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的性质（代前言）

在什么框架下研究好制度和坏制度？这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这种制度框架需要有一般性和较强的解释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在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2012）一书中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主要分为广纳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也有的把这两种制度分别翻译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与此相对应，诺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有类似的分类：原始社会秩序，即狩猎采集社会秩序；有限准入秩序，即通过对经济体系实行政治控制来解决如何约束暴力的问题，也即通过限制进入产生租金，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开放准入秩序，即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竞争而非创设租金来维持社会秩序。制度好坏的分类实质上涉及制度的性质问题。

关于制度性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帕累托的分析，他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一种是生产或改造经济商品，另一种是占有他人所生产的物品，这两种方式可以分别称为“生产与交换”和“掠夺与冲突”。与此相适应，就有生产与交换的制度体系和掠夺与冲突的制度体系。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这两种劳动方式，一般来讲，在生产与交换中是等价交换，而在掠夺与冲突中是不等价交换，包括不平等的分配。传统经济学几乎只关注了其中一个，即生产与交换的方式。但是冲突与掠夺的方式却有着同样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它在人类大多数时期都存在。在这里，仍然是建立在稀缺性和理性选择的假设基础上，分散化的选择相互作用产生社会均衡。主流经济学也关注到这类冲突性活动：犯罪、诉讼、劳力与管理层的斗争、寻租竞赛、再分配政治等领域。但是这些分析都是零散的，还未被融合到经济学的主体上去。[1]其实这两种劳动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只探讨生产与交换的方式这一层面的经济活动，而把冲突与掠夺的方式这一层面的经济活动抽象掉或者不予以研究，这就使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地下降。

主流经济学的生产与交换的标准理论以三个命题为基础：（1）所有资源的私人所有权，（2）零交易费用，（3）对商品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从这三个命题出发，生产与交换的标准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社会选择集合的含义、经济效率的结果、市场竞争的类型以及市场均衡的性质的理解。[2]现代产权理论拓展了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1）强调一个生产组织内的单个决策者所起的作用；（2）认为事实上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而不能保证利润最大化；（3）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如果引入这些因素，那么对掠夺与冲突的分析就顺理成章了。新制度经济学为掠夺与冲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科斯认为，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忽视了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研究，不注重研究一个有着多重内部关系的系统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研究血液循环却不研究人体。实际上经济系统极端复杂，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所有这些一起运转并相互联系形成了整个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些都被忽略了。没有将系统当成研究主题是经济学的最大失误（科斯）。

其实，科斯更强调对经济系统运行中的制度和制度网络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劳动的高度分工和复杂的贸易网络基础上的，这个网络还在不断扩张，用诺斯的话来说就是从人际化交易转变到非人际化交易，这就要求有一个复杂的社会制度网络来协调各种市场和企业的跨界运行。随着现代经济变得愈发制度密集化，想把经济学精简到价格理论就愈发麻烦。如果让这个学科沦落为一种关于选中择的硬科学，而忽视了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无异于一种自残（科斯）。任何运行良好的市场都需要制度设计，通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来进行设计，使参与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不是通过相互残杀或其他手段进行竞争。[3]没有制度设计，掠夺与冲突就会产生。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不把掠夺与冲突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斯蒂格勒指出，经济学家没有任何先天的理由去假定日常交易中没有欺骗和强制。他说：“我推断，我们经济学家习惯性地把欺骗和强制给排除掉，是因为从经验上看，它们在企业通常的经济交易中都不是重要的因素。”[4]制度经济学中的自愿交换和制定合约的中心作用已经引起批评者的争论，这种方法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缺乏冲突和剥削，经济关系仅局限于在平等的和独立的当事人之间对共同利益的交换。[5]新制度经济学也不太重视对掠夺与冲突的研究。如果再分配性组织占主导地位，政体将会发展出一个制度结构来促进那些特殊类型的交易，并形成路径依赖。拉丁美洲的经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无效路径要比经济增长的路径在经济历史上更为常见。[6]

广纳性制度和榨取式制度是分析经济系统运行的有效框架，它们对应了帕累托所讲的“生产与交换”和“掠夺与冲突”。这个框架强调了制度网络（系统）、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性、制度的性质及制度的转型。现分述如下：

第一，经济系统中的制度网络。如前所述，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复杂的社会制度网络来协调各种市场和企业的跨界运行。制度网络是一组制度，是制度束，不仅包括正式约束，还包括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从制度层次看，制度网络包括：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基本的制度环境、治理机制及短期资源分配制度（威廉姆森）。广纳性制度和榨取式制度的制度网络是不一样的。广纳性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制）、鼓励投资和创新等。广纳性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只有足够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才称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我们会把这套制度称为榨取式政治制度。这也是奥尔森所讲的强化市场型政府，即政府的权力足够保护私人财产的同时又受到限制，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关键是建立法治国家。

第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研究经济系统时必须同时研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就是“包容性制度”。而历史上那些即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制度恶劣，恶劣的制度是一种攫取性制度，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而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的，若仅仅有包容性经济制度，没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则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包容性政治制度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经济与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精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制约。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精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事实上，它们生来就必须依赖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存活。广纳式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通常能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了自然实验（朝鲜半岛的分裂以及欧洲人开拓殖民地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它们“制定了社会中经济参与者的激励机制”，而这有力地解释了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它决定了经济制度的质量。不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入手，我们很难搞清制度的性质。

在美国总统麦迪逊看来，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集团往往要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活动，来改变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诺斯指出，这种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而导致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效率低下的状况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美国也不例外。因此美国注意防止国家和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诺斯）。如何建立有效的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影响的制度体系？如果不能达成关于所有社会集团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改革契约，关于控制权的斗争将愈演愈烈。有效解决控制权斗争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制度的改革比经济制度的改革更重要，难度也更大。

第三，从制度性质来看，广纳性制度是有利于更多人的制度，而榨取式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攫取的制度。古往今来，榨取式制度压制了人的创造性、积极性，从而使国家越来越落后；而广纳性制度是鼓励人的主动性，法律面前平等而保障人的私有财产权，从而保障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繁荣的马达是包容性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仅给人们从事自己愿意的、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也提供给他们公平的场所和机会。那些有好主意的人能创立他们的企业，工人们到让他们的生产力最能发挥的地方去工作，不那么有效率的企业被更有效率的替代。”[7]

广纳式制度与诺斯所描述的开放准入秩序的特征基本上一致：（1）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2）在经济中负增长出现得较少；（3）存在着大量组织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4）庞大的、较为分散的政府；（5）普及的非人际关系化的社会关系，包括法治、产权保护、公正和平等，即平等对待所有人的一切方面。而榨取式制度与诺斯所描述的有限准入秩序的特征基本上一致：（1）经济增长缓慢且容易受到冲击；（2）政治未获被统治者的普遍认同；（3）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少；（4）政府较小并且较集权；（5）主要的社会关系是沿着人际关系这条线路展开的，包括特权、社会等级、法律实施上的不平等、产权缺乏保障，以及一种普遍的观念——人并非是生而平等的。

不同性质的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就财富观来看，奴隶制下的民族更多地致力于保护财富，而不是获取，而一个自由的民族则更多地致力于获取财富，而不是保护。[8]为什么有些国家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而有些国家偏重于资本密集型生产？这与制度性质有关，某些类型的生产或多或少具有自我保护的性质，如粮食采集、手工艺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但是许多其他类型的生产要求有价值昂贵的资产，如机器和工厂，它们无法被藏匿起来，因此就有被攫取或充公的可能。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如果他或她没有财产权以防止价值昂贵的资本物品被盗贼——不论是流窜性的还是固定性的盗贼——掠走的话。[9]广纳式制度是拥有确立得最好的个人权利的发达民主社会，同时也是拥有最为复杂、最为广泛的交易以实现贸易收益的社会。它们一般也是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社会。[10]

在制度性质里，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广纳性制度的本质特征。只要个人的权利阻止了政府去攫取具有超常盈利能力的企业的回报，这些权利也使得政府拥有较少的资源，去接济那些损耗社会资源的企业。[11]如果个人权利确实受到了保护，那么某些形式的掠夺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虑了，如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掠夺行径。即使在个人权利保护得最好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避免公开的掠夺，但也难以避免隐蔽的掠夺，即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可能而且确实经常性发生。这种形式的掠夺，一是通过游说活动，以赢得符合特殊集团利益的立法和法规，二是通过卡特尔化或共谋行为以操纵价格和工资。[12]为此，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这两种形式的掠夺降低到最低限度。如美国对州立法机构设置了限制，使其制定适用于特定地方事务或特定情形的立法行为为违法，要求其只能制定适用于相似情形下针对所有地方的一般性立法。美国式传统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组织中起作用的应当是普遍法治，而不是向政治庇护者滥施恩惠。

榨取式制度在历史上如此常见，因为它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同时能将它分配给少数精英，即让部分人富起来，而不是让所有人富起来。在榨取式制度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具备政治集权的条件。一旦条件都满足，政府通常有诱因投资并创造财富、鼓励其他人投资，以便政府能向他们赚取资源，甚至模仿某些通常由广纳式经济制度和市场所推动的过程。所以，政府与市场边界划不清的国家，很容易形成榨取式制度。从形式上有时我们难以把广纳式制度和榨取式制度区别开来。在加勒比海农场经济体中，榨取式制度的形式是精英以胁迫方式强迫奴隶生产蔗糖。在苏联，其形式是政府把资源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并为经理人和工人设计某些诱因。[13]

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都会带来经济增长。不过，榨取式制度带来的增长，在本质上不同于广纳式制度带来的增长。从时间上来看，榨取式制度无法可持续增长，而广纳式制度可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从创新上来看，榨取式制度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无法培育创造性，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而广纳式制度可保持自主创新。榨取式制度激发的增长因此无法持续长久，苏联经验为这种制度的结果提供了鲜明的例证。[14]从深层次看，榨取式制度适应性效率比较低，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当这些制度为精英创造可观的收益时，其他人会有强烈的诱因想取代既有的精英。内斗和不稳定因此成了榨取式制度内在的特性，而且它们不只制造出更低的效率，还往往反转既有的政治集权，有时候甚至导致治安完全崩溃而陷于混乱。值得关注的是，苏联型社会的运动规律是，它们不仅必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衰退，而且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最终会变得像某些人所说的，买东西是不可能的，偷东西却很容易。越来越多的体制受害者开始相信，不拿国家的财产就是抢劫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开始从内心直觉地感受到，他们应该拿些东西回来是绝对正确的。[15]寻租和腐败会成为榨取式制度的常态。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之前，榨取式制度是历史的常态。诺斯认为，现在世界人口中的85%还生活在有限准入秩序（或榨取式制度）里，这也是诺斯所讲的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时期、大多数人没有生活在好制度里，由此可知，通过制度变迁挖掘人类社会的潜力非常重要，从榨取式制度转变到广纳式制度是人类的共同任务。

第四，如何从榨取式制度转变到广纳式制度是研究制度性质中最关键的课题。如诺斯所说，我们现在比较清楚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太清楚的是，怎样才能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过渡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诺斯，2002）。西欧和美国的制度具备适应效率。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抵挡各种冲击、战争和彻底的基本变化，并通过始终成功地改变自身的制度结构实现长期持续增长。一般来讲，那些榨取式制度的国家是停滞和增长交替出现，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而采取广纳性制度的国家则是稳定增长，如欧美的一些国家。欧美国家已经演化出一种制度结构，非正式行为标准和更重要的正式规则为国家嵌入了这种适应性。这一制度结构提供了一系列引导原理，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形成适应效率的方式。[16]当人类社会从掠夺与冲突过渡到生产与交换占绝对地位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繁荣。

反之，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即这类社会是寻租有利，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发展就会陷入低谷。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中，没有任何措施限制人们去掠夺别人，或者在盗贼统治的世界中，那些权倾一时的人攫取了大部分的资产，这样，社会生产和收益并不是通过专业化和贸易的社会合作途径来完成的。[17]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我们需要发现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获得权力。其实广纳式制度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的演变史。这也是奥尔森为什么会写《权力与繁荣》的原因所在。

诺斯提出了社会制度无效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其实，这三个原因也是制度转型的难点所在。第一，经济行为人可能没有创建这些制度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这一条在人类社会早期起着作用，但在当代社会这一条的作用微乎其微了。第二，建立有效率的制度的成本可能极其昂贵。第三，统治者可能与他们的国民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诺斯，1990）。现在最难的可能是第三点。统治者努力使人们相信他们的利益是与大众的利益一致的，但实际上，这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前提出发来进行分析：（1）政治家是自利的，他们也是经济人，他们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如果没有足够的限制性因素存在，政治家和官僚采用掠夺方式谋利的效益比采用交易方式的效益高，换言之，统治者在榨取式制度里比在广纳式制度里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许多制度都是由独裁者、强势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多数派创立的，他们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牺牲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获利。例如，公共选择理论就认为国家所有权就是在任的政治家用来向庇护人分配职位和取得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Shleifer and Vishny，1998）。（3）自利的普通公民难以组成集体行动来反对政治家和官僚对其进行的掠夺（奥尔森）。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广纳式制度的形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深层次看，制度转型的难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推行某些措施来最好地实现自己利益的事实，很容易不为人了解或者一般不大可能为人注意，这种行为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得到直接与无条件的补贴大得多。[18]诺斯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就与此情形类似。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广纳式制度（或包容性制度）。如何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也是广纳式制度最本质的体现。如何治理好国家？其制度基础是什么？亚当·斯密指出，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未开化状态带到最高级的富裕状态，并不需要其他，只要和平、宽松税收和一个还算好的司法行政部门，其余都通过事物的自然过程而产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是财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与亚当·斯密的国家治理体系观是一致的。中国已经找到改革的正确路径，但路径依赖会延长中国改革的时间和过程。

以上分析可以作为寻找一种好制度的题解。好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制度经济学永恒的话题。现在中国在改革中强调顶层设计，这是制度经济学所讲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好处是“来得快”，但这种制度变迁也有局限性：一是缺乏多元性，容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构建时成本较低但实施成本较高；三是会出现郑永年讲到的中国的制度问题，即追求完美的制度、制度缺乏细节、制度实施难。这是因为制度设计者总是认为制度越完美越好。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制度转型中还要注意制度变革的组织方式的创新。如Tullock（1984）还从寻租角度重新解读了工业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只是克伦威尔革命的副产品：革命胜利之后，国会执掌权利，国会中人员众多，寻租需要打通更多的环节，也要耗费更多的成本，因而寻租行为逐渐被放弃，大量有才干的人为了赚钱开始进行发明创造，工业革命就爆发了。其实我们应该把规则、法律及制度的制定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更有利于中国的制度创新。

2012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本书是在该书后的续编，共有35篇文章，主要由五大部分构成：制度与产权，创新与制度激励，中国经济问题的制度分析，寻租、腐败与制度约束，低碳经济与制度安排。这些都与制度有关，并且寻找好制度是共同的主线。对中国的不同问题采用制度方法去研究成为我这些年的主要学术兴趣。从时间顺序来看，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较早发表的一些论文，因此这些论文的数据有可能显得“陈旧”，但为了保持原貌，数据就不更新了，但观点大多数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选择这些文章的主要依据就是看还有没有学术价值。另外三个部分的文章主要是近几年发表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转型经济、低碳经济及创新问题。本文集中的文章都在杂志上已公开发表，这次在汇集成册过程中对少数文章做了一些修改、补充。由于时间仓促，文集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或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卢现祥

2015年8月8日于津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