：
这是说要尊重自然规律，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让大自然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对大自然肆意破坏。这种见解，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这不是天人合一学说。天人合一学说没有那样的诗情画意，因为该学说所主张的“天”是有意志的，是人格化的。
在天人感应学说的驱使下，古代中国发生过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按照天人感应学说的理念，自然灾害、异常天象是上天对人世君主的告诫，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异常天象，就意味着人世间君主治国有误，君主就应当受到应有的惩戒。但君主贵为天子，不能直接接受惩戒，这就要求大臣代君受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例子一再发生，例如西汉的周勃，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协助刘家后代平定吕氏叛乱，使汉王朝得以安定，立下了赫赫功绩，却因为日食，被汉文帝免除了丞相职务；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因为关于火星的一则天象而饮鸩自尽；“史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恃才傲物，行为也不够检点，招致人们嫉恨，被汉宣帝以日食为由，将其腰斩于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天人感应学说虽然导致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它也含有浓重的敬天保民的意识，含有一定的重人事的人本主义思想，不把人视为天的奴仆。虽然该学说所说的人，更多地是指人的群体，但它比之中世纪的欧洲把人视为上帝奴仆的思想，无疑更可取一些。
因为异常自然现象的出现是天心、天意的表达，这就要求人们认真地观察这些自然现象，比如观察天象的变化，以准确领悟天意，这无形中促进了一些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天人感应学说的破产，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实际上，因为天人感应学说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使在科学尚未得到长足发展之时，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该学说的荒谬，提出了自然灾害、异常天象的发生与人间政治无关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天人相分学说。对此，先秦思想家荀子所作的陈述最富代表性：
荀子心目中的天，就是四季、风雨等自然现象。他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的出现与否与人世间的治乱毫无关系，不会因为统治者是桀纣这样的暴君就运行失常，也不会因为是在尧舜之时就没有自然灾害。天是天，人是人，阴阳变化、四季交替，这是天的本分；修身养性、治理国家，这是人的职责；二者互不相关。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祈求上天的恩赐。这种认识，比之天人感应学说，无疑更为清醒。
天人相分，说的是异常自然现象的出现与否与人间政治没有关系，并非说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关系。人毕竟生活在自然之中，一定要与自然发生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唐代的刘禹锡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交相胜”学说。他指出：
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在某些方面可以胜过人，人在某些方面又可以胜过天，天与人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二者可以互补。人在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可以运用自身的力量，对自然做出补益，兴利除弊，造福人类。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人类社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提出了利用自然的口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所拥有的力量急剧增加，人们又喊出“征服大自然”的豪言，加快了向自然资源进军的步伐。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一些思想家也开始大规模地宣扬“人定胜天”思想。迨至20世纪，在“人定胜天”思想的指导下，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全面地开发自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追求“胜天”，盲目对自然进军，从而在自然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事例时有发生。历史告诉人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大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人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认识和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主动地以非常高的效率去干预环境。人类必须善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正确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改善自然环境，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