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亚太崛起的世界意义

关于亚太崛起的世界意义，笔者在《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中已做了详尽论述，本书只就有关几个基本观点做一强调与补充。

一、亚太崛起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亚洲崛起雄辩证明世界重心已开始由西方转向东方

亚太崛起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西方经济增长和主要动力中心说、现代化西化说、欧洲战略中心说、发达国家中心说、西方文明中心说。这五个中心说看起来很相似，而且互相重叠、互相关联。但五者有一定区别，内涵与外延均有不同。第一个中心说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在欧洲和西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主要靠西方。西方乃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第二个中心说是指世界现代化不仅发源于西方，而且世界各国只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模式。第三个中心说是指当代世界政治、军事战略重点而言，相对亚非拉大洋洲等地方，欧洲是战略中心。第四个中心说是探讨世界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哪类国家是经济发展的轴心，根据这种学说，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心，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第五个中心说是探讨世界文化或文明的中心，根据这种学说，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东方文明则是落后、愚昧的文明。这五个中心说可以说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

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亚太的崛起对这五大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而且将以新的学说取而代之，这不能不说在学术领域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体内容可详见《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一书，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要强调的是，亚太崛起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的核心意义在于：它雄辩地证明了世界重心已开始由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崛起正在或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性质和方向。

近代近500年的世界历史中，重大事件均起源并发生在西方，东方则被边缘化。因而在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无疑是占据了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前线，成为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纵观东亚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件重大事件，诸如日本明治维新、东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等，这些事件虽然都对世界近现代历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大多局限于本地区，并没有对当时的全球进程产生极强的具有辐射性和扩散性的影响。近年来东亚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上述事件，其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地区内部的强烈影响，而是对整个世界的进程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和全面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从15世纪开始至20世纪中期的近现代长达500年的历史中，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有时也发生在西岸的北美洲。根据世界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教授的说法，最突出的有四件大事：第一件是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它使欧洲或西方优于亚洲或东方；第二件大事是18世纪末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它使资产阶级成为近代历史上世界舞台的领导阶级或中心；第三件大事是19世纪后期在北美大陆崛起的头号金融帝国，它向全世界显示了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第四件大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开创了通向工业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16]这四件大事改变并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古老的东方文明正是在这四大浪潮的冲击波之下，发生了解体并改变了旧传统的历史方向，从而卷入了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实体。当然，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对西方的冲击并非仅仅是被动回应，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曾一次又一次主动创造性地出击，其中包括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参与西方列强的争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东亚各国人民掀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最终结束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并走上了独立富强的新道路。这几桩在东亚地区发生的事件无疑对世界近现代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们的影响更多是地区性的。[17]

二、亚洲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与西方经济或大西洋经济几乎是画等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崛起，单独构成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但与西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世界经济核心仍在西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仍是西方世界。从严格意义上讲，苏联主体部分也属西方范畴（相对亚太或东亚而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却突飞猛进地发展，以每年7%—9%的惊人速度持续不断发展，从而构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而与此相对照，西方世界增长呈放慢趋势。西方国家年增长率至多为3.5%，这主要是因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增长缓慢，某种程度上已失去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恰逢此时，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有赖于亚太地区的带动。

这里仅借助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中提到的八大趋势来说明亚洲的崛起：（1）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2）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3）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4）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5）从乡村走向城市；（6）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7）从男性统治走向女性崛起；（8）从西方走向东方。“‘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亚洲的崛起，冲破了列强几百年来主宰和垄断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局面，这是历史走向新的进步的重要标志。亚洲崛起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目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扩大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别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亚太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正处于迅速的扩展之中，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商务部认定的十大新兴市场中，有四个（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便在亚太地区。

三、亚太崛起标志着世界政治军事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根本性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百年间，世界政治乃至军事舞台的重心均在欧洲，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舞台都是以西欧为中心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苏联解体之前，由于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世界格局与战前不大一致，但世界政治的重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主要阵地和战略重心也一直在欧洲，尽管美国因越南战争曾一度乱了阵脚，但尼克松上台后很快作了调整。然而，随着亚太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战略重心正在发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重大变化。世界各大国政府均纷纷调整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转而把亚太作为其战略的重心，或向亚太地区倾斜。

美国尽管是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的两洋国家，但它过去一直把欧洲当作自己的“故乡”，自视为大西洋国家。在商品交易、资本流动、人员来往等方面基本上都以西欧为中心进行，而把亚太地区视为地理上的存在和世界经济中的附庸，几乎不予以重视。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改变以往的政策，开始重视亚太地区了。1969年的“尼克松主义”和1972年中美建交是政策变化的开始。后来经过福特、卡特和里根时期，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有了很大发展。1975年，福特访华后归国途中发表了“新太平洋主义”，申明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在1984年再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主张“重视亚洲”；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公开宣布在对外关系中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为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更加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竭力推进APEC活动，促成了西雅图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召开，为其“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扩大了影响，同时也把“亚太热”推向了高潮。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对亚太的关注有所减弱，这主要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将主要精力转向反恐，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再次对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再次把亚太列入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并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战略的提出及其一系列措施的跟进，显示亚太在美国未来的战略中再次上升为重要角色。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战略已从以欧洲为重点逐渐转变为欧亚两大战略中心同时并重，或甚至可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奥巴马2009年在日本的演讲中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与亚洲命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的变化更剧烈，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命运也在这种变化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将更多地参与讨论如何构筑亚太地区未来，并参加该地区合适的多边组织。

美国重视亚太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开始形成中美博弈新格局。回顾战后国际关系史，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从战后到苏联解体前（20世纪80年代末）约四十五年，即美苏争霸两极格局；第二阶段从苏联解体到21世纪金融危机前约二十年，即美国一极独霸世界的格局；第三阶段从21世纪金融危机后开始，世界进入中美博弈或“G2”新格局。世界一超局面开始被打破。世界已进入中美博弈的新时代，美国学者称“G2”时代。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明确宣称：“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的历史。”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舆论关于“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中国世纪”“中国模式”的内容到处可见。据《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美国民众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而在世界事务方面，美国人则更倾向于中国。43%的受调查者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38%的人说是美国世纪。同时有近半数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正在广泛地降低。[18]美国心态的变化将对其全球战略产生极大影响，在面对新的格局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一些问题，如对美国与中国国际地位如何评估，中国能否取代美国，世界中心是否已经转移；如何评估美对华围堵战略，是否冷战的回归；中国应以何种思维与政策回应美对华战略，是对抗还是结盟。世界格局未来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为：全球合作共荣、抗衡回归冷战和合作抗衡并存，而世界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长期角力与共同智慧。

日本从位置上说本是亚太一员，但长期以来都以“脱亚入欧”为追求目标并以西方大国自居。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开始立足亚太，重视同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脱亚入欧”改为“脱欧入亚”。近年来，日本一直在加紧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多层次东亚经济区，并以此为依托，力图建立一个范围更大的亚太经济圈。目前，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已占其海外投资的50%，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日本对亚洲的援助是美国的5倍，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也已超过美国。目前，经济仍处于低迷的日本已经将亚太列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借助力量，特别是同东南亚的关系更是成为近年来日本外交的重点。

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一直都在欧洲，在各方面都把亚太地区放在次要地位，对亚太经济发展视而不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调整了亚太政策，大谈亚太，强调亚太在苏的对外政策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并认为亚太是世界的一个中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初几年外交政策严重向西方倾斜（1991—1992），但俄罗斯的西进战略并没有使西方真正接纳俄罗斯，受到冷落后的俄罗斯自1992年后又调整外交政策，改为既依赖西方又重视东方的“双头鹰政策”，试图跳上已错过的“亚洲列车”。普京执政后，对西方采取强硬政策，更是将亚太列为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同亚太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日趋紧密。

澳大利亚过去一向以与英国人有着特殊关系而自豪，连国旗上都有英国国旗的标志。就地理位置而言，澳大利亚应为亚太国家，但其心却一直在欧洲。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一反过去态度，实际上执行了一条“脱离欧洲融进亚洲”或与日本一样“脱欧入亚”的外交政策。澳前总理基廷在东京会见报界记者时曾说，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把“大英帝国的鬼魂”拖在自己后面，那将是犯错误；澳大利亚既不是“欧洲教区牧师”，也不是“美国的代理”，“澳大利亚的前途在亚洲”。现在澳70%左右的出口商品运往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澳大利亚从陆克文开始的几任总理，虽然在国内政策上有很大差异，但在亚太外交政策上基本一致，重视亚太的外交立场从未改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也紧跟美日澳展开一场争夺亚太市场的激烈竞争，实施新亚太战略。早在1994年7月中上旬欧洲委员会就正式通过了一项加强与整个亚洲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发展方面联系的《关于亚洲新战略》。欧委会在一项声明中称：“亚洲的兴起正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如果欧洲联盟不能采取一个较为协调的战略，那么它将因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亚洲地区的公司的激烈竞争，而坐失亚洲正在出现的经济奇迹所提供的良机”。欧洲各大国中最为积极者要属德国。它不断调整亚太政策，推行以中国为重点的亚太新战略，强调与日本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与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英、法等西欧大国也相继制定政策加速重返亚洲的步伐。1996年3月亚欧会议首次召开，进一步表明亚洲在世界和欧洲心目中地位的重要变化。目前，欧洲除了继续以亚欧会议为中心扩大同亚太的合作，还特别重视同中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欧洲政要频繁访华，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东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