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种子
一个农家的梦想
舒文[1]
我站在我出生和长大的那条街上。旧房子早已不在，原址上建的是一座两层高的新红瓦房，比旧时的房子漂亮多了。可是那条街似乎比以前更有味儿了，因为有人家养着牛，另一家的大猪圈就在街上，还有一家在街上建了一个沤肥的方坑。几种臭味混在一起，走了好远还会闻到，更不用说那个脏。
往回走的时候，回头一望，惊见一位身穿一身大红的女人站在远处。红衣红裤，大约带一点花儿，但还是艳艳的红，而且从身材上看也是发胖的中年妇女了，并不具有一朵俏丽的花儿那样的美感——只是俗，当然，还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不吝。先生笑着对我说：“你如果没念书，那可能就是你。不知做了谁家的小媳妇。”
有可能。我，就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一个农民的女儿。
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农民，就是社会的底层啊！少有人去探讨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多么不公平，农民没有享受社会大部分资源和福利的权利。大家看到的是巨大的城乡差别，感觉到的是对农村人的歧视。即使在今天，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就算你混得很像模像样了，也会有一个标签跟着你：“凤凰男”“凤凰女”。
我们从有记忆起就知道这种差别。
你如果那会儿问一个村民，关于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他可能连官方灌输的工农商学兵这一提法都说不出来。可是，他知道，这世界上的人分两种：城里人和农村人。这两个阶层是如此泾渭分明，就像黑与白，夜与昼。这两类人的生活方式、高低贵贱是如此壁垒森严，他们是没法通婚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身份是“世袭”的。父辈风吹日晒，土里刨食，艰难地挣个温饱，儿孙辈也基本如此。
可是，几乎每个村民都有一个梦想，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在视力、智力和想象力可触及的范围内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城里人。这个梦想充满诱惑，除了因为它本身所蕴藏的种种好处之外，还因为它是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有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向社会上端流动的机会：考上大学。
对几乎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和特权的农民来说，这不啻黑夜里的一盏灯火，迷途路上的北斗星。只要你够好，那个万众瞩目的金苹果就属于你！
我爸爸更加入了一层他自己的梦想。爸爸是当地的能人，聪明、肯干、口才好，出身清贫。他一辈子的遗憾是：爱读书却没机会多读点书，没有更大的出息。
可是他的孩子们一定要读书！爸爸最爱说的一句古话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说的时候铿铿锵锵的，一字一顿。
他还明明白白地把我们的前景分析给我们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无权无势，谁也指望不上。你们两个大男孩子，一天挣八九个工分，一年满打满算能挣下这么多钱。要攒很多年，娶个媳妇，盖个房子，落下的债得十年二十年地还。你，可能跟你叔学个木匠，可是那活儿容易吗？看你叔落下的一身腰腿病。你，一个小姑娘，顶多当个小学民办教师。”
我爸爸还有一句说了一千次的话：“只要你们能考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念！”一般这后面总要跟着我们的调侃：“一个锅有多少铁，能卖出多少钱？”可是，这决心，是掷地有声的。
我两个哥哥上小学的时候，大学的招生已停了几年了。可是我的父母相信不会总是这样。大学恢复招生了，我父母欣欣然，目标更明确了：要把三个孩子送去上大学。从那时的立志到后来的实现，到把孩子供到毕业，这是二十多年的时光。
这二十多年是怎样的一个故事！里面的艰辛和痛苦、幸福和骄傲、忍耐和坚持、曲折和辉煌，有着史诗般的壮丽。
它也像管理学上的一个成功范例。我的父母，遵循了管理学上的每一条定律：远大的愿景，源源不断的支持，团队精神，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做成了一个非凡的改变了全家人人生轨迹的大项目。
妈妈说爸爸是“闲不住”，还说他是“干什么，像什么”，很准确。爸爸七十多岁了，还种了十几亩地，有的地还是他自己开荒开出来的，外加房前屋后的菜园、花园和果树。他的心脏不好，有时天黑了还不回家吃饭，妈妈十分担心。邻居劝他不必如此辛苦干活了，有儿女养着哪。他会生气地说：“那你让我现在干什么？坐着等死吗？”
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在干活。早晚是家里的自留地，上下午是队里的公家的地。他干活还下死力气，不知道偷懒。他最鄙视的人，也就是偷奸耍滑的人。有的人干队里的活吊儿郎当，但一回到家立刻精神焕发；有的人永远只使三分力。爸爸评论这种人，会说：“这样的人，这一辈子就完了。”
爸爸从1971年始做了五年的生产队长，管着全村八十来户三百来人的生计。一个队长，大事小情，可累着呢。他每天白天先要“派活儿”，然后跟别人一样地干活儿，晚上还经常去开会，政治学习。村里的人晚上常来我家，说一些人事上的纠纷、诉求。
我爸爸忙外，我妈妈顾内，她的活儿一点儿也不少，那是家里的真正的“半边天”。除了照顾全家的一日三餐，还要喂养那些“张口兽”——猪和鸡。我们家一般同时养两头猪：一头当年杀掉，另一头小一点的留着下一年。妈妈总说：“一年怎么也要杀一头猪，大人孩子盼着的就是这头猪呢。”
我自己做了家庭主妇后，觉得妈妈很了不起：她怎么能够干出那么多活儿，而且那么少的休息。她总有好多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棉袄、棉裤、被子、褥子，都是先裁剪，再絮上棉花，然后一针一线缝起来。吃的黄酱，也是用自家大豆做的。要先把大豆泡起来，然后再拿到碾子上碾碎，再经若干工序。夏天时她还割蒿子或做破布条，晚上烧起来熏蚊子，因为没有余钱买蚊帐。
爸爸妈妈整天忙碌着，我们小孩也要帮忙，尤其是哥哥们。两个哥哥的主要任务是拔猪草和拾烧柴。喂猪青草，猪爱吃，又省粮。整个春夏季，两个哥哥每天放学回家，就推着两个轱辘的小推车去拔猪草了。猪爱吃一种叫絮草的草，细细长长的梗儿，贴着地面枝枝蔓蔓地延伸开去，比别的草要难拔，量也小。我的两个哥哥每天出去，都能推回一车的絮草回来。絮草还要晾晒，干了之后粉碎成糠预留给猪冬天吃。记得有一年，竟然装了几麻袋的糠。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作量有多大。
我们早年就是看着父母的勤劳和忙碌长大的，他们言传身教，我们自己也学会了勤劳。而勤劳的习惯是很容易转到学习和其他追求上的，甚至影响一生。为什么我们那么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引导？我认为那是情感的力量，我父母天然的对孩子的爱与我们建立了很强的情感的纽带。
我最先想说的，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女情深。这种关系温暖着我的一生。还有，她的爱和关于做好女孩儿的教育，是怎样影响着我的学业。
一般都以为农村里重男轻女，也对也不尽然。通常的说法是：“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温暖贴心的意思。我妈妈更是无数次告诉我，我出生那天她和爸爸有多惊喜，本来以为又是一个儿子。爸爸和妈妈很有些“穷养男，富养女”的观念，对女儿珍爱宝贝着。每日每事，点点滴滴，关爱宠溺。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没有一天我没有想到我的妈妈，是“不思量，自难忘”啊。
比如说冬天的早晨，我会想起我妈妈怎样给我暖棉袄的。妈妈每天起来做早饭，天冷时她会把我的棉袄拿到坑头热的地方展开，铺到热炕上，再盖上褥子。这样我起床时就能穿上暖乎乎的棉袄了。
我爸爸妈妈都是“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那种人。我和我妈妈经常搂搂抱抱的。我妈妈会摩挲着我，端详着我，说一些别人听起来一定很肉麻的话。比如：“看你这小嘴，多好看！”“你看我姑娘的大眼睛，水灵灵的！”有时她会评论别的姑娘的好，但话题只要转回来，妈妈就会说：“她当然没法跟你比。”就好像我是不同材料做的。
妈妈，还有爸爸的宠爱，像阳光，暖暖地普照着我的心；又像芳香，充溢着我的生活。我总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偶尔做梦，梦见妈妈没了，悲伤地从梦中哭醒，醒来还要抽噎半天。自然而然地，我就成为一个乖女儿，做父母期望我做的事：听话，好好学习。
我妈妈对我的娇惯，超出了常规。我很少跟我哥哥一样干地里的活儿。即便是家务活，我若不愿意干，就随我了。到后来，大哥都开始干涉了。他对妈妈说，如果我在家里不学会做饭做家务事，将来嫁到婆家要受气的。
可是，我妈相信她的女儿会有一个远大前程，不必现在就学着做铁姑娘。女儿的学习成绩，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儿。这个，妈妈时刻关注着、鼓励着，还担心着。妈妈觉得影响女孩子学习的最大的障碍是自信和分心于男孩子。
那会儿有个说法，说女孩子小的时候学习好，但一到中学就不行了，男孩子的优势就显出来了。又说，女孩子的数理化天生不如男孩子。妈妈很早就跟我提及这个，一再地说那都是毫无根据的，女孩子完全可以跟男孩子学得一样好，关键是不要分心。
我妈妈关于怎样算做一个好女人的观点，可以算得上非常保守和传统。现在看到“怎样做魅力女人”的一类文章，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我所受的怎样做女人的教育。我可从来没被教导过怎样吸引人，有魅力。恰恰相反，我父母尤其是我妈妈要我做一个“正儿八经”的姑娘：很正的良家妇女的样子。女人美，招男人喜欢，是件让人羡慕的事情吗？那要看情况。要是她自己热烈回应，或主动兜揽，那是风流自贱。要是她目不斜视，淡然处之，那才是上品女人。当然了，极品女人呢？那就再加上：读书好，有才华，能干大事。
我给我妈妈的这种教育命名为“耻感教育”，它让我对少女怀春有“羞耻感”。不知是妈妈的教育还是我的性格，我的确算是情窦晚开的类型，甚至浑浑噩噩的，别的女孩子很早就懂的事儿，我也不懂。对错且不论，它确实有实用价值。它保证了我心无旁骛，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学习。
在初三学习很紧张的那一年，每天中午吃完带的午饭，我就趴在课桌上午睡。男生们经常吵翻了天，我竟然酣睡如故。中午的小憩，使我在长长的下午里，学习非常有效率。有一天我妈妈用骄傲的口吻告诉我说，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对爸爸说：“你女儿就跟没心思似的，天天中午趴在那儿睡觉。”
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看过一本小人书《居里夫人》。我们都赞叹她的坚忍不拔。比如说，她没钱租好一点儿的房子，晚上冻得拿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最后终于提炼出了镭。虽然我很小，但几乎能感觉到那种历尽艰辛后成功时带点苍凉的幸福和释然。
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位杰出女性的居里夫人，就成了我童年时的偶像。
有一天，我参观了一个东北地区的风俗展览，里面提及东北三宝之一“乌拉草”。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爸爸是怎样用乌拉草给我们垫鞋的，一时感念。冬天时，我们的汗脚很容易把棉鞋底弄得湿湿的，爸爸就把草或“玉米窝儿”撕剪得细细碎碎的，做成一块一块的鞋垫状，每一两天给我们换一次。
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邻居说我妈妈：“拿孩子真高贵”，意思是待孩子很金贵。这话也适用于我爸爸。他们一生的目标和事业就是家庭，给了孩子最多的关注和爱护。
爸爸对他自己的成就的总结，其中之一就是：“没给老婆孩子吃什么好的，但也没让他们挨饿受冻。”爸爸整年整日地干活，妈妈就总忙着想着给我们做点儿好吃的，让我们高兴。努力的结果是，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温馨的童年生活，好多快乐的日子。
记忆里有一幅画儿：妈妈站在院子里，发愁：做什么饭好呢？菠菜不爱吃，土豆天天吃烦了，还吃什么呢？
妈妈真的尽了她的全力，不肯糊弄，在有限的条件下让我们吃得高高兴兴的。好笑的是，当年我们吃的好多土菜，下里巴人的东西，现在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甚至变成高级饭店里的佳肴了。
比如说“蘸酱菜”，我们家常吃。就是大酱蘸各种生的蔬菜，有大葱、小水萝卜、小白菜。有时是挖来的紫色的带点儿清香的苦菜，据说能“去火”。我们还用小白菜包玉米饼子蘸酱吃，更好。
孵小鸡时半孵化了的“坏蛋”，妈妈会用灶火慢慢地闷烤着吃，又香又劲道。两个哥哥夏天去河里捉鱼摸虾。经妈妈一煮一烧，全家都爱，是很好的调剂。而吃的盛宴，就是每年杀猪和过年那几天。
我们知道“杀猪菜”已经成了东北名菜了。那会儿好像没有正式的名字，但那一天的隆重和意义，非身临其境者不能体会。渴望了一年的胃，终于可以开戒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真正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且在未来的两三个月里，天天有肉吃，那种期待和憧憬，足以让你热爱生活，赞美生活！不夸张地说，一年里的快乐好像一大部分都寄托在这头猪上。
过年前的一两个月里，妈妈忙得要命。她还要做豆包儿，蒸高粱面、黄米面和白面的两色花卷，做肉冻、做豆腐，等等。做血肠时，暗红的血肠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煮着，妈妈不时地拿针在上面扎个小眼，满屋子的香气热气。光看着，感受着，我心里已经喜气盈盈了！
小时候的过年，是记忆里最陶醉最无忧的时光。其内容，比圣诞节更丰富；其激动，堪比狂欢。年三十中午一桌子的酒菜，香得流油的年夜饺子，哥哥们的爆竹，我的新衣服，还有日日的玩耍。我和哥哥们都有同感，以后的岁月里，享受过多少的好东西，但很少体会到那时过年那样强烈的幸福了。
我们自然明白，这样的幸福，是爸爸妈妈辛苦努力得来的。虽然生活在农村，但爸爸妈妈把我们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家子快快乐乐的。
有句英语名言：“人们可能忘记你说了什么，但不会忘记你给他们怎样的感觉。”我的父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温暖，再温暖。在快乐的心境里我们也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取悦父母。学习，几乎从来不用父母操心。兄妹三个，也彼此帮助，一起向上。
对我父母来说，让全家吃饱穿暖，没有太难；但要挣出额外的开支，难得很，因为挣钱的渠道太少了。我们小时候很羡慕那些挣工资的人，因为旱涝保收，不用靠天吃饭。我爸爸后来在乡政府做了一个职员，整个1974年到1981年，他的月工资一直是39元钱。从1981年到1985年，也不过涨到45元。
最早的记忆里，冬天的时候，有人来我家买猪肉。我出生那年，爸爸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一个小家终于有个像样的小窝立足了，可是欠了三四百块钱的债。那是从生产队借的，要逐年从工钱里扣，结果五年间家里就没开过饷，就是说，爸爸干了五年的活儿，拿不回家里一分钱，只能靠自给自足或卖一点儿农产品。
真正的艰难，是从哥哥们上高中离家住校开始的。妈妈管钱，她会挺骄傲地说：“俺从来没有像有的人家把家里搞得一分钱也没有。”她说的一分钱，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家里有一对瓷的小肥皂盒，里面放着一些硬币。有时候那就是家里全部的存钱。
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得寻找一切挣钱的机会。我上初中的时候，80年代初，市里要铺一条大管道引水入市，可以自愿报名挖2.5米深的坑道，4元钱一米，到深处挖到石头，增加到8元。爸爸妈妈就包了一段，20米。爸爸白天上班，傍晚下了班直奔那儿挖土。妈妈白天泡在那儿挖。我放学时去看过，吓了一跳，好高啊。那么深的坑，根本没法把土一次性扔到上面。得分两级往上搬运，用的是最简单的工具铁锹，一锹一锹地移土。妈妈很累，可也坚持着。有一次附近的一个陌生人看妈妈干得太辛苦，就说：“看你这样，能挖多少？”就主动过来帮妈妈干了一会儿。那次总共挣了两百多块。
就是那样的血汗钱，也并不是有机会挣的。哥哥们上大学的第二年，1983年暑假回家，爸妈犯了愁。秋天开学了，两个孩子每人总得拿上一两百块钱走吧？可是钱包已空空如也了。这时大哥开始想办法了。他在北方读书，发现那儿的水果都是从南方一带进来的，有差价可赚。
这是大哥第一次经商，也许就开始了他的经商之旅。
那时国内刚开始有长途贩运，基本还是边缘地带，被叫做“二道贩子”，既被人歧视，法规也不明晰。大家偷偷地商量几天，毅然决定做一件从来没干过的事儿，后果再说。爸爸和大哥从南方买了一卡车的水果，贩运到北方，三四天后卖完了回家来。
妈妈日夜不安，她永远对行车有一种恐惧，这次又加上另外的各种担忧。好在顺利，赚了几百块钱，解了燃眉之急。这可是乡村的一件大事，人多嘴杂，都在传说我们发了大财。爸爸是请假的了，可是没有事先申请做这个，因为明摆着通不过。爸爸在大会上挨批评了，理由是“国家干部搞非法贩运”。现在听起来是多荒唐的理由。那年的“先进工作者”也评不上了。爸爸一向是要强的人，干起活来，别人挑不出毛病的。但这次自觉颜面无光，埋下了后来辞职的种子。
开源的渠道太少，只好节流了，家里的花费已被压到最低。还怎么省呢？有一些小故事，可见一二。
哥哥们读高中时，每两个月左右坐公共汽车回家一次。家里附近就有一站，车票钱是九毛。可是如果他们在前一站下车，可以省下四毛钱，两个人就是八毛钱。
为了省下这八毛钱，哥哥们每次都舍近求远，走上约半小时，10里地的路，穿过田野，夏天的时候还要蹚过一条河，提前一站下车回家，第二天再走上一程上车。他们从来没提出要搭家里附近的车。爸爸自己也总是送他们上车，一路聊着，没觉辛苦。
有一次，他们周末回家，帮忙干菜园子里的活儿，好像是拔萝卜，干完活，匆匆忙忙地，快来不及了，爸爸就提议今天从这儿上车吧，不去省那点钱了。两个哥哥几乎有点儿惊讶，爸爸捕捉到了孩子脸上的惊喜！爸爸后来感慨不已，为家里的困难，更为孩子的懂事。他决定从此以后，就让他们从家附近那儿上车了。
另一个省路费的办法是搭便车。那时，乡里有时有卡车去镇上。爸爸就带着哥哥们去等。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人家才准备就绪，出发。
1981年，二哥也考上大学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还在田地里帮忙干活，爸爸拿着信高兴地一路找到他。去学校报到的那天，爸爸和他等了半个上午，搭着乡里的卡车去镇上。半路上忽降大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车子并没有停。他们坐在车顶，蜷缩着，毫无遮拦，只好任由大雨浇了半个小时，全身湿透。
后来车停了，车顶的人躲到车底下躲雨。到了车站，二哥拿出随身带的衣服，换上了去坐火车。爸爸脱了衣服，拧干，晾了一会儿，又穿上，搭车回家。爸爸总是很惊讶，九月的凉天气，在那样的暴雨里暴浇那么久，穿了那么久的凉衣服，竟然没生病。
明摆着，无论怎么省，靠爸爸那点儿微薄的工资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还有我这个大学预备军在后面等着花钱呢。加上一点儿其他的原因，1985年，爸爸妈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搬到城里打工去。
1985年，爸爸妈妈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搬到了城里，其中的不舍是难以描述的。破家值万贯。每一件农具，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但处置起来，基本收不回一分钱。养的鸡鸭猪狗全部处置掉。说起家里的狗，别人告诉我们它怎么一趟一趟地跑回老房子那儿找我们。我在高中住校，省去了全部的操劳，也不想听狗的故事的细节，避免伤感难过。相比人的求生的艰难、生活的挣扎，那点儿情感实在没有工夫考虑。
最后，只带着卖了房子的2700元钱，爸妈开始了无房无职业无居民证的城里生活。
爸爸最初的设想是去建筑工地找活干。他认识村里的包工头，说可以做财会，但没成。他年龄大了，做不了重活，就找到一个轻快一点儿的活儿——去工地值班守夜。
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儿心理上的落差。在当地，爸爸也算是个人物，现在有点沦落之感。但这是小事儿，重要的是生存。我们在最初的那几年，借住过好几家亲戚的房子。因为租房子，对我们几乎是天价。其中的窄小、局促和不便自不必说，也不能长久，最后还是得花钱租房子。即使租一间很破的居室，也要五六百块钱。妈妈说，每到交钱的日子，她常常夜不能眠，因为不能眼睁睁地坐吃山空啊。住在城里，每天都要花钱。而挣钱，太难了。
爸爸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现在每看到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心里就气愤，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对弱者的欺凌，也对那些农民工充满同情和怜悯。因为我深知其味。
那些打工的农民工们，都靠着与包工头的乡邻关系上的信任，而不是什么法规保障他们的收入，拖欠是常有的事儿。但有时，就变成拖着，拖着，没了下文。那些农民工只好打包回家，无奈一番，就这样。
爸妈只好另寻生路。刚到大城市，不会做买卖，不知怎么赚钱。他们卖过鸡蛋、蔬菜、鱼、海米等。在等待上大学的那一年夏天，我见证过谋生的焦虑和艰难。
爸爸一大早去市场，去郊区农民或批发的人的手里买下几大筐蔬菜，然后一整天坐在地摊儿上零卖。每斤赚几毛钱的微利。有时批发价太高，只好放弃。眼看着一整天毫无进项，只有花费，全家都不安。闲在家里不是滋味，可是忙碌一整天还赔钱，那是更糟糕的结果。
记得有一天我们买了几大筐的西红柿，推到公园门口去卖。一天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多块钱。我的脸被晒得红红的，可是很开心，那就是成绩非常好的一天啦！有时只挣几块钱，有时甚至不赚钱，带回一堆蔬菜回家。
这段经历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是，我爸爸从此在市场上买菜绝不讲价还价，人家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也不去查看秤的高低。我更是这样。我们太知道这个感受了！对穷人来说，挣一角钱一元钱，不容易啊。
那些菜摊是摆在路边的，夏天暴晒，冬天寒风，没有一点的遮挡。还因为不是固定摊点，人一离开，你的位置就会被占了。为了争个地盘，小商贩们在市场上动手打架，时常发生。爸爸妈妈只好中午不回家吃饭，中午让别人看一会儿摊点，买一碗拉面充饥。早晨又急着赶早市，常常不吃饭。有时顾客多了，又没法吃饭。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妈妈后来得了胃病。吃也难受，不吃也难受，直到几年后停止摆摊，才好了。
挣钱少而辛苦，这是最难的部分吗？不是的。最难受的是被欺负、被侮辱、被压榨，被不公平的感觉气愤着、无奈着，这是连回忆都不愿触及的部分。爸爸说，那些年受了好些窝囊气。他说的就是那些收税的和收管理费的市场人员。
对于小商小贩们，那些人就像催命的小鬼一样让他们讨厌无比，又惹不起、躲不掉。每天他们估算你的货物，命令你分别交少则几块多则十几块的税和管理费。不管你开张没有、利润多少，毫不客气，照收不误，马上交现金。这些小商贩们挣的都是蝇头小利，哪里情愿？先是恳求，再不就冲突、吵架。我见过那些管理人员大声喝叱，见过他们从小商贩们手里强行夺过秤或秤砣，见过小商贩赔着笑脸，或找人求情，或在办公室外面眼巴巴地等着，要求把秤还回来。
这些爸爸都经历过。有时甚至为的不是钱。有一天刚吹哨收摊，正好来了一位顾客，爸爸就卖了一份给他。一位市场管理人员恼怒了，强行抢秤，爸爸跟他厮打起来，对方抢走了秤砣。
有一回，爸爸跟一个人吵，说着说着爸爸哭了，说我女儿在北大读书，需要钱，你还非要收这么多。那个人内心歉疚，说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你怎么不早说？还说以后他不收那么多了。可见，人心都是肉长的。
还有一次，爸妈收购了一些货坐长途汽车回家，中途工商人员上车，逼着爸爸交税和管理费。这根本不合常规，应该是卖的时候才交的，纯属敲诈。爸爸据理力争，最后说出一个当官的熟人的名字，那些人才算了。
目睹父母怎样在社会底层讨生活，对我的人生、情感都留下了痕迹。我和我的两个哥哥，都深深感念父母的辛苦，努力挣钱尽快让父母摆脱这种生活。我们兄妹也因此深深地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伟大的付出！
倘若有对我的另一影响，那就是我对权力的疏离，和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我想，我永远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那些低于自己的人。但对高于自己的人，我反而有一种不肯低头甚至不肯妥协的清高。部分原因是本身的性格，但我也知道，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我对少数人权力的不受约束，亲眼所见，骨子里对它有一种冷冷的警惕。
这样艰难的求生，爸爸妈妈是不是把愁苦写在脸上，把诉苦当成家常便饭？不是的，尤其他们对我，总是尽力展示最乐观的一面。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也让我受这份艰辛的折磨，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而他们自己，总觉得亏欠孩子。
我第一学期寒假回家时，爸爸妈妈在火车站接我。我在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却穿了件所谓的“棉猴儿”那样的又土又旧的长棉袄，而周围的女孩子们，个个花枝招展的，对比鲜明。女儿太委屈了，又从不肯缠着父母要钱买衣服，这么懂事，更让他们爱怜。两人一商量，要给女儿买件漂亮的大衣。
我们一起去了商店，买了一件以他们的收入是蛮贵的带着裙摆的红色长大衣。我穿着这件大衣，大约有一种惊艳的效果吧，在四年的大学里，不知被赞美了多少次。
大学四年，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之一。在我谈论着各种理论思潮、弗洛伊德、萨特，学西方艺术、美学，偶尔看着话剧电影，见识名人的光临和演讲，批判着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个那个，我的父母，正坐在街头，在烈日下，在寒风中，一分一厘地挣着、数着，寄给我，叮嘱我不要省钱。
我还要提及妈妈付出的巨大汗水和辛劳。和爸爸不同，妈妈是一个内向、羞涩又传统的女人，她对抛头露面这一类事儿是绝不喜欢的。为了多挣一点儿钱，她克服着她的羞涩，也在市场上摆了一个摊儿卖海米。她不善吆喝，卖得少。有时一整天的时间，也就卖上几斤。可是，她也要起大早赶早市，待上几个小时，挣上哪怕十块八块。我一想起这些，就是妈妈坐在毫无遮拦的日头下，孤独地、忧郁地等着顾客的画面，心里很多的怜惜、感动，还有痛。这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啊，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他们感觉苦吗？他们说不，因为有希望，因为他们有一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有两个正在读或读完大学或研究生的儿子。所有市场上的商贩们，只要爸爸认识的，都知道我们兄妹三个。爸爸妈妈觉得自己的辛苦特值得！
这三个孩子，这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是父母忍受一切劳苦甚至痛苦的动力，也是他们找到心理平衡的办法。爸爸妈妈觉得自己跟市场上别的小商小贩简单的求生存不同，他们做的是一项特值得的事业——培养三个大学生。辛苦里面，自有一种荣耀；牺牲背后，也有一些成就感。
我的两个哥哥都考取了很不错的大学，二哥1985年本科毕业，大哥1988年研究生毕业。我在1986年的夏天，以全县文科第一的成绩，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数学是满分——120分。在我们并不偏远的县、乡、村里，考上北大，这就像放了一颗卫星。尤其有我两个哥哥之前的成绩，我这是宝塔封顶、大满贯、辉煌的结尾。溢美之词，羡慕之情，可以说是满耳满眼。
到1990年为止，我们每个人都毕业了且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两个哥哥分别在大学或学院工作，我在报社。
从哥哥们上高中开始到我找到工作，爸爸总是不定期地跑邮局去寄钱给我们，整整16年！忽然间，他再也不需要跑邮局了。开始时，他简直有点儿不适应，慢慢地，才感觉那副担了多年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可以彻底松一口气了。至今，他愿意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供三个孩子读书，没有借债，没欠别人一分钱！”
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回首往事，我对父母那种极强的谋生的力量、没有退路的决心、竭尽全力的勤劳，由衷地敬佩而赞叹，这也是他们的梦想、我们的梦想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
我们家是我们乡里的传奇。有多少人知道，传奇的背后是怎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和年年岁岁、生生不息的爱！
（2016年1月31日于渥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