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魏晋南北朝介于两汉与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3世纪初形成的三国鼎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虽被西晋统一，但不久中国社会又陷入长期的南北对峙之中，南方地区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而门第依旧，北方地区则战乱频仍，先是百余年的十六国纷争，中经北魏近百年的统一，又演变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东西分治，直到北朝晚期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灭陈，天下才又重新归于一统。这四百年既是中华民族经受长期痛苦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获得新生的时期。在此期间，汉晋文明、胡族文明和外来文明碰撞激荡，最终共同汇聚演变为隋唐文明。魏晋南北朝考古材料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
一、考古调查发掘简况
考古材料的发现和列强的破坏（注：本部分参照了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考古系讲义，1974年，未正式出版）的“序论”部分。） 唐代对魏晋南北朝文物已有发现和著录。宋代金石之学兴起，又注重地方史志的编撰，魏晋南北朝的文物和古迹成为重要的记录和研究对象。清朝金石之学大昌，古器物、石刻、墓砖的搜集考订，规模又在唐宋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边疆地区首先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列强派遣各种探险队，其中包括考古队进入中国西北、北方以及东北边疆地区。各种考古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沙俄的克莱门兹（D.Klementz），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英国的斯坦因（A.Stein），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格鲁威德尔（A.Grünrvedel）、勒科克（A.von Le Coq），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是其中的魁首。他们在进行考古活动的同时，破坏了许多遗迹，并将简牍、文书、造像、壁画和其他各种文物运往其国。外运文物不计其数，仅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就震惊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这些损失实为我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伤心之事。以上考古活动和发现，后来出版了不少图录和报告，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沙埋和阗废墟记》，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勒科克的《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高昌》、《新疆地下宝藏》，格鲁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1905—1907考古成果）》等。
清末以来的铁路工程中，南北各地发现了许多魏晋南北朝墓葬，流入市场的文物引起国内外不法之徒的垂涎，许多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不少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国外。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北方在洛阳，南方在绍兴，尤以洛阳为甚，高冢大墓几乎无一不被盗发。此风逐渐波及江苏、山东、河北南部和辽宁南部、吉林东部的墓群。中国的东邻日本派遣考古人员在中国境内大肆活动，其头目有鸟居龙藏、原田淑人、关野贞、水野清一、驹井和爱等。“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的活动更加猖獗，在东北、内蒙古、山西及河北北部大肆发掘古墓、调查城址、测绘佛教石窟。好太王碑和集安附近的高句丽墓葬、辽阳魏晋时代墓葬、和林格尔汉魏盛乐城、大同一带的北魏平城遗迹、云冈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是日本人工作的重点，《通沟》、《南满州调查报告》、《大正六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报告》、《云冈石窟》、《支那文化史迹》等是日本人在华文化侵略的直接证据。其次是美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的石雕、陶俑，南方的铜镜、瓷器等无数重要文物都被巧取豪夺至美国，其中包括十六国金铜佛造像、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敦煌莫高窟323窟中的“张骞使西域图”壁画、南朝陵墓雕刻、宁懋石室、孝子石棺、元谧石棺等珍宝，波士顿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Boston）、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Free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g）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Fogg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是美国三个较大的中国珍品集中点。
以上文物的破坏和外流，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呼吁政府保护文物，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始对重要遗迹遗物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较重要的调查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敦煌石窟和汉魏洛阳城址，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各地石窟，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大同云冈石窟，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南京、丹阳六朝陵墓和洛阳龙门石窟、安阳宝山等石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调查河北响堂山石窟。较重要的发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地区发掘车师、高昌墓葬，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发掘魏晋墓葬。并有一批重要论著面世，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朱希祖）（以括号标明著者，下同）、《征途访古记》（滕固）、《绍兴出土古物调查记》（注：张拯亢著，见《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二期（民国二十六年）。）（张拯亢）、《瓷器与浙江》（陈万里），以及解放后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皆黄文弼），《敦煌考古漫记》（夏鼐）等。此外，较重要的著作一是一再汇辑考释，并于解放后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一是对洛阳墓志、墓碑出土情况详加记录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郭玉堂）。
解放后的考古工作 魏晋南北朝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展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旷古未有的城市建设和开发，魏晋南北朝考古的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都城、墓葬两大传统考古学的主体内容之外，宗教、边疆民族地区、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按城市、墓葬、手工业、佛教四部分略述主要考古调查发掘成果。
魏晋南北朝都城中一直被有计划地开展工作的是魏晋和北魏洛阳城、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孙吴武昌城，近年来开展工作的有六朝建康城、北朝长安城、北魏平城、朝阳三燕龙城。边疆民族政权中的大夏统万城、吐谷浑伏俟城、高句丽桓仁五女山城、集安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的考古工作也收获颇丰。其他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期具有山城性质的孙吴镇江铁瓮城、曹魏合肥新城，以及高句丽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山城体系，其中著名者如沈阳石台山山城、抚顺高尔山山城、铁岭催阵堡山城、新宾黑沟山城等，还有北魏在平城以北建立的边镇遗址。经过持续的工作，若干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楚，如邺北城和邺南城、孙吴武昌城、镇江铁瓮城。在其他城址中发现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如建康城宫城前道路、平城明堂和粮窖、北魏洛阳城阊阖门址、永宁寺址等。城址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建康城遗址出土的釉下彩青瓷器、金铜佛像构件，北魏洛阳城出土的仿玻璃釉陶杯，平城出土的高足银杯等，都是不见或罕见于墓葬中的珍品。
墓葬发掘是魏晋南北朝考古工作的主体部分，上述城市附近多发掘出成片的墓葬，特别集中的是南京、洛阳、大同、邺城、鄂州（原名鄂城，三国武昌）。在今南昌、襄阳、武威等城市附近发掘出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对于推定当时的城址位置很有帮助。通过发掘得知，洛阳城、建康城、武昌城等城址附近的墓葬通常按照家族墓地形式分布，平城和北票（有学者认为前燕最初的都城——棘城所在）附近的墓地似乎还存在着比家族还要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洛阳、邺城周围存在着帝王陵墓的陪葬区。北朝大族崔氏、李氏、甄氏、高氏、封氏在各自的乡里建立起延续数代的家族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都为普通墓葬所望尘莫及。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发掘超过千座，吐鲁番以高昌国时期为主的墓葬的发掘达到数百座，两地墓葬面貌前后相承，完整勾勒出河西地区墓葬发展的脉络。高句丽墓葬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同时并举，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档案资料，集安地区高句丽王陵和壁画墓葬发掘取得很多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国墓葬的发掘，近年来取得突破性收获，咸阳、西安、安阳等地的发掘，基本上勾勒出中原地区墓葬由魏晋经十六国向北魏转变的脉络。在新疆库车发现的晋十六国墓葬大大拓宽了学术界的视野。在辽西、内蒙中东部、雁北地区发掘的不少墓葬有独特的面貌，可能与鲜卑、乌桓有关。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各地墓葬形制、随葬陶瓷器、壁画、葬俗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已经基本呈现出来。
手工业考古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瓷窑遗址的发掘，南方地区有浙江的越窑、德清窑、瓯窑、婺州窑，江西丰城的洪州窑，湖南的湘阴窑，福建福州的怀安窑、晋江的磁灶窑，四川江油的青莲窑、邛崃窑，北方地区有山东淄博的寨里窑，河南的安阳窑，江苏徐州的户部山窑等。陶窑也发现不少，如江苏南京附近生产钱纹器的陶窑、成都的西晋纪年陶窑、山西大同东部远郊的西册田陶窑等。矿冶遗址发现不多，且多系若干朝代连续共用，南方地区如长江下游南侧的湖北大冶矿、江西瑞昌矿、安徽铜陵矿、南京九华山矿，北方地区如河南渑池的冶铁作坊和铁器窖藏。
宗教考古工作集中在佛教方面。已经发掘的佛寺遗址不多，但涉及范围甚广，有中原地区的洛阳永宁寺、邺南城赵彭城寺，北方地区的固阳城圐圙古城佛寺，还有新疆地区的尼雅、米兰佛寺等。本时期的知名石窟寺几乎都多少进行了考古工作，既包括克孜尔、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等大型石窟寺，也包括库木吐喇、炳灵寺、庆阳南北石窟寺、须弥山、天龙山、响堂山、广元皇泽寺、千佛崖、南京栖霞山、义县万佛寺等规模较次的石窟寺。云冈、龙门发掘了窟前遗迹，还发掘了石窟附近的寺院。敦煌莫高窟不但发掘了窟前遗迹，还发掘了以禅窟、僧房窟及附设的瘗窟为主的北区石窟。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的发掘不仅揭示出高昌早期石窟的面貌，而且发现大量的同时或前后时期的文书。曲阳修德寺、青州龙兴寺、博兴龙华寺以及诸城等地金石造像的发现和发掘，也是佛教考古方面的重要成果。
二、考古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以《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考古系讲义，作者宿白，1974年，未正式出版）为代表，还有对此加以精炼并调整补充若干新认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条（宿白）。以资料综述为主的综合性成果也略成系列，包括《新中国考古收获》（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984）。
分类性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下面按门类略述。
1.城市方面：《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略之三》（注：宿白，《文物》1978年第7期。）是具有理论意义的成果，该文充分运用历史记载、实地勘察、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地恢复了北魏洛阳城的宏观布局。这一理论方法后来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注：宿白，《文物》2000年第1期。）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在此启发下，《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注：徐光冀，见《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注：徐光冀，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注：钱国祥，《考古》2003年第7期。）都取得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城市考古方面的综合性成果有《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故城》（段鹏琦）等。
城市方面的专本报告只有：《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
2.墓葬方面：主要是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少数研究涉及较大的地理范围，这样的研究成果有《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韦正）、《魏晋北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李梅田）。多数研究针对某一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广东、四川、吐鲁番，或针对某一时代如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所形成的成果多为论文形式，如《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瓷器》（注：蒋赞初，分别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祔葬墓》（注：齐东方，《考古》1991年第10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注：张小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注：杨效俊，《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等。
墓葬方面的考古报告最多，专本报告主要有：《鄂城六朝墓》、《马鞍山六朝墓葬发掘与研究》、《余杭义桥汉六朝墓》、《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乳源泽桥山六朝隋唐墓》、《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咸阳十六国墓》、《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西安北周安伽墓》、《磁县湾彰北朝壁画墓》、《北周田弘墓》等。
3.宗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该书不但是对克孜尔、云冈、敦煌、龙门、栖霞山等重要石窟寺的专门研究，而且通过这些研究建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法，简单说来就是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石窟寺，具体可概括为：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和题材的研究，分期分区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以山东青州龙兴寺造像为研究对象的《青州城考略》、《龙兴寺沿革》、《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三文（作者皆为宿白）是运用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法的又一典范。专著《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马世长）、《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李裕群），论文《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注：温玉成，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等，都是运用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优秀成果。
石窟寺考古报告有《新疆克孜尔石窟发掘报告》、《水帘洞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宝山灵泉寺》等。与庞大的石窟寺遗存相比，这些报告只完成了很少一部分的工作，而且有些报告还没有达到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科的要求。作为考古报告补充形式的石窟内容总录编写工作普遍开展，主要石窟的内容总录一般都已着手进行或已完成。还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卷本的《中国石窟》（注：包括《克孜尔石窟》3卷、《库木吐石窟》1卷、《敦煌莫高窟》5卷、《永靖炳灵寺》1卷、《天水麦积山》1卷、《云冈石窟》2卷、《龙门石窟》2卷、《巩县石窟寺》1卷、《安西榆林窟》1卷，均文物出版社，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以图版形式较为全面地刊布发表了各大石窟中代表性洞窟的主要内容，并附有石窟大事年表、重要论文。
4.边疆民族方面：开拓性的成果是《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略》（注：宿白，《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该文首次将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将大兴安岭一线若干地点的墓葬推定为拓跋鲜卑的遗存，并绘出了拓跋鲜卑大兴安岭→海拉尔河流域→呼伦池→巴林左旗→内蒙古中南部→大同的迁徙线路图，还着重以考古材料说明拓跋鲜卑的文明化进程。另一重要成果是《高句丽考古》（魏成存）一书，这是中国学者关于高句丽考古的首次系统著述。还有一些论文试图对乌桓、吐谷浑、卢水胡遗存加以判断，但目前多说服力不强。
结集的考古报告有《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和研究》、《集安高句丽王陵》、《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等。
5.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可分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与海东交流两部分。中西文化交流以西方物品输入中国为主，主要内容有金银器、玻璃器、纺织品、石质葬具等。《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和《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注：夏鼐，《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夏鼐）是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二文对当时所见萨珊银币详加考证，并以此勾勒出南北朝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后继的重要著作有《中国圣火》（孙机）、《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张庆捷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法国汉学》第十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中国祆教艺术史》（姜伯勤）、《胡汉之间》（罗丰）等。中国与海东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的东渐，朝鲜半岛南部居首，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马具、武器、陶瓷器，还包括寺院布局、陵墓样式等方面，与日本方面有关的主要是三角缘神兽镜。相关的重要著作有《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王仲殊），论文有《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注：杨泓，《考古》1984年第6期。）、《百济定林寺遗址初论》（注：杨泓，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注：王仲殊，《考古》1989年第11期。）、《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注：王巍，《考古》1997年第12期。）、《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注：贺云翱、冯慧、李洁，《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等。
6.文物研究：几乎每个方面都有学者涉及，其中陶瓷器、壁画、佛教石窟和造像、道教物品、萨珊波斯和东罗马金银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入华粟特人的石葬具等方面受到的关注最多。专著有《六朝文物》（罗宗真、王志高）、《魏晋南北朝壁画墓葬研究》（郑岩）、《中国道教考古（二）（三）》（张勋燎、白彬）、《北凉石塔研究》（殷光明）、《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贺世哲）、《纺织考古》（赵丰）以及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中国陶瓷史》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等。重要论文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注：徐苹芳，《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注：安家瑶，《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三国考古的新发现——读朱然墓简报札记》（注：杨泓，《文物》1986年第3期。）等。
三、考古材料的基本线索
魏晋南北朝考古材料显示出：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在总体上，这些地方特点彼此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呈现出两汉文明经由魏晋南北朝演变为隋唐文明的过渡性特征。
两汉时期，中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渐趋统一，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统一的进程放缓，有些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有所发展。根据考古材料的面貌，宏观上可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地区。南方地区虽然还可以划分为若干小地区，但长江中下游核心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很强。北方地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由关东和关中地区构成的中原地区，内蒙古中东部、辽西等地构成的雁代以北地区，今吉林、辽宁大部的东北地区，河西、河湟和吐鲁番构成的西北地区，以及今新疆地区，这些地区之间彼此影响，重要性难分轩轾。在北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原地区汉晋文明向华夏四边的扩散，以及拓跋鲜卑凭借一统北方之势整合其本民族文化、华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推行到各地，对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影响最大，保证了各地考古学文化在经过曲折发展之后，重又回到走向统一的历史轨道上来。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考古材料具有较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这个时期的前半段（魏晋十六国时期）保持了许多汉晋传统，后半段（南北朝时期）孕育了隋唐大一统王朝的许多因素。立足于考古材料，并参照魏晋南北朝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条线索：
1.考古材料的分布与人口迁徙直接相关。汉末战争、疾疫、灾害造成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西晋永嘉之乱和胡族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动荡超过汉末，大量人口逃离中原，涌向周边地区。这些人口和他们所携带的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客观上促进了周边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其中，江南、河西、辽东是受益最多的三个地区，构成了六朝、五凉、三燕政权能够与中原地区分庭抗礼的经济基础。这三个地区魏晋南北朝考古遗存的丰富程度因之也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地区。
2.各地文化面貌与民族迁徙直接相关。三国分裂，为汉族内部之分裂，尚不影响各地区文化的构成。胡族入主中原，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改变了方向。留守中原的汉族遗黎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自愿或不自愿地接触，改造自身的同时也改造着对方，十六国至北魏迁洛前中原城市、墓葬等考古遗迹和遗物面貌无不是胡汉杂糅、别有风致。江南、河西、辽东三地汉晋文明尚能维持，但情况有别。河西地区前凉时期励精图治、一心向晋，但前秦控制河西后横征暴敛，前秦亡后河西东西部混战不已，最终招致北魏兵锋，河西地区的前盛后衰在考古遗存中有直接反映。辽东慕容鲜卑本身拥有较高文明，又继承了乌桓文化的因子，与汉族相处甚得，不少汉人鲜卑化，其中北燕立国者冯氏最为典型，考古遗存中汉晋文化衰退之迹历历可数。汉晋文化自然演化之迹独存于江南。晋末中原衣冠礼乐南渡，百余年间巍巍然，刘宋革命，所求者唯跻身士大夫行列，所以继续重清谈、讲义理，所谓大抵南朝皆依旧，瓷器不加装饰、墓志中列叙姻亲、以竹林七贤壁画装饰墓室等等，从东晋至于南朝相承不替。
3.拓跋鲜卑是实现汉晋文明转变为隋唐文明的主要力量。拓跋鲜卑在太和之前已兼收并蓄匈奴、乌桓、河西保有之汉晋文化、华北东北慕容鲜卑与汉族融合之文化、已经生根发育的佛教道教文化，以及经丝路传来的中西亚、印度的异域文化，各种文化因素在平城竞相呈现，既多彩多姿，也头绪纷繁。太和改革以汉文化整齐现状，立足点虽在政治，但在文物制度方面也厥功甚伟。经过一番整顿，拓跋鲜卑乃成为其所建立政权灭亡之后仍能长期保持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之一。对称布局的棋盘式城市、严格的官僚墓葬等级制、与高坐具相应的家具和建筑样式、袍衫革靴的服饰、对金银器皿的偏好，乃至于陶瓷器的形态，拓跋鲜卑成就的样式不仅影响及于隋唐，甚至更晚阶段犹有迹可寻。
4.海东文明在华夏文明的影响下迅速发展。汉末魏晋十六国动乱引起中原人口向周边地区的流动，部分人口不仅进入高句丽，甚至还流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激发了当地学习中原文化的热情、改造本地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欲望，并付诸行动，东北亚的文明进程因此提速，许多地区迅速从部落制向国家形态转变，马具、武器等军事技术的输入又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进程。大规模的城邑、壮观的王陵、奢华的物品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佛教也如影随形般地来到海东地区，并成为独尊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整个东亚地区第一次取得了文化进程上的一致性。为了争夺地区霸权，海东各政权竭力争取中国南方或北方政权的支持，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政权还一度南朝化，这是海东地区全盘接受隋唐文化的先声。
5.西域文明从思想意识到日常生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加深。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以更大规模展开的阶段，以中国丝绸换取西方名马、葡萄的时代已经过去，西域文化开始连续不断地输入中国。前期尚以佛教为主，输入的中介为大月氏。东汉中期贵霜帝国的分裂迫使包括僧人在内的大月氏人大量东来，引发了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注：《续汉书·五行志一》。）的奇异现象，佛教传播因此大得便利。汉末魏晋的大动乱，十六国时期胡族的入主中原，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更丰厚的土壤，在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地区后，佛教第一次获得国家宗教的地位，佛教遗存的性质也从单纯的禅修祈福变为一种统治工具。魏晋南北朝后期西方文化全面影响中国，也与北魏有莫大关系。北魏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庞大的统一政权。拓跋鲜卑承袭匈奴、乌桓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且与西域存在久远紧密的联系，北魏政权的建立为西域文明自由进入中原彻底打开大门，所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洵非虚语。承担西方文化输入者角色的主要是中亚地区的粟特民族，粟特商人足迹遍及北中国的主要地区，在一些重要城市建立粟特人聚落，死后埋入粟特人葬地。粟特人传入的西方文化以祆教最引人注目，旁及音乐、舞蹈、饮食、金银工艺，直到隋唐还发挥很大的影响。
四、本书组织结构的简单说明
以上情况表明，魏晋南北朝各地区虽然存在一定的地方特点，但魏晋南北朝考古学文化的整体性和过渡性更为突出，目前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也已经为全面把握魏晋南北朝考古创造了条件。因此，本书按照城址、墓葬、手工业遗存、宗教遗存、中外文化交流遗存五个方面组织材料和论述，每一方面首先概括出本方面的总体特点、发展规律或历史地位，分述部分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考古基础材料作为主干的城址、墓葬两部分，在宏观把握之后，仍采用传统的按地区叙述的方式；地域限制性较小的其他三个部分则按照遗存的门类加以叙述，必要时兼及区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