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亚：“亚化”的开拓者

东亚现代化主体这里是指日本与“四小龙”。战后30—5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由此带动的社会变革，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典型，它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和难以消解的。[59]这种成功绝不是西化的结果。这已为世界众多学者与舆论所公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给予全面高度的赞颂。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近于粗糙，但它的基本观点却是可取的。该书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故可为“亚化”的开拓者。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评论说：东亚模式，“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它们基本上走过了西方成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但经济现代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数十年时间里，经济体从落后转型到发达，或者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是从第三世界转型到第一世界。[60]

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61]

东亚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出现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说以猛烈的冲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出现，亚洲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拒绝西方模式的霸权。美国另一著名学者霍夫亨兹等的著作《东亚之锋》一书便是揭示这种冲击的代表作品。该书的目的在于揭示东亚的优势，并在承认东亚对西方构成了挑战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整体响应策略。[62]

亚洲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国而异。试想，一旦那些非洲黑人兄弟有一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之后，那肯定也不是西欧经典模式的摹本，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非洲特色”[63]。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对多种现代化模式也有精辟的论述：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考察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质。然而，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些一般通则对于特殊社会问题的帮助是有限的。“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64]

布莱克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应看到：尽管世界现代化没有完全同样的模式，如同克隆牛与羊一样，但却有大体类似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不能因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现代化是全球各国共同发展的进程与目标，这是现代化的普遍性，而东化、西化、南化、北化是世界几个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个性或特殊性。但普遍性与个性或特殊性又是相对而言。由于现代化范围极其广大，发展具有无限性，所以，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范围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的东西；反之，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在另一范围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的东西。西方模式对世界现代化是特殊性，但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等来说，无疑又是普遍性的东西。同样，东亚模式对东亚各个国家的模式如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等来说，无疑也是普遍性的东西。

现代化模式到底分几类，由于划分标准不一，说法也不一。但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分法，各大类模式均有四个变项：（1）现代化的启动来源——内源型还是外源型；（2）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3）政治主要运行机制——议会民主政治还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或混合体制；（4）文化主体——基督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或印度教文明或伊斯兰教文明。

按照这四个变项，世界现代化则可以有诸多类别，比如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等。[65]

从亚洲现代化成功的概率而言，主要是东亚、中国、印度几种模式。亚洲现代化这几类模式与西方模式相比可以在上述四大特征上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化启动来源上西方是内源型，亚洲是外源型；经济上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亚洲模式则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政治上西方模式是议会民主制，亚洲模式则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上西方模式是基督教文化，亚洲模式则是儒家文化。亚洲各国现代化模式虽然各异，但它们却均属于上述四大基本特征。而且，这些基本特征要远远超过或高于诸多各自的千差万别。不能因此而否定总体类别的一致性即共性。正如同不能因为美英法德各自的差异而否定西方共同模式一样。

日本是亚洲第一崛起大国，是亚洲现代化的先驱，是百年内实现两次现代化的大国，它的经验极其丰富，它的两次大的教训也极为深刻（两起两落）。

日本既可以作为西方模式，又可成为东亚模式，具有双重性格，但主要是东亚模式。而且，日本是东亚模式的源头。日本现代化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等口号，倡导向西方学习，推行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创办一大批新式企业，并设立内阁，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开展现代化进程，实现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但日本在自身崛起的同时走上对外进行武力扩张的道路。最终，疯狂的军国主义行径使日本自食苦果，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遭到终结。

日本第二次现代化是在废墟上开始的。在二战结束时，日本满目凄凉、民不聊生。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力；加上原子弹轰炸，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都被破坏掉了。工业生产急速下跌，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仅及战前同期的1/10，工业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了30年。人均收入只有20美元。日本实行经济优先主义政策，1955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大约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联邦德国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1970年大阪举办了亚洲历史上第一次世博会（从1961年到1970年的10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1.6%），1975年成为G7一员，1985年日本超越苏联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直到2011年被中国超过。

日本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包括议会民主政治）无疑与西方一致，而且成为西方七大国之一，并且引以为荣。但在现代化的来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儒家文化基础等方面又无疑是东亚模式，即使是政治体制也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特色。把它归结为东亚模式理所当然。而且在20世纪50—80年代末，日本模式无疑是东亚模式中的成功楷模，它的诸多经验已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可以说它起到了“领头大雁”的作用。但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走向衰落，甚至在9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显示：日本模式已失去光彩。可以认为日本模式正处在从旧日本模式向新型的日本模式的转型时期，它的转型能否成功将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日本模式之后相继出现著称世界的“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模式，统称“东亚”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这之前它们都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廉而质优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迅速走上发展道路，并且成为继日本之后亚洲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韩国的现代化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由于遭受日本长期残酷的殖民统治，加上连续遭受战争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期，韩国社会陷于空前混乱，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1953年7月22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韩国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从60年代开始，韩国政治上建立了军人统治的权威主义体制，经济步入自主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在把市场作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的同时，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韩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同环境，确定了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政策，扶持主导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它们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番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1330美元。从80年代开始，韩国政治开始转型，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过渡，对经济发展进行改革和调整。主要是放弃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增长方式，实行“科技立国”，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电子、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工程、光电子、航空等科技密集型产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韩国经济基本转型成功，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得以培育壮大，成为韩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这一时期，韩国政治虽历经坎坷，但从根本上完成了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

韩国现代化总体获得成功，创造了著称世界的“汉江奇迹”，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它仅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道路。韩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1%，为1万亿美元。按照2010年GDP计算，韩国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争夺全球第13名的位置。韩国在汽车、电子产品和计算机等众多领域极富竞争力。LG经济研究院发布研究成果，引入“20—50俱乐部”概念，称韩国于6月成为世界第7个满足人均GDP超2万美元、总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6月23日，国内人口将首次突破5000万人），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跻身发达国家。目前全世界满足发达国家标准的只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韩国成为世界第七大发达国家。[66]

中国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了一次全面经济改革，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1960年到1973年，经济增长率年平均达10.1%，工业生产增长年平均达19.4%。70年代台湾当局对经济政策再次做出调整，包括改善工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化工业，建立自主经济体系，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改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拓展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经过一系列调整，台湾经济发展从低迷中恢复，继续稳步发展，使得台湾晋身亚洲“四小龙”之列。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走向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经过近十多年的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也得以迅速转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六成以上，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台湾经济的主体。2000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4000美元，迈入发达水平。

1840年之前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和英国签署《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英国随后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香港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和欧洲进行贸易来往的中转站。至20世纪初，香港人口不断增加，工业也有所发展，各种市政建设也逐步完善。但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之后，香港经济几乎瘫痪。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香港经济开始得以恢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商品禁运和贸易制裁，这使香港转口港贸易无法继续维持，不能再以中转站职能支撑经济发展，被迫进行经济转型，开始发展制造业，最初是以纺织业为主，其后逐步发展了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制造业的发展使香港由一个转口港转型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这一时期，造船业、航运业以致金融业也得到较快发展。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吸引大批投资者到大陆投资设厂，香港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这一时期开始，香港经济再次转型，开始重点发展金融、旅游、商业、贸易等，逐渐由工业重镇逐渐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80年代初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11年香港GDP为18909.39亿港元，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香港地区人均GDP为34457美元（汇率计算）。

新加坡原是一个资源匮乏、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的弹丸小国，但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始终保持着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活力。目前，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在亚洲位列第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开启经济转型，向技能密集型转变。进入90年代以后，新加坡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生物医药、高端化工业等，同时把服务业确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将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开始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承诺，新加坡将在2015年实现科研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把新加坡建成国际科研中心和亚洲创新中心，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邓小平对新加坡模式极为重视。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考察走访了新加坡，回国后印发了有关新加坡等国的资料，意即学习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表达了对东亚模式的重视，特别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此外在苏州、天津等地建设了新加坡示范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