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是日本、俄罗斯/苏联和美国。其中日本同中国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对于当代日本而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则非中国和美国莫属。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

本书专门研究从古到今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意义不言而喻。书中不仅运用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而且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中日关系深入细致的观察，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良苦用心，以及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殷切期待。作为这本著作的首批读者之一，在此不揣冒昧，同广大读者谈几点自己的阅读体会。

读了本书对中日关系变迁史的陈述后最深的感受，是日本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国。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该仰视中国了。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不过，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开始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的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同时，在面对一个值得崇拜的中国时，他们自然认识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各种罪行，于是在崇拜感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

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崇拜憧憬”转成“彻底失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不少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换句话说，“仰视”又一次转为“俯视”。

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多重摩擦，加上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使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厌恶”和“恐惧”。我相信，这两个令人不快而且吃惊的词语是作者经过仔细斟酌才使用的，也许是准确和客观的，也因此而发人深思。

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际法和外交中的一种说法，而非现实常态，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才是常态。一个国家的国民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另一个国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曾在“仰视”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天又出现了“厌恶”和“恐惧”，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例。拿日美关系来说，从1854年佩里将军率领美国舰队强行敲开日本国门到今天，两国实力对比的天平一直朝美国倾斜，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外，日本一直“仰视美国”。在日韩关系中，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强占了朝鲜半岛并据之为殖民地，至今在国力指标的主要方面优于韩国，所以日本对韩国和除中国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从未有“仰视”之感。日本对俄罗斯不乏疏离感，而对欧洲主要国家，现在则可以谈得上“平视”。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日本都没有“仰视变俯视”、“厌恶”加“恐惧”的特殊情结。理解日本对华态度的这种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的难解之结。

我听到过国内一些评论者，包括一些日本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他们说，等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

对于日本的民族性，我没有做过研究，也没有资格评论。但就本书所写到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日本的形象而言，上述观点就似是而非了。这种观点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立论，即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弱肉强食：不仅日本，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也都只认识实力而不遵从道德规范。本书所做的日本民意和舆论调查、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难以支持这一立论。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日本人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好的结果，就是强大了以后，中国能够做个‘温柔的巨人’”。我觉得“温柔的巨人”的比喻既生动又贴切。其他邻国看中国，台湾人看祖国大陆，大概都持有类似的感情和期待。

权力政治当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确只能用武力消灭而不能靠言辞说服。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只有在正义、合法的目标下才能长久发挥效力。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政治学理论，古今中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都有类似的名言警句以告诫自己的政权。以长期称雄于世界的美国来说，它的硬实力在冷战时期是越南的几十倍，后来又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几十倍，但与这些国家的战争无一例外地让各个时期的美国泥足深陷而无法自拔。且不论中国何时才能在实力地位上超过美国，让日本人“服膺”，就今天的中日关系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出在中国的硬实力不够，而是出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即中国的软实力远远不足以让日本人喜欢或者“服气”。

本书提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中国、印度、德国和美国五个国家中，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比例高达48.9%，其次为德国（36%）、印度（9.3%）、中国（4.1%），喜爱程度最低的是俄罗斯。喜欢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达；喜欢中国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的灿烂文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

谈到日本人对美国的看法和感情，不禁想起同我有过一些个人交往的已故著名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先生。在2009年的一次长谈中，我问起高仓健先生最喜欢的电影，他毫不犹豫地推荐获197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后来还特地赠送我一张这部电影的光盘。他说，《猎鹿人》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22遍，很快还要再看一遍。以我的理解，高仓健先生之所以如此钟爱这部电影，是因为它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却没有局限于对越战及其发动者的谴责，而是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性造成的严重扭曲和彻骨伤痛。高仓健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恶感，但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人却颇有好感，认为只有美国人才能制作出如此感人而深邃的文艺作品。我当时就想，如果当代中国人能拿出感动日本国民的若干精神产品，何愁中国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呢？

本书恰恰揭示了这一缺憾：“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欧美文化。”我们可以把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而中国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进入日本社会。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极低的”。可以由此引申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对两国都认同的价值观的认识和践行，要高于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喜欢听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对照起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国民素质，我们又不能不深刻反省自己，更没有理由将之归咎于媒体。书中提到的涉及中国公民的个别案例，包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缺乏诚信的评论，都令人痛心。

在纠正日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提高中国对日舆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方面，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建议。同时，我相信本书作者会同意我拜读书稿后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改善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进程，让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公民更加文明、礼貌、友好、守信。只要中国社会在继续进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就会越来越好。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自信。

王缉思

2016年1月20日于北京大学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