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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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在盛唐诗歌的多重琴弦上,把那个时代的强音弹奏得最为激越的,无疑要数边塞诗了。但奏着时代强音的边塞诗,是不是只限于通过战争描写来表现唐帝国声威和战士报国精神的那些作品呢?不,边塞诗本身还包含着多种类型,它们对时代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面。像岑参的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就显得别具一格。这首诗虽然写的是一场普通的宴会,却能让人感受到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其间鼓荡。

这首诗是天宝十二年(753)所作。当时岑参正前往设在今天新疆地区的北庭都护府任职,途经凉州。凉州,故城在今甘肃武威。作者从军出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在这之前,他已在西北边幕生活了将近两年,这次再度经凉州西去。凉州,是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边防重镇,当时河西节度府就设在这里。从河西节度府管辖地区再往西行,就进入所谓西域了。这时,一种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正在等待着岑参。吟味诗篇,我们会感到,在这新的生活起点面前,诗人的心中有一股情感的潮流,在渐渐涌起。“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上句是说夜空中弯弯的月亮升挂在边城的城头上,下句是说月亮在城头继续升高,银光铺泻,照亮了整个凉州。夜晚和月光总是容易撩起人的遐思默想。“弯弯月出挂城头”和“城头月出照凉州”两句反复出现了“城头”“月出”四个字,在表现对眼前城头和明月关注的同时,造成一种思绪绵绵的情味,而“城头”“月出”一再重复,最后落在“照凉州”三个字上,则隐隐透露出一种对于身在边城异地的敏感。岑参由长安来到凉州,生活的节奏、情调、内容都变了,眼前看到月照边城,心理上必然会有多种反应。而这在开始时,可能是潜在、朦胧的,只能通过对月照边城的咏叹,从总的心境状况上把它反映出来。但随着情绪的发展,由隐到显。在诗人心理上带有支配性的则是重新踏上这座边城时特有的兴会,这从接下去的描写可以体会得出:“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两句虽然基本上是写实,但连用“七里”“十万”这样的数量词,大笔淋漓,一气呵成,反映了诗人对这座边城的不平凡的印象。七里,《元和郡县志》说,凉州“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为鸟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十万家,虽然未必是实数,但当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谓“人烟扑地桑柘稠”,“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伎》),户口肯定是不少的。凉州处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有大量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商品在这里交汇,少数民族住户也肯定是不少的。“半解弹琵琶”,不仅点出他们能歌善舞,还透露了当时诗人耳中所闻正是一片琵琶乐舞之声。在诗人的印象中,凉州就是这样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有着不寻常的气派和风光。

如果说开头四句,是写诗人的视觉和听觉随着月光普照凉州而遍及于周围环境,是写他带着一种新鲜感去巡礼这座边城,那么五、六句“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则由写环境转而回到写人,着重表现琵琶声和边城之夜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感受。琵琶本是少数民族的乐器,所谓“纤指破拨生胡风”(刘禹锡《泰娘歌》),如今又是在边城弹奏,那种特有的风味,不用说会引起这位再度出塞的诗人多方面的感触,如对于过去生活的追味,对于未来生活的浮想,以及由远离家园,置身异地所带来的乡思边愁,都会在一时间纷至沓来,汇集于心。“肠堪断”正是指这些牵动衷肠的复杂的感受。由于乐曲的这种感染,可以想象,在停奏之后,一时间必然满座沉寂,而大西北的夜晚,边风凉冷峭劲,一阵阵掠过广阔的边塞,作用在沉寂之中的人们的心上,自然会带来“风萧萧兮夜漫漫”之感。不过,虽是风声萧萧和夜境旷寂无边,但一个“兮”字,造成了一种雄健的气势,可以体会得出,诗人的感情并不消沉畏缩,他正以一种坚强的心志,迎向西北高原上那严峻的自然环境。

诗是与河西幕府判官们聚会饮宴的即兴之作。前面虽是重点从环境方面着笔,但实际上已经暗暗点出宴会,并向描写宴会过渡了。“琵琶一曲”已不是“七里十万家”的满城琵琶,而应指宴会间的演奏。所以下面“河西幕中多故人”,点的就是那些参与宴会的朋友了。盛唐时代,社会普遍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许多文士从军出塞,以致在西北边镇的军帅幕府中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所谓“多故人”,正反映了当时的边幕盛况。天宝九年(750)夏秋间,岑参于第一次出塞的归途中,曾经在凉州幕府作客,到这次再度出塞,前后三年,所以说“故人别来三五春”。“三五春”,时间上是有伸缩性的。朋友众多,其中有的不妨别离稍长一些。然而,“三五春”的作用,又不止限于叙别,它还造成一种时间上的流动感。岁月如流,常不免带来人事方面的感触,这种由岁月而及人事的感慨,到九、十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就转为正面抒发了。花门,回纥族的别称,花门楼当是指诗人与朋友聚会的客馆,大约因建筑于少数民族居住区域,或带有少数民族建筑风味而这样称呼它。诗人与凉州幕府的朋友们,一别忽已数载,而眼前又到了边塞草黄的季节,一种“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王勃《春思赋》)的人生意气,不由得被强烈地激发起来了。盛唐时代,读书人的政治出路较为宽广,从军出塞取得功名的机会,更比一般情况下要多。但岑参所怀的愿望是“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要趁时而起,展翅飞上天空;“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北庭作》),不甘心的是壮年未能封侯。愿望太高太切,要想成为现实,也并不容易,可是诗人偏说“岂能贫贱相看老”,不仅有一股决不甘于碌碌无所成的倔强劲头,而且还流露了一种自认为决不至于在贫贱中老死的信心。这种气概,无疑来源于时代。当时虽处于天宝后期,但盛唐的光辉在许多人眼里还没有褪色,并且在西北地区,唐帝国一直拥有重兵,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因而像岑参等人,仍然对事业充满信心,相信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似乎只要拼搏下去,就会如愿以偿。他们叹息光阴的流逝,但不是在流光面前感到惊愕和无能为力。这些已经踏上边庭的军幕文士,无疑是属于生活中既有雄心、又有实际行动的强者,他们正是在时代的浪尖上拼搏、追求;而强者们聚会在一起,由酒和友情做媒介,又不免要形成一种精神性格的交会与撞击。铁与石相碰是会发出火花的,“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便可以看作是他们心灵交会撞击时发出的电光石火。“一生大笑能几回”,是强调像当前这样的群英欢聚,开心大笑,一生难得有几回。但诗句不用直陈的方式,而是上句用“能”字造成反诘语气,下句用“须”字承接,显得非如此不可,更让人觉得这大笑、这醉饮,极为痛快淋漓。读到这里,可以想象,在凉州进入夜深,满城琵琶歌舞之声消歇,在“风萧萧兮夜漫漫”的边塞,凉州客馆里依旧华灯照耀,一群来自中原的军幕文士,是那样兴致勃发,宴会上交觥飞觞,不时爆发出一阵阵豪爽的大笑。盛唐诗人们和酒意气相接的时候实在太多了。在他们那里,豪饮酣醉,因为能激发意气被视作盛事。而酒这种能使人兴奋的快乐的精灵,总是在人们意气相投的场合,以它特有的魔力,使人们变得更加热情豪迈、胸胆开张。于是说真话、露真心,气氛越来越热烈。他们意兴昂然,畅谈一切,为了功名,为了友谊,为了唐帝国的荣耀,为了现在的重逢,明日的分别,一次次干杯。每个人都觉得,此夕此刻,老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只有痛饮到酩酊大醉,方才快意和满足。

对于这首诗,我们只要注意它所反映的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边城凉州,原是“七里十万家”的煊赫重镇,城中胡汉杂居,和平安定,歌舞繁华,在当时的条件下,边远的凉州竟有那样场面热烈的宴会,与会者是那样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就自然会感到这里面分明浮现着大唐帝国强大昌盛的面影。但这只能算是读诗的初步印象,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更广泛地联系当时边塞诗的创作,从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入手去把握作品,则有可能更深入地领会到诗中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力量。盛唐边塞诗中有两类作品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一类是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边塞诗,抒情主人公多半是普通战士;一类是岑参、高适等人在西北边疆幕府的作品,它的抒情主人公是诗人自身,是秉笔从戎、亲赴边疆幕府的文士。前一类诗中的战士形象虽然丰富多样,并且有它的时代特征,但在从战士口中唱出征戍情思这一点上,与传统的征戍题材的作品比较接近,它的抒情主人公身份,并不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岑参、高适诗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军幕文士,在唐诗形象画廊上,则属于完全新的类型,给人的时代感更为突出。

大批文人走向边塞,“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高适《送蹇秀才赴临洮》),既用笔,又用刀,去建立他们的功业,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是边帅军府中的幕僚,但绝不同于后代官僚幕府中的帮闲人物,而有着健全的体魄、献身的热忱、豪迈的意气。他们虽是普通文士,却由于边塞生活和鞍马风尘的锻炼,军人的乃至西北风习中的豪迈气质,注入了血液之中。他们所表现的人生意气,与盛唐一般作品中也普遍反映出的人生意气便有所不同,有着“感时思报国”(陈子昂《感遇》)的充实内容,带有更多的行动要求。意气和功业的结合,显得更突出、更紧密了。他们不甘贫贱,对于功名的欲望,丝毫不加掩饰,并且以这种追求当作可嘉的行为,互相激励。这不仅由于他们的豪爽和开朗,更由于所追求的内涵并不狭隘。“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把功名建筑在马上,首先就包含为了民族利益去疆场上拼搏,可以说他们向往功名,不愿憔悴于那样一个声威赫赫的时代。时代的、社会的需要,在他们这些积极的个体成员身上,转化成了对功名事业和人生理想的热烈追求,并注入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之中。如果说初唐的陈子昂等人,在已经意识到一代人所负有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却又有着难于逞现自己力量的悲怆和孤独感,盛唐岑参等人则越过了这一阶段。这首诗中出现的,不再是“独怆然而涕下”的个人,而是生气勃发的一群人,他们在凉州馆舍,高排盛筵,开怀畅饮,似乎隐隐然意味着对自身所拥有的能量以及在当世所居的地位,有着更高的估计。他们听到琵琶的演奏,见到塞草的秋黄,感情不能平静,但不是叹老嗟卑、感伤唏嘘,而是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豪饮、大笑和“岂能贫贱相看老”的感慨,都基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念。透过这一切,不难觉察到,感应着盛唐的时代脉搏,这批富有血性的男儿,脉管搏动得该多么有力!

与军幕文士的人生意气和功业追求相适应,诗歌在表现这种内容时,给人以笔酣墨饱,声情激荡的强烈印象。岑参诗多半以雄健的笔力表现出一种豪宕起伏的歌行格调。这种格调,是诗人内在情感节奏的自然流露,同时又是把乐府民歌里的声调转向乐府以外诗题上去的一种很成功的创造性的运用。这首诗的前半,连续运用了顶针修辞格,“城头”“凉州”“琵琶”等词,既是上句的结尾,又转作下句的开头。同时又用了“弯弯”“漫漫”“萧萧”等叠字。类似这种顶针和叠字,在民歌中是常用的,因为词语的递接回环,显得缠绵委婉。岑诗节奏感很强,有些句子比较陡健,造成的情调不是柔弱缠绵,而是思潮起伏、心事浩茫。诗的后半,只七、八两句连用“故人”二字,流露出朋友间的绵绵深情,后面即不再出现顶针和叠字,这些与全诗句句用韵、前八句两句一转韵、而末四句一韵到底正相配合,体现了感情由联翩接踵,多层次的起伏荡漾,到最后一气喷薄的主情调抒发。岑诗的这种格凋,矫健雄宕,独具特色,是盛唐之音在节奏旋律上的一种体现,它与内容相适当、相发挥,显得志深笔长,慷慨淋漓,把唐帝国强盛时期,一代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表现得非常感人。

(原题作《感应着盛唐的时代脉搏——读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内容略有改动,原载《阅读和欣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
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
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
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
晻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
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
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
雪中何以赠君别?唯有青青松树枝。

这首诗写出了我国天山地区下雪时的独特景观,同时也写出了盛唐时期边幕文士独特的送别情绪。一、二句总写雪景,但两句之间又有因果联系,由于雪云久久不开,降雪期长,才使得千峰万岭冰雪崔嵬。这和中原地区的雪是不同的。内地的雪,一场一场地下。如果到了千峰万岭都披上银装的时候,一般总是随即放晴,来个红妆素裹。可是西北地区,常常阴雪不开,雪上加雪。“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在千峰万岭已经是“雪崔嵬”的情况下,再来这样一夜风卷狂雪,“雪更厚”的“厚”字分量可想而知。若和王维所写的“隔牗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对照,一是西北之雪,一是中原之雪,各自的特征十分明显。“能兼汉月照银山”四句,先正面写雪的神奇,说雪与月交辉,照彻银妆的山岳,又与风相随,闯过严实的铁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南);接着,再通过飞鸟和战马的反应写雪。“鸟飞绝”,为后来柳宗元写雪景所承袭,“马蹄滑”极富边地特征,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道。诗的后半,一开始再次用“千”“万”等数词总写雪景,并且用“寒氛万里凝”“阴崖千丈冰”突出雪天之寒。顺着寒,进一步用“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从人的感觉方面进行铺写。这既写足了奇寒,同时把话题转到了人事方面:“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唯有青青松树枝。”四句诗,出现了两个“雪”字,都是上句写出雪的背景,下句写送别。边疆大雪,雪中送友走马归京。寒冽的环境和炽热的内心,彼此交相作用。送别者借何物把它表现出来呢?——“唯有青青松树枝”。在茫茫的冰原中,一簇青青的松枝,迎着飞雪,挺然而出,被送到走马归京的朋友手中。这种情调与南国的折柳送别是多么的不同啊。送别是柔情的,而边疆雪地送别,则又锻炼着一种刚气。这种刚气,正是由松枝代柳表现了出来。但这种刚,又不是缺少情感,而是更为坚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雪中青松所代表的那种友情是浓烈的、不会凋谢的。

诗是雪的颂歌、友情的颂歌,而通过歌颂雪景和友谊,同时体现了岑参这样一位边塞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为了表现这一切,诗是用淋漓大笔挥洒而出的。但在放笔挥洒的同时,却又有内在的锤炼工夫。除最后两句外,诗句句押韵,两句一转,用急促的节奏,表现边地奇寒异雪的力量和声威。在结构中,前后可以分作两段看,每段八句,都是由总写渐次过渡到人事。前半的“马蹄滑”和后半的“走马归京师”构成照应。但如果从另一角度,我们又可把诗的开头四句及结尾四句与中间八句分开来看。前后偏重叙事,中间是铺写。为适应铺写的需要,中间八句用大体对偶的句法。这样,上下两段,又通过中间八句在句法上的相近,连成一气。在完成对雪景的铺写后,用“正是天山雪下时”一句总绾,托出送别。这种结构,使全篇灵动而不板滞,各部分既有所分工,又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原载《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