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地区

南方六朝的都城建康（东吴时称建业）一直都在今天的南京，它的兴建受到中原地区都城的影响，后来又将部分特点反馈到中原地区。孙权建业城的规划借鉴了曹魏邺北城，在建业城西设立的石头城，也是对邺北城三台的模仿。魏晋洛阳城在城北创建的皇家园林随晋代衣冠的南渡而出现在建康城，甚至名称也多仍其旧。六朝建康城对中原地区都城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北魏洛阳城，在宫城前建立唯一的城市中轴线，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重要的中央官署这一做法不仅见于北魏洛阳城，而且为以后历代都城相沿不改。

为了应对内外部的动乱，除建康城采用大小城相倚的双城制外，其他南方城市也多充分利用地形之便利，甚至不惜将城市建于或迁移到依山傍水之处，孙吴铁瓮城、武昌城、曹魏合肥新城都是典型的例证。南方地区的丘陵地貌导致城市布局多不像中原地区那样规整。

下面举例说明并补充上述特点。

1.六朝建康（业）城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同年，从武昌迁都至有“帝王之宅”（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注引《吴录》。）美誉的建业，其地北傍玄武湖，东倚钟山，南界秦淮，西据长江，并有石头、冶城、越城等山丘相缀。东晋建立后，改建业为建康，为南朝所沿用。

建康城的基本格局确定于孙吴时期。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城东从钟山引水南流为清溪，与秦淮河相接为东护城河，城北引玄武湖水为北城壕，名潮沟，城西引秦淮河水为西城壕，北上流入宫城北部的官仓。建业城的具体位置大概在今南京大行宫一带，今南京逸仙桥下的淮清河、北京东路南侧的水道、进香河及向南延伸的干河沿一线或与上面三条城壕有关。宫城的位置大概在今南京长江路总统府附近，发现的遗迹有夯土城墙、道路、房屋、水井，遗物有陶瓷器、砖、瓦、瓦当等。

长江路总统府附近夯土城墙已经发掘的部分呈东西向，勘探证明，此夯土墙向东延伸一段后拐而北走。东西向城墙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兴建修补，每次在夯土墙的外侧都敷设了城砖。第一次兴建时期的基槽保存较好，宽12米有余。最后一次的城墙尚有保存，残高约0.7米，夯层厚度5—10厘米，为了加固，还在夯层中楔入木桩，在城墙内侧的勒脚处填筑大石块。城墙宽度由早至晚不断增加，晚期城墙宽13米多，残高不及半米，其中一段的外侧尚保存11米多的包砖。夯土包砖城墙外侧有砖砌护岸的壕沟。城墙和壕沟均包砖，成为建康城的重要特点。从地层上看，上述夯土城墙为东晋南朝时期所建，而不是文献记载中颇为简陋的东吴城墙。

长江路南发现的六朝道路分东吴、东晋、南朝三个时期。孙吴西晋时期的东西向道路位于夯土城墙的南侧，南北向道路垂直于东西向道路，笔直向南延伸，方向南偏西25度。南北向道路宽15米有余，路面以两条浅沟分为三部分。道路两侧有宽5米，深2米的砖砌路沟。道路两侧的路沟、水井和地层中出土了不少具有六朝早期特征的云纹瓦当、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釉下彩绘的青瓷盘口壶。东西向道路与夯土城墙之间还有宽近10米的壕沟。这条壕沟可能与前面的三条城壕相连，宫城四周被环壕围绕。在大行宫以南的今太平南路发现的一段路面可以与上述南北向道路相连，因此这条道路当是建康宫城前道路，发掘者甚至认为可能是御道或与御道并行的道路。

上述东吴道路的上面叠压着东晋南朝时期的路面。南北向东晋路面在东吴路基上向西移动6米，也为一路三途，中间为夯土路面，两侧为砖铺路面，上面尚保存清晰的车辙痕迹。砖侧的纪年铭文表明其修建于东晋初年的成康时期。南朝路面在东晋路面的基础上又向东扩展近10米，路宽达到23米多。东晋南朝道路的两侧也开挖路沟。东西向的南朝路面宽约20米，路沟宽不足1米。东晋南朝时期的木桥、房屋、水井也有所发现。最大的一座房屋在南北向道路附近，南北宽12.5米、东西残长13.5米，房屋体量似与其所处位置相称。出土物中的莲花纹瓦当、青瓷器等具有明确的东晋南朝特征（注：王志高、贾维勇：《六朝古都掀起盖头》，《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10日1版。）。

孙吴的官署主要集中在建业城南，御道的两侧“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注：《三都赋·吴都赋》。）。其中建业宫城南门至建业城南门（俗称白门，东晋改称宣阳门）的距离为2里，建业城南门至秦淮河上朱雀航（后来建朱雀门）的距离为5里，可见建业城内容纳的官署远不及城外，建业城的性质应相当于皇城。建业城的市和居住区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尤以秦淮河南岸的大小长干里最为著名，孙吴的许多名臣居住在其中。这里还集中了不少佛寺。秦淮河西通长江可资中上游之利，东接破岗渎以通三吴腹地，江南资源辐辏于此，实为东吴的命脉，商业、居住区以及宗教场所向这里集中乃势所必然。

孙吴建业城的兴建晚于曹魏邺城和洛阳城，它们的布局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吴建业城的建设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条件，只有以竹篱、木栅、泥土等围成的简陋城墙，城内的防卫似乎主要依靠壕沟木栅和石头城，远不及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那样煞费心机。

东晋南朝建康城继承东吴建业城的框架，但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东晋早期的内乱中，建康城化为灰烬，东晋政权趁此机会按照魏晋洛阳模式改建。新建的宫城周长8里，两重城墙，外绕以城壕。宫城前开东西向道路，并延伸至外城城门，成为贯通全城的东西大道。宫城南门改名大司马门，北对太极殿，南对东晋伊始已改名为宣阳门的都城南门。在由大司马门而出，经宣阳门向南的御道东西两侧修建了宗庙、社稷。东晋建康都城六门中，宣阳、开阳、清明、建春、西明五门使用了洛阳城门的名称。经此改造，建康城的区划格局基本确定，宫殿、道路系统以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上述考古发现的道路、城墙、壕沟等，即是东晋建康城格局的一部分。东晋在将宫城加筑为两重的同时，大力营建外围据点：北垒白下，西砖石头，南营东府，又起冶城苑，皆为驻军之所。西州城位于宫城西南，原为西晋扬州州治。东府城位于宫城东南，隔秦淮河与原丹阳郡城相对。东晋数次叛乱，叛军多由南侧越秦淮河来攻，故东晋特重城南防御。

南朝对建康城的主要改造有三：一是齐建元二年（480），正式建“都墙”（注：《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结束了近三百年建康城用竹篱围绕的历史。一是梁天监十年（511）增筑第三重宫墙，建康宫城重重，是中国宫城建筑史上的孤例，宫城堡垒化，是南朝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变起阙下的形象说明。另一重大改造是梁天监年间在宫城正门大司马门前立石阙，上有精美的雕刻，成为建康城的象征；还将太极殿由十二间改为十三间，为以后的封建朝廷所遵守。

经过东晋南朝的不断建设，建康城和外围小城逐渐连成一片，并向东西两侧发展，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在今南京城中南部发现了以瓦当为主的许多建筑构件，其中莲花纹瓦当的分布范围比时代较早的云纹、兽面纹、人面纹瓦当要大，便是建康城逐步发展的良好说明。在今南京钟山南麓发现的南朝坛类建筑，其性质尚不十分明确（注：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7期。），但与东晋仅将北郊坛建在宫城北面的覆舟山下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孙吴在建业城附近建立的高等级墓葬区域有两处，一处在今南京南部的上坊，一处在南京西南方向数十公里之遥的安徽省马鞍山。东晋政权对皇陵有统一的规划，模仿西晋将紧靠建康城北今南京城中部鼓楼—北极阁—小九华山—富贵山一线的低岗比拟为洛阳城北的北邙山，晋穆帝之外的东晋皇帝都埋葬在这里，一些皇室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墓葬也有发现（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其他贵族墓葬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性。今南京城北近长江处的象山、郭家山、幕府山不仅分布了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如王氏、颜氏、温氏，连晋穆帝也选择这里作为葬身之所。建康城南近郊是次一等的贵族葬地，谢氏族葬于此。建康城东远郊的今尧化门一带分布了更次一等的广陵高氏、广平李氏等贵族墓葬。南朝宋、陈帝陵分布还看不出规律性，但建康城南似乎是帝王陵墓和贵族墓葬的首选之地。

2.孙吴铁瓮城、石头城、武昌城、曹魏合肥新城

前三座是孙权建立的坞壁堡垒型小城，三城都分布在长江南岸，地势高亢，易守难攻。

铁瓮城　位于今镇江市北固山南峰。公元208年，孙权将其政治中心“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铁瓮城是孙权走出太湖流域，准备与其他势力争霸而建立的第一座小城，是汉末坞壁堡垒的典型。城址平面近椭圆形，南北长不足500米，东西最宽处约300米。在山体之外有夯筑的墙体，由于山体较陡，夯土墙体由上垣、二层台、下垣三部分组成。东、南、西三面夯土墙体外都有包砖，北面有待确认。在西城墙外发现凸出于墙体的二层台，应为马面。南城墙和西城墙各发现门址一处，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鼓角”、“钦贤”二门（注：（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引顾野王《舆地志》。）。在铁瓮城内外发现了汉末东吴时期的青瓷器、釉陶钱纹罐、“富贵”、“大吉宜子孙”铭砖、云纹、人面纹、兽面纹瓦当以及道路、水沟等遗迹。在六朝遗迹之下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墓葬，表明这里在孙权时期首次成为城址所在地（注：铁瓮城考古队：《江苏镇江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东吴之前古代镇江的中心在别处，铁瓮城下平缓之地甚多，孙权独选兀立于江边的北固山前峰建城，是那个时代坞壁堡垒皆择险而立的生动写照。（图十一）

石头城　211年，孙权从京口移镇秣陵，次年，在秦淮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河北江东处高岗上建立石头城，以“贮军粮器械”，后来将其范围扩大至七里一百步，但近江河处常遭水患。石头城“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注：《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山阜》引《丹阳记》。），是兵家必争之地。考古部门在南京清凉山迤西至今南京国防园（中间被近代开辟的南京城西干道截断）一带岗地上发现一处六朝古城墙，东、北、西三面尚存，城壁宽约10米，高度超过6米，出土有大型绳纹板瓦、筒瓦、印有几何花纹的楔形砖、云纹瓦当、铜铁箭镞等六朝早期遗物（注：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6页。），这里应属于石头城范围。

武昌城　位于今湖北鄂州市区，是孙权称吴王（221—228）和登基（229）之地。孙权于登基之年即迁都建业，但终东吴之世，武昌城一直是“西都”，孙皓之时还一度迁都武昌。武昌城系在汉鄂县县城基础上建设而成，而且特别强调军事防御，所以该城与通常而言的都城有别，更像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军事堡垒。

图十一　镇江东吴铁瓮城遗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2010年第5期）

武昌城位于今鄂州市东部，北枕大江，平面作长方形，北城墙已被冲毁，其他三面城墙不甚规则，东西长约千米，南北宽约500米。南城墙尚有部分墙体和城壕较好地保存着，且有凸出于城墙之外可能为马面的夯土台。东城墙修建在自然岗地上，外坡陡而内坡缓，东南角发现可能为角楼的基址。西城墙处于名为寿山高地至王家墩的连线上。（图十二）整个武昌城像一座低矮的临江山城，与孙吴铁瓮城、石头城的规划手法极似。

图十二　六朝武昌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第118页）

孙吴在武昌城附近建立了两处高等级墓葬区，一处在今鄂州市西山南麓至少祖山与洋澜湖之间的区域内，墓区似有规划，另一处在鄂州西部的今武汉市，目前还看不出布局上的规律。

合肥新城　位于今合肥西北郊15公里处，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岗地顶部，南临肥水故道，西倚鸡公山。这是曹魏于230—233年间在东汉合肥城西北建立的一座新城，“其（合肥旧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注：《三国志》卷二六《魏书·满宠传》。）。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20米、东西宽210米，城墙多处呈外弧状，东墙发现2座、西墙发现1座城门遗迹，南北墙未设城门。城墙上发现多处土墩台，南北墙中部和城墙四角的六个最大。城墙四角墩台上发现大量板瓦等建筑材料，可能是角楼或马面一类设施的废弃堆积。城外有壕。城内有只出土铜铁箭镞的铸造作坊、面积达600多平方米但没有建筑迹象的夯土台基、2000多平方米的空旷场地（仅发掘部分已达此面积）以及几处面积不大的房址。出土遗物中，建筑材料和日用陶瓷器外，最多的是兵器。铁镞和礌石在地层中随处可见。凡此均表明此城为一军事堡垒。城址内外发现的遗物年代最晚不过西晋，又表明此城随着战争和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2008年第12期。）。（图十三）

图十三　合肥曹魏三国新城遗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8年第12期）

3.云阳旧县坪、巴东旧县坪

云阳旧县坪　根据“朐”字铭陶钵、朐忍令景君碑等材料可知，今云阳县城西十余公里处的旧县坪遗址是汉六朝朐忍县城所在地。遗址南面临江，东西两侧为冲沟。六朝时期的城市布局在汉代基础上向南有所扩大，衙署区位于遗址的南部，衙署北面为冶铸区，遗址东西两端为居住区，遗址中部地势最低处为制陶区。遗址东南部发现石板路一条，是城址通向外部的重要通道，汉六朝沿用不替。城北发现残断的夯筑城墙，始建于汉代，六朝时沿用。在遗址东西冲沟外侧台地上分布的马粪沱和张家嘴墓地，二者时代与旧县坪遗址相始终。旧县坪遗址的衙署区、作坊区、生活区与墓葬区不像中原地区城址那样紧凑分布，是适应当地自然状况的产物（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阳旧县坪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王洪峰：《2005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重庆市”之“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巴东旧县坪　是一处山城遗址，位于长江北岸，与今巴东新县城隔江相望。遗址所在为一低缓的台地，北倚高山，西、南边坡度较缓之处夯筑并在外侧包砌石块形成墙体，陡峭之处直接在陡坎外包砌石块。在城址的南部和西部边缘保留有平面呈“L”形的城墙，长约210米，其中南墙长近百米，内为夯土，外包石块，宽10—15米以上。西墙的南端先向内拐折，然后才与南墙相交。拐折部分有一宽4—5米的豁口，为城门所在，门道路土为坚硬的灰白色黏土，其下垫铺石块（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