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地区
都城代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至迟在汉代已经存在的较为规整的封闭式城市布局方式，在魏晋北朝时期被应用于中原地区都城，中原魏晋北朝都城从而呈现出与两汉长安洛阳二都截然有别的城市样态。曹魏邺北城迈出脱离两汉窠臼关键的第一步，城市中轴线的初步确立、宫殿衙署区与居民区的南北分隔、居民区按照里坊之制整齐规划，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和特点。邺北城规划的影响旁及孙吴建业城，下及北魏平城，还通过北魏平城影响了北魏洛阳城，导致了非常规整的城市格局的出现，此后的邺南城不过是北魏洛阳城的翻版而已。不仅如此，规整的封闭式筑城模式在隋唐时期既应用于都城，也广泛地应用于普通城市。
长期而频繁的战争不仅迫使城市形态发生变化，而且导致一部分城市被毁坏和放弃，又使得占据险要之处的堡垒式小城得以出现。这种小城既有与邺城、洛阳城等都城联为一体的纯军事性质者，也有豪族率领部曲乡里自发建立的保聚式小城（注：此种建于新地的保聚式小城又会大大加强豪强之力量，加剧社会的分裂。），魏晋北朝中原地区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基本面貌因之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汉魏之际和十六国时期是发生这些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下面举例说明并补充上述特点。
1.曹魏邺城、东魏北齐邺南城
曹魏邺城 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距安阳市不足20公里。建安九年（204）曹操平袁绍后，开始营建邺城，后来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继续把此地作为都城。东魏、北齐在邺城的南部新建邺南城，原来的邺城（多称邺北城）仍继续使用。隋大象二年（580），诏废邺城。
由于漳河的泛滥，除著名的铜雀三台外，邺城遗址已无地面痕迹可寻。经实地勘探，邺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实际范围小于《水经注》“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注：《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条注。）的记载。由东、北、南三面保存的墙基可知，先开挖基槽，然后夯土筑墙。勘探发现道路六条。东西大道一条；东西大道以南，有南北大道三条；东西大道以北，有南北大道两条。对照《水经注》的记载，东西大道应是连接建春门至金明门的大道。这条道路南侧有三条道路，中间一条宽17米，长730米，是邺北城最宽的道路，应是南起中阳门，向北直对宫殿区的南北向主干大道。在东西向大道之北的中央部位，发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最大的一处东西45米、南北75米。这里应该是邺城的宫殿区。在这十处夯土建筑基址以西的今景隆村一带，发现四座夯土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东西70米、南北40米，应该是曹魏铜爵园（后赵九华台）所在。在上述宫殿建筑基址以东没有发现夯土基址，但据《三都赋·魏都赋》“亦有戚里，置之宫东”的记载，可知曹魏宫区的东部建有贵族居住区。邺城东西向大道南部没有重要发现，但据文献可知主要是居民区，亦即《魏都赋》中所云的“其阎闾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此外，可能还分布一些军营。与铜雀三台相关的基址位于邺城西部的今三台村之西，夯土台基有两处。一处保存不好，南北50米、东西43米、高4—6米。另一处保存较好，现存南北120米、东西71米、高12米。据文献记载，铜爵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金虎台建于建安十八年（213），冰井台建于建安十九年（214）。两处夯土台基或即其中的两台。（图一）
邺城遗址中发现的汉末曹魏特色的遗物有绳纹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隶体文字残碑，十六国时期特色的遗物有“大赵万岁”铭瓦当，东魏北齐特色的遗物有黑色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石刻螭首等。
图一 曹魏邺城遗址实测图
（采自《考古》1990年第7期）
邺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1]金明门和建春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以北区为主体，北区大于南区。北区中央为宫殿区，西边是苑囿，东边是戚里。南区为一般衙署和居民区。这是都城中首次将宫殿、皇家园林和贵族居住区与普通居聚区明确分离。[2]城址中间的南北向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已形成中轴线，并与其余的南北向大道平行。这种规制，改变了汉长安、洛阳宫殿区分散的布局，使都城规划更为对称和规整。[3]东西大道南部的里坊和军营，以及城西的铜雀三台，将城市的对内防范、对外防御功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东魏北齐邺南城 公元534年，高欢将北魏皇帝孝静帝元善见和主要文武官员，以及大量的洛阳居民强迫迁往邺城，并下令由高隆之负责倚靠曹魏邺城的南墙修建了“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注：《魏书》卷八四《儒林传·李兴业传》。）的邺南城。
邺南城北部的一部分在今天漳河河床之中，其他部分现埋没于地表之下。据勘测，平面为与汉魏洛阳城近似的长方形，但城墙不是直线，而是舒缓地弯曲，城角处为圆形弧角，或如《邺中记》所载建城时，“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城内最宽处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规模也与洛阳城接近。已经发现的城门东墙1座、南墙3座、西墙4座，加上原邺北城南墙的3座，共11座，名称都能与有关文献记载相对应，东墙仁寿门附近至今仍保留着仁寿村的地名。但东墙上还应有三座城门，迄今未能发现迹象。通过以上城门的道路，纵横各发现三条，以城中部南起朱明门北通宫门的大道最为重要，长近2000米，宽约40米，两侧有路沟。朱明门所在的南城墙，向内略斜收取直与城门相连。门址由门墩、门道、向南伸出的短墙和门阙组成，以门墩计，东西长80余米，宽20米有余。门道有三，中间门道宽5.4米，两边门道宽4.8米。门道两侧尚留有排叉柱础坑，道路表面还保存着间距1.2米的车辙痕迹。门阙基础为边长约15米的正方形。这些发现证实了朱明门“独雄于诸门，以为南端之表也”（注：《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引《邺中记》。）的记载。
宫城位于城内中部偏北处，也与魏晋洛阳宫城位置相仿。东西约620米、南北970米，许多地段的宫墙还较好地保存着。宫城的北部建有“后园”，宫殿区已探明的夯土基址有15处，其中大型基址都分布在由朱明门大道延伸而来的全城南北轴线上。（图二）
邺南城的建设也充分考虑了军事防御。现存的三面城墙上均设有马面，即凸出于城墙之外的垛台，马面与城墙一样夯筑而成，形状建造得相当规整，马面的间距基本相等，说明马面已经成为城墙的有机部分。与城墙平行，外侧开挖了护城河，一般宽20米，为便于架桥，城门处略窄。
图二 东魏北齐邺南城实测图
邺南城内发现的遗物主要有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砖块等物。砖块的表面有莲花纹、忍冬纹、回字纹等各种印纹，有的还有“千秋”铭。莲花纹外围装饰了联珠纹。还发现了“常平五铢”铜钱。在朱明门外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铁甲胄、兵器等。出土遗物表明邺南城建造使用时间为东魏北齐，580年被焚毁之后未能再恢复。
据文献，邺南城建有四百余座里坊。近年来在距邺南城南墙约1300米的朱明门大道延长线的东侧，发现大型佛寺遗迹（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市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和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以现所在地名命名为赵彭城寺）。佛寺四周有围壕，近正方形，北、南两面围壕长度分别为435米、433米，东、西两面长度分别为453米、452米，这个规模大约相当于当时的1里见方，也就是当时的1坊之地。因此，所谓围壕应是里坊的界壕，也即里坊之间道路的路沟。四面围壕居中位置有缺口，正是里坊通向坊外道路的出入口。寺所在之坊与朱明门之间正好还可以安排两坊，这对于复原邺南城的外郭城可能有所帮助。邺南城全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其他都城的营建成就，成为隋唐都城的直接源头。
与北魏统治者一样，东魏北齐对邺南城附近的陵墓也进行了规划，帝陵和勋贵墓地集中安置在邺城遗址的西北部。
2.魏晋、北魏洛阳城
魏晋洛阳城 曹丕即位的当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就离开邺城，而将洛阳作为新都，魏明帝时大加修缮。故址在今洛阳城东15公里处，据文献和勘探发掘资料，现存遗迹主要是北魏时期的，两汉魏晋北魏洛阳城的位置大致相沿，城墙、城门、道路系统没有太大的改变，但魏晋洛阳城布局上仍然有不少变化：[1]废除东汉的南宫，拓建北宫和其北的华林园，又在北宫之东建东宫。这样，宫殿园囿集中到洛阳城的北部，改变了以往比较分散的布局。[2]宫殿园囿集中到北部后，宫城南门阊阖门至南城墙宣阳门的南北向大道——铜驼街，成为全城的中轴线，长度约为2公里，两侧分布太庙、太社等重要建筑。[3]在洛阳城西北角新建金墉城，加厚洛阳城的西、北城墙，修建马面。[4]引洛阳西部的谷水东流，在大城西北角分流环绕大城，与城垣平行并保持一定距离，充当护城河，宽度在18—40米。此外，大城西北的大夏门紧靠宫苑，门外有操练兵马的宣武场，这一带西侧不远处即是金墉城，因此，大夏门作了特殊布置，“门有三层，高百尺”（注：《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注引陆机《与弟书》。），非常壮观，凸显了魏晋政权对洛阳北部的重视。魏晋洛阳城的这些改变，显然受到邺城的很大影响。对军事方面的重视程度，与邺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面、护城河的设置，提高了城市的防御能力。将园囿区设置在宫城之北，不仅仅为皇家消遣之用，还是突发事件发生时的退身之处，隋唐长安城也继承了这个做法。在都城北面驻守重兵的做法，同样也为隋唐时期所继承。
大城南部是东汉魏晋沿用的辟雍、太学、明堂、灵台等大型礼制建筑基址。辟雍、太学遗址位于推定的大城南墙最东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辟雍南而太学北。太学遗址发现的围墙南北220米，东西150米，其中布列一座座长数十米的房屋，魏正始年间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刊刻的《尚书》、《春秋》、《左传》等三体石经的残石，就在这里发现。辟雍遗址约370米见方，四面各开一门，中心为长约42米、宽28米的夯土殿基，其北有一南北向大道。晋辟雍碑（注：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即出于夯土台基的南面。明堂遗址隔开阳门外大路与辟雍遗址相对，边长近400米，中心为一直径60余米的圆形夯土台基。灵台遗址位于明堂遗址的西面，中间以推定的大城南墙东起第二门平昌门外大路相隔。灵台遗址边长约220米，中心是一边长约50米的夯土台基。（图三、四）
图三 汉魏洛阳城形势图
（采自《汉魏洛阳故城》图一）
魏晋洛阳城利用邺城的经验，在东汉洛阳城的框架内，以宫殿园囿、军事设施为中心对旧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文献中缺乏对魏晋洛阳城的重要官署、居民聚居区的明确记载，具体情况有待考古工作的进行。
洛阳附近的曹魏西晋墓葬有一定的规划，帝王陵墓和高等级墓葬多分布在汉魏洛阳城东、北两面。汉魏洛阳城西面瀍河、涧河附近也是曹魏西晋墓葬的重要分布区，有些墓葬的规模也较大。以上墓葬都依邙山分布，大致愈近邙山等级愈高，愈近洛河等级愈低。
北魏洛阳城 经过一百七十余年的荒废，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将北魏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重又恢复都城地位的洛阳城，在吸收平城和南方建康城规划的基础上，平面布局较魏晋时期又发生较大变化。考古勘探发掘与《魏书》帝纪、《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共同为北魏洛阳城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图画。
东汉魏晋洛阳城的框架仍然为北魏所继承，但已蜕变为内城。在这个内城之外，修建了比较规整的外郭城。外郭城东、北、西三面城墙均与内城走向基本相同，南郭墙可能与内城南墙一样都被洛水冲没。外郭城北垣位于距内城北垣不足千米处的邙山南坡最高处，西垣曲折经今潘村、竹园、分金沟东，距内城西垣3500—4250米，东垣在距内城东垣3500米处的今中州渠一带。在外郭城垣上发现门址，西垣2处，东垣1处。在外郭城范围内发现道路九条，都由内城道路向外延伸，内、外城道路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水道系统方面，外郭城南垣可能利用了洛河，其余三面利用了谷水。谷水在外郭西垣北门，即阊阖门外大路的出口附近分为两支，一支为沿外郭西垣南行的护城河，此即著名的“长则分流于洛”（注：《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的长分沟（又名“张方沟”，因西晋时遣将军张方驻军于此得名）。另一支东流入城后分为两小支，大致沿阊阖门外大路东行，在金墉城附近合流后绕行内城，此即魏晋时期即已存在的护城河。环绕内城的谷水在内城东垣建春门附近称阳渠，在此分为两支，一支南行为护城河，另一支与建春门外大道并行东去，穿越外郭东门后继续东行，水面宽处达百米，东汉时期曾用于漕运。
图四 汉魏洛阳城平面图
（采自《汉魏洛阳故城》图七）
上述外郭城与《洛阳伽蓝记》卷五“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合有二百二十里”的文献记载大致相当。《北史》卷十八《魏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子嘉传》云：“嘉表请（宣武）于京城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以1里见方计，外郭城可容三百坊。又据《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正对洛阳内城的外郭城南部，尚有一凸出部分，以文献与今地名相印证，可放置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的里坊二十个。里坊总数合计恰为三百二十。这些里坊虽未发掘，但若以1里见方为准试绘洛阳城郭图，现存的一些道路与试拟的里坊纵横线或里坊内的分界线恰好重合，一些重要的地点如灵台、白马寺等完全符合文献明确记载的里数。（图五）
图五 北魏洛阳郭城设计复原图
（采自《文物》1978年第8期）
北魏继承了魏晋时期洛阳旧城西北隅的防御措施，并在城西壁北端开承明门，以通金墉城。《洛阳伽蓝记》序云：“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它说明北魏在宽厚的北城垣内侧，兴建了不少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与北魏禁苑宫城连为一片。皇室直接控制都城北面的情况，比魏晋时期更突出了。
图六 北魏宫城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3年第7期）
北魏洛阳内城以一条宽约40米的东阳门—西阳门之间的东西向大街为界，被笔直地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全部宫廷建筑集中于街北偏西的新建宫城之中。宫城东侧置太仓、洛阳地方官署、经营苑囿籍田的机构和“拟作东宫”（《洛阳伽蓝记》卷一）的空地。至北魏晚期，东阳门—西阳门大街以北的土地几乎全部为北魏皇室所征用。北魏兴建的宫城，南北1398米、东西660米，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基址密集，主要基址都建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一线上。最集中的地点在今金村南，以俗呼“金銮殿”的南北60米、东西约100米的高地为中心，许多基址围绕成组，这里应是北魏主要殿堂所在。宫城共发现四门，南门为宫城正门阊阖门，门址前为连接宫墙的一母二子的大型宫阙，门楼向北缩进，通过两侧的墙体与双阙相联。双阙与门楼三面围成一相当宽绰的小型广场。门阙和门楼的规模巨大。门阙基础部分长宽各约37米，阙台长宽各约30米。门楼基础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约25米，上面分布南北向柱础5排，东西向柱础8排，构成四墩台三过道的城门结构。三个门道宽度接近，都不足5米。在墩台上部发现房屋和梯道遗迹，说明门楼上部还有可供凭览的建筑，并通过楼梯上下。在门阙和门楼基座的下部尚存部分包砖，看来至少这座城门的底部曾用砖加固。发掘显示，北魏阊阖门是在魏晋阊阖门的基础之上营建的，表明北魏宫城很大程度是上对魏晋宫城的继承（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第7期。）。（图六、七）
图七 北魏阊阖门遗址平、剖面实测图
（采自《考古》2003年第7期）
东阳门—西阳门大街以南，正对宫城南门阊阖门的是洛阳城内最宽的南北向街道——铜驼街，以这条宽达40余米的街道为轴线，两侧集中布置了中央官署和庙、社等机构，这大概是参考南朝建康城布局的结果。在铜驼街西侧，距宫城约千米处还建有著名的皇家寺院——永宁寺。在东西向横街以南的许多地点，都发现大小不等的夯土基址，甚至已近南城垣的东侧直至东南城隅一带，也发现涂成红色的残墙，并出土刻画或捺印文字的瓦、兽面纹或莲花纹瓦当、大型兽面纹砖等北魏官府建筑遗物，这清楚地说明东汉以来洛阳旧城已逐步为北魏宫廷、官署、寺院和高官府第所占据。
北魏洛阳城废除了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布局方式，将工商业区有计划地安排在郭城东、南、西三面的的中部，都距洛阳旧城三里之地。西郭的市“周回八里”，名大市，在白马寺东。附近发现的瓦片堆积，有的地方达2米之厚，可见当年的繁荣。大市的附近还分布十个里，“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注：《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可见北魏对工商业的严密控制。东郭市名小市，可能因为东郭居民的地位和富裕程度均不及西郭，所以面积也较小。南市名会通市，地当伊洛之间，是水陆两路交通要地，附近有专供他国使臣居住的四夷馆，“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是洛阳城最繁盛的所在。
北魏洛阳城遍布佛寺，“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注：《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梁纪四》“天监十七年（518年）”条。），不仅为以往都城所未见之景观，也为普通民众的蠹害。
为了显示华夏正统的地位，北魏对洛阳旧城总体变动不大，对旧城北部防御的加强和南部铜驼街中轴线的强调，也是参酌南方建康城，在魏晋基础上发展而来。为了安排从平城迁来的人口，并加强控制，北魏洛阳外郭城将封闭的棋盘状里坊布局推向新的高度，每里设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新居民被纳入封建地方管理体系之中。在里坊的分配上，照顾族姓的同时，又强调“官位相从”（注：《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皇室贵族被专门安排在城西近张方沟一带，其他拓跋贵族和汉族高官估计也有专门的居住区。工商业区和寺院的安排，在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同时，也考虑了普通民众。可以说，北魏洛阳城已基本完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由两汉王城式向隋唐帝都式的演变。
在迁都洛阳城的同时，北魏政权对洛阳附近的陵墓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划。北魏统治者选定在汉魏洛阳城西瀍河两岸建立起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墓葬区。这个大墓区，既包括帝陵，又包括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以及此外的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汉魏洛阳城东的偃师杏园、南蔡庄等汉魏旧茔仍然是北魏重要的墓葬分布区。
3.北魏平城
位于今山西大同的北魏平城虽然在地理上已经超出中原地区的范围，但其构成此后北朝都城的一源，所以值得单独提出。北魏平城在孝文帝改革前后有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改革前最可重视者有二点：一是十分规整的平面规划，所谓“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注：《魏书》卷二《太祖纪》。），这与“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注：《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如出一辙。另一点是里坊之制，“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注：《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从大同南郊北魏墓地的严整规划看，平城里坊的居民可能按部落集中居住。）。这两点以后均被直接应用于北魏洛阳城。孝文帝亲政（490）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改造平城，修明堂、改太庙，“将模邺、洛、长安之制”（注：《魏书》卷二三《莫含传附孙题传》。）。后来北魏洛阳城可以说是外饰平城之框架，内实华夏之制度。
北魏平城的平面布局问题远没解决，目前只有零星的考古发现，其中有些发现的价值较大，下面略作介绍。
今大同城北的发现有两部分，一是距离旧大同府城北墙四公里之外的夯土墙遗迹，在上皇庄、白马城和安家小村一线绵延数里，有断断续续板筑夯打的土墙遗址，高处五米多，低处一两米，底部宽约十几米。其性质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北魏时建于平城北部的苑城城墙，有学者认为是郭城的北墙，有学者认为宫城、郭城和苑城中的一段重合。一是靠近大同府城北墙的操场城至火车站的建筑遗迹。火车站附近早年曾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大型石础、砖瓦残片、“富贵万岁”隶书铭瓦当等（注：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十六卷附《大同近傍调查记》，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52—1956年。）。操场城附近的重要发现是在操场城十字街的东北区（靠近十字中心点东约100—300米的范围内）发现两处建筑遗址和一处粮窖遗址。
两处建筑遗址中一处保存较为完整，被命名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主要遗迹是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夯土台基，地面以上部分东西长44.4米，南北宽31.5米。台基的北部、东部均用青砖包砌。台基发现四条踏道，南面2条，北、东面各1条。踏道的宽度4米左右，其中一条的长度为7米多。踏道两侧有规则分布的柱洞。已经发掘的台基的东、南两面都发现了面积较大的台前地面。（图八）建筑材料中的瓦多磨光，分为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发现最多，泥质灰陶，截面为弧状，前沿捏成花边，长度不一，有的长40多厘米，有的长达80余厘米。筒瓦质地颜色同板瓦，一种长52.4厘米、宽16.4厘米，一种长75.5厘米、宽23厘米。不少瓦上有文字，可辨文字有“头”、“容”、“查”、“黄”、“注月”、“伏盖”、“天保”等，以单字居多。字体包括楷、隶、草三种。瓦当有文字当、莲花纹当、兽面当三类。文字当有“皇□□岁”、“万岁富贵”、“永□寿长”、“大□万□”、“传□□□”等，莲花纹当有双瓣莲花和莲瓣化生佛之别。当径以15厘米居多，兽面纹当径有25厘米者。瓦垄装饰有人面纹瓦、鸱吻残件、四孔菱形瓦钉。此外，还发现了柱础石和一些生活用陶瓷器。该建筑的年代上限在定都平城一段时间之后，下限当在北魏末期。“大代万岁”当和“皇□□岁”当，在北魏永固陵、明堂遗址和云冈窟前遗址（注：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第3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6期。）中均未发现，推测操场城的这一夯土基址是一处北魏皇家建筑遗址，且可能是一处宫殿遗址。根据前后坡道的位置，按照古代建筑的一般规律，该基址可能是9开间左右。而且，该基址中的部分瓦文在明堂遗址中也有发现，反映了皇家砖瓦作坊信息和两个遗址之间的联系。
图八 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基址平、剖面图
（采自《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粮窖遗址位于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东北150米处，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粮窖由西向东一线排列，平面圆形，口大底小，整体呈圆缸形，直径约10米，深度约2.5米，底部铺木板，木板上残存有谷物（注：张庆捷：《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文物》2010年第4期。）。《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记载：“（北魏）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这些巨大的粮窖具有直接指示宫城位置的意义（注：粮窖遗址与一号基址的地层关系相同，粮窖遗址坐落在汉代遗址之上，且汉代灰坑中出土“平城”铭瓦当，可知该地为汉代平城县城所在。根据灰坑中发现的数种战国瓦当，以及一号遗址夯土下发现的战国铜印，推测战国时该地可能已经存在城市。）。
《辽史·地理志五》载：“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明一统志》也说北魏的宫城在大同府城北门外，有东西对峙土台，应该是双阙遗址。辽代以后大同府城的位置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上述大型建筑基址、粮窖所在的操场城一带基本可以确定是北魏宫城所在地。
在大同府城南城墙外约2公里处向阳东路附近的柳航里发现了平城时代晚期的北魏明堂遗址。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图九）环形水渠的外缘直径289—294米，内缘直径255—259米，水渠宽约18—23米。水渠内侧岸边的四面分别有一个凸字形夯土台，突出的部分伸入水渠。夯土台长29米、宽16.2米。环形水渠以内的陆地中央有一个正方形夯土台，边长42米。中央夯土台与四边夯土台的方向一致，轴线略偏东。根据发掘迹象，明堂现存部分是按照环形水渠槽沟—夯土台—石岸—水渠底部防渗夯土层的工序进行施工的。夯土台的防渗处理尤其严密，底部在夯筑之前已作防水处理，底面四边都有绿淤泥，临水的三面加砌石基墙，有效地防止了水从底部渗入和侵蚀。夯土台用上浅下深的两色土夯成，夯筑方法是先撒一层深色软土，上面再加一层浅色土，边撒边夯。水渠缘边设置石岸，用长约1米的大石砌成，显得非常壮观。在水渠修成放水一段时间后，渠底形成一层10厘米厚的淤泥，在这层淤泥之上又铺设一层碎石。在夯土台上发现的遗迹不多，其中有两处白灰地面痕迹，一处为白灰墙皮残迹，一处为木骨泥墙的痕迹（注：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
明堂最终被焚毁，在遗址上部的红烧土中出土了北魏时代特色的兽面纹瓦当、筒瓦、板瓦等。这些瓦呈黑灰色，正面磨光，背面有布纹。板瓦前沿上面均有用手指捏成的羽状或水波状花纹。筒瓦和板瓦上多有阴刻的文字，也有少量印文，文字内容有两类，一类表示姓氏或姓名，姓氏如李、白、侯，姓名如毛里太、莫问、范黑太，一类表示数字，如五、七。
图九 北魏明堂遗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1年第3期）
今大同南门外工农路北侧，曾出土大型石柱础、筒瓦和石臼等，推测这里有一座大型北魏建筑遗址。其东部相当于大同旧城东南城墙外，曾出土精美的石雕方砚、八曲银杯、刻花银碗和鎏金高足杯等文物（注：解廷琦：《大同市郊出土北魏石雕方砚》，《文物》1979年第7期。）。
上述发现表明，平城的南郭城墙应在旧城东南城墙外与柳航里之间。
大同发掘的北魏墓葬已经公布的有300座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郊区，似乎经过一定的规划。东郊主要分布高等级墓葬，南郊以平民墓居多。
4.十六国北朝长安城
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楼阁台村附近，相当于汉长安城东北部。包括东、西宫城遗址。两小城并列，处于汉长安城东北部宣平门大街、洛城门大街与北城墙、东城墙围成的区域内。西小城北墙利用了汉长安城北墙的一段，只在局部进行了修缮，全长1214米，现存宽约6—8米（原宽应在10米以上）。南墙全长1236米，墙宽9—10米。西墙长974米，南段宽8米。东墙全长972米，宽8米。通过东墙的东门遗址共有两个门道，各宽6米，其间相隔19米。小城内发现东西向道路和南北向道路各1条，二者呈十字形交叉。东城西墙即西小城的东墙，南墙系西小城南墙向东的延伸，北墙和东墙分别利用了汉长安城北墙的最东段和东墙的最北段。南、北、东三墙长度分别为944米、988米、990米。城内也发现东西向道路和南北向道路各1条。（图十）
图十 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钻探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8年第9期）
位于西小城南墙的楼阁台遗址为一组建筑的夯土基址，由南部的两阙、中部的两阁及连接两阁的廊道、北部的主殿组成，规模宏大，保存较好。两阙夯土基址东西相距74米。其中一夯土基址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米。两阁南对两阙，北连主殿，东西与小城南墙相接，是这组建筑的最高点。两阁之间以廊道相连。两阁、廊道与两阙之间原来可能为一广场。经钻探，主殿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28米，南北宽41米。
两小城之间的宫门遗址包括宫门南北两侧的墙垛和一个门道。门道为东西向，长13米有余，宽4.5米左右，砖铺地面。门垛包砖砌成，整体上形成78度的收分。南北墙各有12个对应的壁柱槽，槽间下设柱础石，上立木柱，微向东倾斜。门扉大约位于门道的中部。在门道附近清理出的车辙间距1.25—1.30米。
发现的遗物主要是北朝时期的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其中有戳印图案砖和文字砖，文字内容有“长安”、“石安”、“郭相”、“王”等。
东西两个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到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东宫为太子宫，西宫为皇宫。西宫内的楼阁台建筑遗址应是前后秦时期太极前殿、北周时期露（路）寝的旧址，两阙之间或者就是露（路）门所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刘振东：《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见国家文物局主编：《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