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亚文化模式
一、文化的内涵与作用
文化是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概念。其定义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如人类5000年文明史，实际上是广义的世界历史，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狭义上的文化专指包括语言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其要素有三个体系：认知体系（认识和知识体系，世界观、伦理观是其核心，包括宗教、信仰、道德、思维方式等）；规范体系（人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语言文字体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文化划分为多种类型。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人类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活动成果的结晶，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科学理性文化；第二种形式是人们的世界观、信念、道德、理想、觉悟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道德的价值文化；第三种形式则主要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生活习惯、社会风尚、交往方式等，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民族外围文化。根据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则可以把文化划分为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根据宗教的特征，又可以把文化划分为儒教（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一般把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或等同；而把东方文化与儒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东亚文化则大体上等同于儒家（或儒教）文化。确切的说法应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即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建立并在吸收佛教、道教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伦理道德学说。东亚儒家文化的区域范围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在东亚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含香港和台湾）、朝鲜、韩国、日本以及越南、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不论在人种、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经济伦理、企业精神、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相比具有其鲜明的个性。当然，儒家思想文化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它们已经根据本民族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了筛选、批判和改造，又有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共性与个性二者相比，共性应该是主要的。
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按照唯物史观似应有如下基本看法：
（1）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根源，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因素的作用无疑压倒文化因素与政治因素，成为支配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对此，不可以本末倒置。因此，有关“东亚文化决定论”的种种说法是唯心主义的说教。文化只不过是其中的参与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它和适合的社会结构、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以及一定的科技水平形成最佳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促进工业化、现代化的积极力量”。新加坡学者陈光炎博士形象地说：看起来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只有在适宜的组织环境和有利条件下才能茂盛、开花结果。这就像种子一样，它有生长为大树的天生能力和潜力，但必须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才能实现。
（2）社会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是“经济单因论”。除经济这一决定性因素外，还有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唯物史观充分肯定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历史的前进应是由“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所融合而成的“一个总的合力”来推动的。缺一则不成社会历史。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1894年恩格斯又再一次明确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03]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经济与制度因素绝离不开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绝非是可有可无的因素。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提出，无不受到制订者本身文化观与价值观的影响。这就是韦伯把现代化的根源追溯到文化因素上的原因。
（3）文化、精神因素要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因素作用往往是抽象而难以捉摸的，人们很难清楚说明或准确地计量它们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在现代化的解释上，文化常被当作一个“软性概念”或“剩余的变项”（resid-ual variable）。它只能是一种“中介因素”，同一文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下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一个社会的迅速经济发展既可以归之于文化的推动，也同样被归之于文化的阻碍。对国家的忠诚，在封建时代是为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其作用在封建时代的后期只能是消极的、负面作用；而在新兴独立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忠诚即爱国主义无疑主要起积极作用。同时，对某些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要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否定或肯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曾是近代日本现代化创业中的主要民族精神。它是一种“双刃”剑，具有双重作用。它在明治维新和现代化的创业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后来它却被日本用来向外侵略扩张的重要精神工具，被世人所厌恶，它的负面作用显然上升为主流。可是如果仅仅把它用到日本经济发展和企业的管理上，人们“从中能够获得通过其他方法无法得到的作用和益处”，“作为民族精神具体体现之一的武士道不能不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4]。一些研究东亚文化的学者多持这种看法：“文化并不直接地对经济产生作用，即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直接因果关系，需要通过经济行为这个中介。同时结合文化与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与经济发展的，还有社会制度与发展政策这两项制度因素。文化在这方面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及国际环境之中。因此，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必须注意到作为整体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条件。”[105]
（4）传统文化具有正反双重作用。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双刃的兵器”，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传统文化中即使被人们公认属于精华部分的内容、也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会走火入魔，产生负面作用。同一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产生相反的作用。同时，传统文化的作用在现代化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其作用也不同。而且东亚各国情况又各异，要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中国学者汤重南先生的研究，现代化的开始或初期阶段，即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进行近代变革时期，传统因素更多地起阻碍作用；而现代化社会已经建立并得以稳定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到了巩固现代化成果时期，传统因素稳定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会日益明显和增大。但这一阶段往往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亦一齐发挥作用，甚至会使现代化扭曲。“当现代化发展到较充分阶段时，传统文化因素中的糟粕又会成为新变革的对象，其消极作用亦更为突出和明显。”而且，“传统文化的不同层面、层次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而且这种有周期性的变化也十分复杂，决不是周而复始地重复、循环，而是波浪式、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一般在政治以外的各个层面中的传统因素会不断地更多地被发掘出来，而政治层面中的传统因素会更多地受到批判和抛弃。在统治阶级层次中的传统因素会受到更多的批判，而在一般人民的层次中的传统因素亦会被更多地留存和发掘出来。“总的趋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重视、被发掘，经过筛选、改造、扬弃，将更加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和需要，其积极作用亦会日益显著。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则会逐渐被抛弃和清除，其消极作用亦逐渐减少。”[106]
二、对韦伯西方伦理学说的挑战
儒家文化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东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教等级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它适应了东亚国家基本未曾变动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儒教既然能使中国两千年社会持久稳定而不衰，自有它许多积极成分。然而就其总体而论，主流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消极因素。儒家思想成为东亚国家的维护封建统治和复辟倒退的强大思想武器，长期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陈独秀所言，“儒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这种负面的“缺点”有些永远是糟粕。“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07]这些负面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启动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由于儒家文化中缺少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那样的宗教观，也由于儒家社会中宗法关系的过于强大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地主经济的盛行对社会分工的限制，儒家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极其不利。[108]韦伯的这一结论对儒家文化未转型为新儒教之前导致东亚社会落后或停滞不前是有根据的。众所周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书中提出，基督新教的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他认为，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活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在政治、宗教、科学、法律、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复兴，是近代西方文明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而加尔文宗教改革开始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则是促成资本主义发生的精神因素。与此同时，他对在20世纪初期前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进行了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的对比研究，从文化背景探索现代东方落后于现代西方的原因。他从广义文化传统角度，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组织、货币制度、宗教与思想、价值体系等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深入探讨，得出“儒家伦理有碍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结论。韦伯指出：“中国许多可能或必然有碍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同样存在于西方，并且在近代资本主义最终形成的时期里，这种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依然存在。”而最终促使中西方显出差异的因素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儒教、道教伦理的不同。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其表现为：追求财富与金钱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也不是一种罪恶，相应地、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活动逐渐被认可；勤奋地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一种道德的义务；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强调纪律和控制等。而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
美国雅各布斯教授在探讨韩国现代化时也做出了与韦伯相类似的结论。他详细地概括了儒教伦理对东亚社会发展的阻碍。其中包括：儒教冷漠甚至敌视生产性的商业和工业的经济；提倡对无能的上级的绝对的忠诚；崇拜过去，爱好社会和谐，而不管这种和谐对社会创造力的影响怎样，它宣扬通过节俭而不是通过生产来摆脱贫困；它拒绝实际解决问题，而是在理想上解决；它的零散的小智能火花而不是深刻的思辨体系；它的精英阶级意识；它甚至在生存危急关头仍然反实利；它研究道德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知识；等等。总之，儒学追求个人道德而不是社会功利效果。这种儒学在近两世纪未受到挑战。[109]儒教文化阻碍、束缚东亚社会发展，固然是由于它本身在思维方式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但更为重要的是，儒教与东亚政治结构高度相结合，意识形态与政治中心几乎合二为一。皇帝相当于宗教中的最高祭司长，皇权也拥有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和裁判权。这在中东、印度和西方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排他的意识形态同集权官僚政治的密切结合，便产生了或豢养了一个寄生的、保守的、不容许社会变迁的国家官僚阶级，从而阻碍了东亚社会的发展。这正是“儒学或儒家伦理在东亚早期现代化启动中失利的原因之所在。韦伯对儒教伦理的研究，正是首先从制度层面入手，而不是从思想层面入手的。这正是儒学研究中的薄弱之所在”[110]。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正确地指出：儒学“一半是属于有关政治的学问”，“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111]。
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经济奇迹引起了对韦伯学说讨论的热潮，对韦伯学说提出挑战。康恩（K.Kahn）就率先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儒家文化有许多长处，相对少了许多短处，东方人“似乎比西方人更适应工业化”。其原因在于，这类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强调自制、教育、学习技艺，以严肃态度面对工作、家庭及义务；重视群体，如家庭、社区或公司；重视人际关系的互补与和谐等。[112]康恩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学术界严肃的探讨。80年代以后，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看法已被视为一个合理的假设。一位学者曾说：“对财富、荣誉、健康拥有强烈的动机，对家庭与祖先有能力表达崇敬，毫无疑问这些是决定性的文化因素，足以开出一种新的经济行动。”[113]。其后麦克法夸尔（R.Macfaquhar）又提出“后儒家假说”（Post-Confucian Hypothesis）的观点，认为后儒家文化强调团结和谐与牺牲奉献的群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保障权利和追求平等的个人主义。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开创阶段，那么，儒家的群体主义或许更适合于大工业化（massindustrialization）的时代。所以，东亚国家的逐渐兴起，对工业革命之后200年来支配整个世界的西方开始在经济上形成实质性的挑战。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1982年提出的“两型现代化论”。彼得·伯格认为，今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型态的现代化：一是以欧洲发展经验为基础的西方型态现代化；另一是发生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东方型态现代化，即“儒教资本主义”[114]。彼得·伯格指出，东方形式的世俗性——“世俗的儒家思想”应该是东亚现代化主要的源头活水。这种“世俗的儒家思想”指儒家思想影响社会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与价值，其主要内涵包括一种深化了的层级意识、对家庭投入（为了家庭，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及一种纪律和节俭的规范等。落实在经济活动中，就是高生产力的工作伦理，遵守纪律、团结一致、认同集体目标和服从权威等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115]因此，就整体而言，伯格继承了对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肯定，从而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韦伯式的文化解释。
东方许多学者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的命题也提出了挑战。台湾的黄景汉博士也认为，“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非常适合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116]。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朝翰在“走向2000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上指出，正是近年来重新被人们强调为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东亚主流文化传统，使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直接结出了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韩国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朴俊熙指出：“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变化令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亚洲，而人们关注的绝不仅仅是亚洲经济技术的发展，而是形成儒教文化圈的那股无形的力量。当今不但西方社会，就连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领悟到了他们过去难以理解的儒教文化圈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告别20世纪、迎接21世纪的今天，文化中心正向亚洲移动。由于日本、亚洲中等发达国家群以及中国振兴的努力显示了新的飞跃。“亚洲的儒教文化圈已具备领导21世纪的力量。”[117]日本大冢久雄教授认为，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清教主义和儒家是并立于世的两大理性主义伦理。另一日本学者水井阳之助甚至认为，美国已面临“西方没落”型的衰落和分裂，美国新教徒上流阶级的社会也逐渐走向崩溃。这些说法当然不足为据，而且是“东方文化决定论”的说法，笔者并不苟同。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权威的传统韦伯学说进行了大胆否定，并对东亚文化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有其合理的内核，其意义不容忽视。
三、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的推动
儒学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并成为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只有在这种旧政治经济制度受到激烈冲击或完全解体之后，才有可能。“作为儒学支撑的旧制度的完全解体，是战后东亚各国和地区重新发展的条件。”[118]如果说在20世纪70—80年代学术界一些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学者在理论上对韦伯的学说进行了猛烈抨击，那么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从实践上对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给予了更加有力的回答。新加坡等东亚领导人在弘扬东方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努力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倡导儒家文化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方面起到诸多积极作用，这里将其要点归纳为如下五个大的方面。
忠孝是东方人的一种美德，不忠不孝者非仁义之徒。忠孝在东亚各解释不一，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定区别。忠的基本含义是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一切，国家利益第一。公民忠于国家，热爱国家，遇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历来有“尽忠报国”之说。日本把忠于天皇报效国家视为一体，新加坡则把忠理解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所谓孝，一般指要孝顺长辈，敬老尊贤。李光耀特别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这种忠孝观在西方伦理中是不存在的。“新教伦理”倡导的是个人竞争与个人奋斗。东方儒教的忠孝观在历史上对巩固封建统治和对外关系中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同样，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忠孝观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这种忠孝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和经济民族主义模式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这种作用表现在：
（1）东亚儒家文化为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文化动因，即“使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中和政治力量的整合，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119]。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以忠孝为支持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在历史上，这种机制曾不断来应付外部强敌的入侵和解决与民族生存有关的各种危机。而在面临20世纪的现代化挑战时，这种挑战对本民族的压力又一次“激活”了这种整体号召机制，从而使东亚的民族国家具有强人的号召力，这是东亚国家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120]这是因为东亚社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会和集体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和统一行动，社会成员能够竭尽全力为国家和集体效力，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日本是讲“忠”最典型的国家。B.K.马歇尔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书中认为，与欧美经营者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主义截然不同，日本的伦理精神是国家利益至上主义，主张日本商人要为国家和公益而牺牲。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这种忠诚精神。战后第二次现代化的成功同样依赖这种精神。日本人深知，它要重新走上现代化，赶超欧美，除了必须具备他国所具有的某些条件外，还要有自己的长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秩序、统一和效率”，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日本幸运的是，“它有这个长处，这就是‘忠’，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文化深层结构或潜层结构，悄然地保驾着日本列岛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强国，走向世界体系的中心”。[121]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种忠诚于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122]
（2）儒家思想体现在政治制度中，有助于强力政府的形成，使国家干预得以实现，这是东亚经济发展和重要保证。因为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强力的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它包括有坚强的意志，有明确的中长期发展计划，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强大的军方后援。
（3）儒家伦理道德在东亚的企业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忠诚于企业的精神或归属意识。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忠于企业的利益高于自身的利益。不忠于自己企业的职员，也难以被其他企业所容。忠于企业的意识、在企业内长期稳定甚至终身的雇佣和企业内高低长幼的有序组合，形成了为企业成员所接受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忠于企业的意识、视企业利益至上、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使得工会之类的组织既能顾及企业的利益，同时也使个人利益得以实现。这一点为西方所望尘莫及。韩国学者金日坤在论及经济文化时曾说：如果用外力强迫个人参加经济组织的运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样做，就无法实现经济中的效率性和合理性。因此，若想提高经济中的效率性与合理性，就一定要有利益动机和爱的动机相配套。利益动机就是提高经济水平的经济动机；爱的动机是指人类原始动机，包括忠孝等思想和伦理原则。如果说在欧洲人们是利用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那么儒家文化中的秩序则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一套用以约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体系。“仁”在儒家思想里占极重要的地位，它是道德的核心、伦理的根本。“仁”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人与人交往要能和谐相处，共有共荣、互助互爱。儒家把人际关系分为五类。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儒家五伦也。五伦之中，父子、夫妇、长幼之伦属家庭范围，朋友属社会范围，君臣属国家范围，“仁”的具体表现，从私人之爱，以达于“天下为公”的境界。此五伦乃人生不可或缺。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为社会、为他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儒家中的这种互助道德观念与集体主义精神正好与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细，世界的经济、政治日益联成为整体相吻合，并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广泛渗透于东亚企业内部，成为企业价值观的重两组成部分。以韩国为例，韩国企业的经营思想大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味元集团的“人和、勤俭、向上”，LG集团的“和睦团结、开拓精神、研究开发”，现代集团的“勤勉、俭朴、友爱”，双龙集团的“信任、革新、人和”，晓星集团的“诚实服务、努力创造、和睦团结”，以及起亚集团的“团结、诚实、创造”，都是儒家文化在企业中的体现。韩国企业家认为，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主，以能力为主”。因此，他们普遍提倡主人翁精神。浦项钢铁公司提出“浦钢人”的口号，大宇集团提出的“大宇家族”的概念，均表达出和谐思想。韩国企业极力鼓励每一个员工成为集体的一分子、强调自豪感和团结协作关系，目的在于激励全体员工发扬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地为企业做贡献。韩国企业的经营者认为，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应该如同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人和”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前提。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它除了使用工资、奖金等经济手段外，还满足职工的社会性需求，如提倡员工的团结，促进管理部门与职工的合作，扩大职工的福利，如补贴住房、资助文体活动、组织旅游休假等。因此，东亚的企业职工更加努力工作，愿意超时或超额工作，他们对公司往往怀有归属感和责任感，比西方同行更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节俭、勤奋、不畏艰难、吃苦耐劳是东亚各国所共有的传统伦理价值和行为准则等。这种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也无疑是有助于现代化进程的。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信奉儒家文化的人，一般都主张节俭储财，反对挥霍奢侈。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显然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处理，这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外债压力，又有助于适时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少研究者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快，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东亚“四小龙”和日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韩国的储蓄率1988年为27.7%；新加坡的国民储蓄率最高，1985年曾达42%，1988年为41.9%。据此，有人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属于积累型社会。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则属于消费型社会，1988年联邦德国的储蓄率为12.6%，美国只有6.6%。
与节俭并存的是勤奋、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美国学者蒂博·车托夫斯基在分析韩国等“获得伟大成功”的原因时也认为，“可以追溯到它们共同的传统。这就是生来勤奋，乐于吃苦”。日本学者名学和太郎在《经济与文化》一书中写道：“视劳动和忙碌为美德的国家并不多。大约只有中国、日本、朝鲜这样一些儒教国家和信仰新教的国家。其他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大都不将劳动视作光荣。”瑞士联合银行1988年对52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情况的调查告诉我们，世界工人年均工时为1966小时，而香港最高，竟达2627小时，日均9.16小时，居世界之首，因而被称为世界最紧张的城市之一。有一位美国专家曾经作了一项社会调查，发现如将工人付出的体力集中度的国际标准定为100，日本工人付出的体力则是120，而美国工人仅为7.0。假如再将工资收入与付出的体力折成比例的话，韩国等地的比例最高，新加坡、日本次之，欧美国家再次之。另据1986年公布的“韩国社会指针”统计，韩国各行业的工人每周平均劳动时间为50小时，企业的高级职员工作时间更长，一般为每周53小时，经理则一周工作54小时。
上述这些资料表明，东亚特别是“四小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换来的。日本学者高桥龟吉在总结日本经济的发展原因时说：使日本经济走上这种发展道路的原因很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国民性。新教徒的伦理观念给西欧带来资本主义制度和产业社会，而日本农民和工匠从文化传统和需要出发，具有善于与这种伦理观念相结合的品质，这就是勤奋性格和为储蓄与投资而控制消费的精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90年环球策略研讨会上以及国庆日群众大会做了两次演讲，对儒家文化的作用做了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东亚的成功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大部分都是如社会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用以维护和实行这些价值体系的制度之类的“无形因素”。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都推崇克勤克俭、孝道和民族自尊的美德，非常重视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且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新加坡的成功与其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文化价值观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失去了这个因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成。如果没有刻苦耐劳、社会凝聚力等传统价值观，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西方学者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区别时，常常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恶感文化”，而把东方文化说成是“耻感文化”。二者不同的特点在于，罪恶感是人们行善的动机，人们道德体系的原动力来自内部，内在良知引起懊恼与张力；相反，耻感文化中，道德则是来自外部强制约束力，惧怕耻辱是人们的强大驱力。这种耻辱感并不一定非得有外部的直接批判者，往往只有想象的评判者。人们总是因恐惧他人侮辱而心中充满一种内在张力。耻辱感与荣誉感往往相辅相成；因自己的强大或某些方面胜过人人而自傲，从而有特殊的优越感和荣耀感；可一旦失去这种优越或根本就缺乏这种优势，会自卑自懊，感到无地自容。这种耻辱感的产生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是生存环境，如地理条件恶劣、国小人多、资源匮乏等易产生一切不如他国的耻辱认识；二是长期受外族入侵而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上丧权辱国，经济上贫困不堪，从而感到在世界上低人三分，这种耻辱感带来的结果必须产生一种“争取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双翻身的特殊动力”，这就是所谓“忧患意识”。[123]日本、朝鲜民族这种耻辱感可为最有代表性。两国情况尽管差异较大，但均有类似的耻辱感。两国均是小国，当它们看到一个比自己大多倍的民族和国家站在它们面前时，总感到一种不是滋味的羞愧感和压抑感，往往由此而产生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变态民族心理折射出来。本来是小国，却偏偏一定要称自己是“大日本”“大韩民国”“大和民族”“大韩民族”。此外，日本由于战败而蒙受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韩国则因长期受周边大国特别是日本的侵略，而蒙受天大的耻辱。这种种因素导致日、韩两国耻辱感要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评论说：“日本人重视耻辱远胜于罪恶感。”[124]正是这种耻辱变成了它们赶超其他大国的动力。“在意识荣誉的日本社会里，知耻就成了主要力量。”[125]它们总是希望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日本各种报纸在战后几乎重复同样的说法：“日本必须在世界之林中受到尊敬”“日本国民的责任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敬。”[126]为赢得这种尊敬，日本一直为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而顽强奋斗。“要创造只有一个姑娘（韩国）却有四个小伙子（中、俄、日、美）来求婚的条件”[127]，韩国在东北亚的新秩序中将居于“领导地位”。[128]
重视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另一特点。儒家文化十分重视知识，对知识的来源、作用和知行关系都有很好的论述。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和“有教无类”。重视教化、重视知识与智能发展是促成东亚现代化一个关键性因素。东亚各国（地区）无不重视教育，均视教育为振兴东亚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兴业之途”，均把教育作为东亚国家（地区）崛起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决策。有关这方面情况，前面已详述，不再赘言。
新加坡在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大大促进了新加坡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同时在70年代末却出现了所谓“文化危机”。
其一是所谓“语言危机”，即英语冲击母语，出现了文化失根现象。为适应对西方开放的需要，新加坡推行了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但20世纪60年代末，英语逐渐取代母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成为第一语言，受英语教育者在各方面均有绝对优势，而受母语教育者在就业、提升、收入方面均受限制，从而导致母语衰落。英语的普及固然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起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英语至上又导致传统文化的失落。新一代的华人只会讲英语，不会讲华语；而华人学习英语又有许多困难，难以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样，这些华人既丧失了原有的东方文化特性，又难以形成西方的价值观。
其二是所谓“道德危机”，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新加坡人虽然学到了西方科技、管理和许多优秀成果，但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糟粕也随之大量涌入新加坡，色情、吸毒、犯罪、好逸恶劳、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崇尚奢侈迅速蔓延，不愿赡养双亲等不良现象层出不穷，离婚率迅猛上升等。为解决“文化危机”，新加坡在70年代末大力推行以恢复东方民族儒家传统美德，整肃西方文化带来的不良风气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建设。其中包括：（1）大力推广华语运动。1979年8月，新加坡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华语推广运动，以后每年10月为华语运动月。华语运动均取得了较大成效，1980年以华语为主要语言的人数从占全国人口的26%，1988年迅速上升为59%。（2）文明礼貌运动。1979年新加坡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礼貌运动，后来又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主要是教育人们，尤其是教育青少年讲公共道德，讲卫生，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着装文明和整洁，行为举止符合礼义，不崇洋媚外，保持民族尊严。（3）推崇儒家道德伦理。新加坡从1982年起，开始在全社会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计划。新加坡把儒家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与新加坡的国情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含义。（4）消除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念，并使之成为国家意识。1988年，新加坡正式提出了“亚洲价值”这一概念，并以此作为推行“消除西方的消极影响”战略的基础。新加坡政府1991年1月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将“亚洲价值”的核心观念确定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29]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多次表示，要把这五项价值提升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新加坡倡导“亚洲价值”观，一方面要使新加坡价值区别于中国的价值，以避免所谓“中国化”，但“更主要的是要消除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消极影响”。[130]亚洲价值观的提出及其他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使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总体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95年初在分析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对新加坡人的影响时曾指出：“我估计西方的影响为60%，相比之下，亚洲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为40%。20年后，西方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尚、政治和传媒的影响将降到40%，而亚洲的影响将增加到60%”[131]。
对于倡导儒家文化的意义及其基本原则，新加坡领导人有大量精辟论述。早在1972年，李光耀就认为，“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科技，而缺乏一股能使全国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那是很危险的。国家“将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会走向瓦解崩溃”。1994年10月5日，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致辞时指出：“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的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信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教育机会，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今天的政府，不再由封建王侯掌管，政府的职权范围也已经扩大了。因此，君臣有义，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我相信，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保留它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具体概括在五伦内的价值观，将能促进家人与家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基本含义和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并没有使它们与时代脱节。”[132]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李光耀极其重视儒学的宝贵价值。他主张对儒家文化应有继承，有扬弃，更有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培养新加坡人的价值观，以增强凝聚力，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文明社会。
四、东亚对西方文化的开放与经验
一般地说，人们往往走两种极端，要么将东西方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要么将二者混淆不加区分。正确区分二者的异同是东亚国家对外开放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西方重个人、重竞争，东方重社会、重和谐。
西方人的个人主义观念和价值观念是西方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它的实质在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西方人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为自己才能维持社会正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和社会，为自己奋斗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个人高于社会整体，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每个人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自我的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来源于西方的重商社会。“在欧洲重商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工商业为民本业，市井商贾，为谋取暴利，难免背信弃义。为扩大私有财产，常常六亲不认。为了经商，四处流动，家庭观念相对淡薄，家庭规模必然缩小。在群体观念微弱的社会里，个人主义必然扩张。在这种社会，以个人的活动为中心，突出个人的价值。在集体活动中，也要充分显示个人的相对独立性。”[133]在重商主义社会里，更是要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因此，个人主义往往与这种商业自由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较多自由，个人则要求尽可能不受集体的限制和约束。为了取得商业成功，战胜风险，就必须抓住一切短暂时机，去战胜对方竞争者。
与西方个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相对立，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则以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它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儒家伦理认为，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保持稳定，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儒家伦理讲家庭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标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应为一体，天下一家，讲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与古代东亚地区农耕文化有直接关系。后者是形成东亚传统集体观念的根源。因为，在从事农业的社会中，长期共同地域生活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比较容易形成浓厚的群体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国家集权主义的基础。它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不能有所异议。同样这种观念也是地区和家族集体主义的基础。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国家或者民族，村庄或者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共同体之内，一人成功，集体感到光荣；一人失败，集体感到扫兴。在这个群体之内，应该是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134]
（2）西方重利、重法，东方则重义、重情。
西方皆有人权宣言，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极力弘扬天赋人权说。在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个人的私利必然成为世人追求的唯一目标，人之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则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受到冷落。与此同时，法律则受到重视。因为，在一个人人追逐个人权利和私利膨胀的西方社会里，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制裁侵犯人权。因此，西方国家法学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西方则首先是要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至少是权利与义务并重。
与西方相对照，东方重义轻利、重情轻法。所谓义，指道义、仁义道德；所谓利，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利关系上，义是最高价值。孟子强调义理，又肯定人们的求富欲望，但义在利先。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仁”和“义”为儒家伦理道德之根本，这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讲求道德，不谋私利，不能见利忘义，不能驱义逐利，是做人的最高准绳。正因为如此，东方自古以来不太注重法律，而是把道义原则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人与人之间主要靠道德维持，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儒家认为，人必须受社会道德的约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置社会道德于不顾，只有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才去做去行，反之，则宁可舍弃个人利益直至牺牲个人生命。如人人追逐私利，则与禽兽等同。人必须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尤其要控制人的情欲，努力追求道德的完美和高尚。这无疑同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社会有关。如果说西方法律观念主要是城市社会经济的一种反映，那么东亚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则主要是农村自然经济的反映。
（3）西方重商轻农，东方重农轻商。
从对商业与农业的重视程度可以将西方文化概括为“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渊源于古代西方商业经济的发展。马克斯·韦伯在《古代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欧洲古代为游牧民族，农业是随着畜牧饲养业而发展起来的，欧洲属于海洋文化，活动范围较大，商业比东方发达。西方古代城市工商业发达较早，16世纪以后的欧洲因发生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开始确立的初期阶段，西欧各国作为探求富国的理论和政策而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潮。到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就更加发展。
与西方重商主义相比，东亚则是“重农主义”，视农为立国之本。重农轻商，重本轻末，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即说帝王治国安邦之道，在于搞好农业，求得丰衣足食。孟子亦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东亚社会舆论，也总是认为凡商必奸，商人致富多靠巧取豪夺，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轻视，从而形成“士、农、工、商”之说，四行之中商居最末。其形成之根源恰好与西方相反；东亚的古代是以粗放的农耕为业，属于河流灌溉文化，长期处于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必然实行重农主义。
综上所述，东亚的儒家学说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这并等于说儒学思想同西方文化之间完全对立，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些汇合点。在这方面正是目前学术界所忽略的。
（1）均倡导教育优先。
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精神到古代东亚的儒家思想，均可以看到教育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现代化是由包括兴办新式学校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基础上出现的。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市民对知识的需要明显增加，从11—13世纪开始，到处办起城市学校，从此开始打破教会的封锁。欧洲出现了巴黎、牛津、剑桥、海德堡等著名的大学。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欧洲的自然和人文科学获得迅猛发展。“这些都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前提，后来的英国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当然是在当时欧洲教育和科学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教育给人以智能，教育不但培养科学家，也培养政治家、企业家和官僚。”[135]同样，儒家也倡导教育优先主义。孔子一直主张“学而优则仕”，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主张通过学习和普及教育来提高入的智能。自孔子提出这一教育思想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直把它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但使战国时代的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使中国一直到18世纪中叶，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136]。
（2）均倡导积极有为的发奋进取精神。
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斯·韦伯有关儒教伦理和新教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说法并不准确。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也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同西方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
（3）均倡导人道主义思想。
无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反神权、要求“尊重人”的人文主义思潮，还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都是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与2000年前孔子“仁道”“爱人”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是儒家人道主义思想高度概括。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即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看待，看别人是人，看自己也才是人，要学会爱广大群众，实施仁道，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上名副其实的人。这些至理名言与西方人道主义并无根本差别。虽然由于时代不同，提倡人道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对象不大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学术思想，尚未能被社会普遍接受。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则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旧封建势力的战斗武器。但“两者都是在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历史变革时期出现的进步思潮”[137]。
从文化角度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外两大动力：一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二是吸收外来有益的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在人类历史上的初期，各民族的精神文明都是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独自成长的。但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交流工具的发展，视野则不断随之扩大，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就愈益普遍。一个民族和国家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越多，其发展也就越快。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的世界历史尤为如此。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近代突飞猛进，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充分吸取了包括东方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遗产和精华，其中包括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等。正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言：“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迅速而自发的传播运动从西欧的一端影响到另一端，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起源于不同的民族的人群和运动之间的联合，它们都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创造一个共同的但是又有高度差别的文化模式。这个过程也没有随中世纪的结束而停止，因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这种自由的交往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目标和不同思想之间的和平共处，它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把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们联合起来。”[138]西欧各民族在吸收东方民族文化过程中，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又能相互吸取彼此的长处，从而创造西欧高度的文明。
到了现代，吸取外来文化越来越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今的信息时代把人类的文化带进了一个崭新境界。“随着高科技和现代交通运输的高度发展，再加上世界空前的人员、物质的大流动，使得世界各国各民族精神财富的生产、传播、交流、影响的形式、速度、质量、数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据统计，人类社会的科学信息量，每5年要翻一倍。过去的几千年积累的物理学知识只占10%，而当代人类社会所掌握的物理学的知识却占90%。在化学领域，直到19世纪80年代，只知道1400种化合物，而二战之后却有100万种化合物，20世纪90年代人类知道的化合物已达400万种以上。“在精神产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上，农业社会的文化只能靠人员流动来进行扩散，影响的范围极其有限，且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些信息要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在人类社会传播开来。在工业革命时代，报纸、杂志、电影、广播使得文化的开放有了新的途径；但邮局、电台成为人类交换精神产品的主要工具，也要花费数天或数月的时间。而在当代，电话、电视、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某种信息迅速地传遍全世界。正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使得文化开放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139]第二，文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历史上，知识信息在社会发展中是从属于政治、军事与经济，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而如今在信息时代，知识和信息的性质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暴力和财富本身都开始依赖于知识”，知识已经成为“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从更大的意义上说，知识的变化正在引起或有助于巨大的权力转移。”[140]这也就是说，信息、知识已经不再仅仅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一种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人们劳动的对象，成为劳动产品，成为人们的直接的消费对象。因此，吸取先进文化“已经不是有没有、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141]。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现代化步伐迅速加快，得益于及时吸收了西方文化。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化。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大量的吸取，东亚传统文化不可能有新生。同样道理，东亚其他国家也将在21世纪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实现现代化。
根据上述文化概念分析，文化三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对东亚吸取或对外开放，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个层次是所谓“外围文化”，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也无阶级局限。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因此，对西方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东亚的民族文化生活受益无穷。几乎无弊可言，至少也是利大于弊，无疑应该大胆开放。第二个层次是“科学理性文化”，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是全人类的知识宝库，但在这里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对落后国家而言，无疑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这种吸收对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意义非同小可：（1）引进和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教育、卫生、体育、文化体制，能推动落后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进步和发展。（2）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能大大缩短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时间和差距。（3）引进和学习这些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繁荣其学术理论，提高学术理论研究的水平，扩大人们的视野，打破思想封闭，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它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意义。”[142]
对第三个层次即“思想道德文化”的吸收或开放，要持慎重态度，但对其精华部分也应积极大胆吸取。“思想道德文化”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对弱小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吸附力，对比较强的民族文化又有很强的抗拒力和排斥力”。它“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143]。西方的价值观激励“每个人努力奋斗，有开拓精神，重实际，提倡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包含积极的进取精神；但西方的人生价值观也包含许多消极的东西，例如重个人导致人的自私自利，重物质享受导致穷奢极欲之风，重事业成功导致不择手段，个人奋斗又蜕变出极端个人主义”[144]。对此，正确的态度应是取长补短，去弊兴利。在东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东方人生价值观念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人生价值观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已被吸收了。如重利轻商的观念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逐渐重视商品价值规律，比过去更加重视竞争、开拓、创新意识，尊重产权、法制、时间、效率观念，注意突出个人的作用。这些外来的思想观念无疑是促进东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它们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西方的人生价值观中的消极因素以及一些西方文化中的垃圾，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作用，诸如极端民主、极端个人主义、损公肥私、奢侈消费、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等现象空前膨胀，色情、吸毒、酗酒、崇尚暴力等社会弊端也泛滥成灾。因此，应加强国家对进境西方文化的宏观战略，抵制美国为首的西方消极文化入境，淡化西方颓废文化的影响，遏制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色。对其文化糟粕，必须坚决抵制，尽量拒之于门外，但不能因为后者而否定前者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政策。
在世界东方各民族中，日本是一个不断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特别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的范例。纵观历史，日本一直是一个“有学习对象”的国家，长期以来实行所谓“拿来主义”，对领先于自己国家的文化总是抱有积极的学习态度，这是日本的一大优点。在历史上，日本早期主要是吸取中国文化。日本把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吸取的主要对象。从公元60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特使到1636年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主要实行所谓“全盘中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经过这两次大规模的学习，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优秀文明成果。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日本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人们开始崇拜西方文化，而鄙视东方文化。日本现代化思想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提出了“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口号，主张彻底学习西方。在这种思潮主导下，日本在近代以来有过两次较大规模所谓“全盘西化”的热潮：第一次热潮是从1853年到20世纪20—30年代，把学习西洋文明作为目标，通过西化，西方先进的文化迅速主导了日本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日本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早在1871年日本就派出百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历时近两年访欧美12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作了详尽考察，全盘引进西方的典章制度。在1872—1898年间，中日本大量聘请外国专家，达15000多人次。[145]日本几乎是全盘吸收了欧美的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价值观，西方的生活习俗、服饰、饮食、歌舞也流入日本。日本第二次西化（主要是美化）的热潮是二战后（1945年到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的议会民主、教育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写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这一次的“西化”或“美化”对日本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从此一跃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由此可知，“外化”特别是“西化”在日本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它使日本先是在19世纪末超过了中国，又在20世纪80—90年代超过了西欧诸国，由弱势文化变成了强势文化。可以说，不了解外来文化，就不可能了解它（日本文化）的发展。[146]中化与西化二者各有侧重。“中化”主要是表现在儒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上，“西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上。但日本并非被所谓全盘“中化”或“西化”，日本并非因大量吸收儒家文化而中国化，也非因大量吸收欧美基督教文化而西化，相反，日本在这两种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日本大和民族文化。日本对于外来文化中的好的东西，总是先采取来者不拒，一概接收，大胆地实行“拿来主义”，然后“少弃多取”，加以模仿复制，在吸引外来文化时又总是有选择有区别吸收，并且进行整合与加工。总之，既有模仿复制，又有综合创新。日本人自称是所谓“和魂洋才”或“西洋艺术，东洋道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谈到日本的“中化”和“西化”的特点时指出：日本是一个不遗余力地学习外国强势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成为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147]。
新加坡既是倡导儒家文化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吸取西方文的范例。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日本一样，也实行“拿来主义”。正是这些拿来的西方文化成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机”或“催化剂”。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国家的原生型现代化历程不同，它们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启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移植”。东亚国家儒家文化本身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伦理或价值观，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的。“西方型态的现代化经验在新加坡现代化的初期是有开启之功。”[148]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不能自主地推进现代化，必须导入欧美的新教伦理创造的和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并之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再生机制”。一方面，在新加坡具有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于国家意识保持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调控，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另一方面，“依据新教伦理而来的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既保障了市场原理的适用和开放性，又使得传统的伦理和秩序的存续与传承成为可能。新加坡经济正是在健全正确的经济秩序中，创造出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将西方文化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良积淀，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发性的成就”[149]。
新加坡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吸取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新加坡在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斗争中，首先学习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内阁制，建立起新加坡共和制国家的内阁制政府，并建立了多党政治和实行代议制民主选举体制。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行客观而公正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学习英国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禁令。大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商业往来、公民权利与义务，小到饭店管理、停车规则、钞票保护、公共卫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立法之多、法律调整范围之广，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新加坡不仅立法全，而且在执法方面极为严格。执法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新加坡“正以其立法的严密、执法的严格为其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法治化的环境，再加上高效的行政管理，为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50]。（2）大量吸引外资、独资和合资等私人企业在新加坡得到长足发展。新加坡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大量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商在新加坡直接投资设厂以发展面向出口工业。长期以来，外资在新加坡全部资本形成中所占比重约占2/3，外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0%以上，提供了占出口总值70%以上的出口产品，占全国固定资产总额中外资的65%。（3）引入西方的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营销手段。新加坡政府实行新加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十分重视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但却严格按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操作。其办法是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平等竞争，政府以股东身份通过直接或间接入股方式对国营企业进行控制，政府派出董事会主席或常务董事对国营企业进行接受管理，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经营活动由总经理独立负责，并享有一定自主权，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调动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企业权责分明，聘用较多的专业人才，担任管理工作，组织中存高度的授权，领导者对属下有高度的信任。（4）重视人力资源。新加坡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人才不足的限制，单靠国内培养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便大量地引进外国人才。新加坡各驻外使馆和出国考察的各种代表团都把寻觅和招揽人才当作自己的—项重要任务。最近几年，新加坡政府还专门派出招揽人才的代表团去欧美各国游说，鼓励各国人才，尤其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去新加坡服务。同时，新加坡比较能吸引专业人才，企业也制定了员工选拔和晋升的标准，并且经常进行工作考评。企业通过考评得出员工对组织的贡献大小，并据此给予合理的报酬，以显现“分配的公平性”，鼓励人勤勉刻苦，追求个人目标，促成企业的发展。新加坡认为科技人才在推进新加坡的现代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新加坡发展的关键。新加坡强调培养和发展有才干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现代企业家。“其现代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是科学思维方式，其最大特色在于科学技术知识和新兴管理理论。这种思维方式中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开放性、超前性和开新意识。因此，新加坡要求其企业家时刻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不断形成经营管理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151]（5）大量引进技术。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先驱工业地位”等减免税措施刺激外商在新加坡发展高技术工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更形突出。新加坡政府注意到了科技的作用，呼吁新加坡在80年代应当成为一个更有效、更多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现代社会。近30年来，新加坡高科技迅猛发展，年增长率达30%，从事高科技的人员增加了12倍。8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重点引进和发展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业，并取得显著成效。电子产品出口占新加坡国内产品总出口量的40%，计算机磁盘驱动器的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7%，其计算机使用密度居世界第七位。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咨询业等方面，新加坡已具有世界性高科技中心的潜质。
总之，新加坡在正确对待东西方文化和两种不同的西方文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在50—70年代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它对于冲破传统保守经济和社会伦理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拿来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入新加坡，与在新加坡有更悠久历史的各种非西方文明相结合、相碰撞，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消化和融合，终于塑造出一种新型的精神文明——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