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中地区
1.魏晋时期
本时期墓葬有西安郭杜镇曹魏景元元年墓、西安白鹿原M13、西安东郊田王村元康四年墓、长安县韦曲北原206工地墓、咸阳师专墓、华阴县晋墓等数座。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1]近方形单室墓的数量不及双室或多室墓，间有阶梯状墓道，但未发现单室墓四角砌砖柱的墓例。双室或多室墓的前室多为近方形。[2]随葬品四组皆有，但不甚丰富。细长腹的陶瓶沿袭本地东汉镇墓瓶而来，有地方特色。多子盒、胡俑等与洛阳地区一致，但比较粗糙稚拙。[3]有些墓葬如华阴县和咸阳师专墓葬可以推定为家族墓群。
图四十一 西安曹魏景元元年墓和西安东郊田王村元康四年墓
西安郭杜镇曹魏景元元年墓为前室近方形的前后室土洞墓，出土物皆为泥质灰陶器，有戳印“王田”字样的陶罐，扁腹近大平底的景元元年（261）铭镇墓瓶，以及陶盘、陶奁、陶鸡、陶狗等，不少器物腹部有拉坯形成的瓦棱纹，器底和口部有刀削痕迹，显示出与东汉陶器工艺的差异。镇墓瓶两件，形近罐，高约20厘米、腹宽30厘米，铭文为“景元元年十二月……军假司马张（？）……叚以神瓶……生死异路……焦豆生，鸡子雏鸣……急如律令”（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三国曹魏纪年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律令应每字一方框，下同）西安东郊田王村元康四年墓为前室带侧室的前后室土洞墓，前后室平面近方形，前室顶部和甬道顶部绘有北斗七星图，并隶书“元康四年地下北斗”八字，在西壁南端画有圆月，并书“月”字。随葬品有陶耳杯、长方形槅、罐、盆、钵等（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西安东郊田王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图四十一）
2.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之前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特点是胡汉因素杂糅，较重要的墓葬有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墓、西安草厂坡墓、长安县韦曲墓、长安区凤栖原墓、咸阳南贺村墓、咸阳底张墓、咸阳师专墓、咸阳平陵乡墓（图四十二）、宁夏彭阳新集墓（注：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原定为北魏，实为十六国墓）等。北魏迁洛之前的墓葬有西安顶益制面厂墓、宁夏固原雷祖庙墓等。
十六国墓葬既有近方形的单室墓，也有前后室之间带甬道或不带甬道的双室墓。少数墓葬的四角还有角柱。有些墓葬还带有退化缩小的耳室或侧室。长安韦曲、彭阳新集墓还带有宽大的阶梯状墓道。长安韦曲M1墓道过洞南壁为一多重楼阁式建筑模型，彭阳新集M1的建筑模型位于封土之下、墓室的正上方。
十六国墓葬随葬品中，第一、二组都是陶器，第三组的数量相当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组，数量大、种类多、样式新。第一、二组中不仅有西晋时期流行的长方形多子盒，还有汉代常见的多枝灯。第四组中，魏晋时期流行的胡俑、武士俑和侍从俑基本消失，代之以武士俑、具装甲马俑、胡服俑、侍从俑、伎乐俑。牛车居于重要的位置。武士俑、具装甲马俑、胡服俑、鼓吹俑构成军事气氛浓厚的仪仗队列。它们与侍从俑、女伎乐等生活俑类放置在墓室不同位置。女伎乐俑多面部点红彩，手持或怀抱鼓、筝、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梳十字形发髻，这种发髻在东晋墓葬也比较常见，它们应都来源于魏晋伎乐形象。
关中地区是少数民族进入较早、与汉族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地区，关中十六国前期墓葬出现了许多新因素，但应该看到的是，新因素主要集中于军事方面，其代表物是武士、甲骑、鼓吹组成的仪仗行列。反映日常生活的陶器，反映生产活动的仓、碓明器，反映娱乐休闲的伎乐俑，大致仍是魏晋时期的那一套，甚至汉代常见、魏晋时期几近消失的多枝灯重又出现了。咸阳前秦建元十四年纪年砖铭的朱姓家族墓随葬品与汉代几乎没有差别。关中汉族士人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能没有因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更迭而受到太大影响。后赵、前后秦对待汉族的政策比较开明，考古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情况。
图四十二 咸阳平陵十六国墓M1平、剖面图和出土物
（采自《咸阳十六国墓》图七五—八三）
家族墓地在咸阳发现数处，底张发掘的呈品字形排列的三座墓葬的形制和结构似有时代差别，其中一墓的全长超过37米，M54出土一件彩绘九枝灯，在灯柄上贴塑2层8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注：刘呆运、徐雍初、苏庆元：《陕西咸阳渭城底张墓葬及陶窑2009年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咸阳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葬共9座，呈东西向排列，整齐有序，是按照由西向东、从早至晚排列的（注：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迁洛之前的北魏墓有西安北郊顶益制面厂M217、M205，墓中出现鲜卑装束的陶俑。其中M217特别重要，不仅出土了鲜卑装束的陶俑，而且还出土了十字髻女伎乐俑（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这是北魏早期墓葬的佳例，也是汉晋十六国因素流传至北魏早期的直接证据。两座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异常突出，墓葬面貌总体上与十六国时期大相径庭，而与平城地区墓葬如司马金龙墓、宋绍祖墓接近。北魏攻取关中之后，在这里实行了相当严格的统治，北魏政权有可能在关中实行或一定程度上实行了鲜卑化政策。
宁夏固原雷祖庙村墓平面近方形，无第三、四组随葬品，漆棺画人物作鲜卑装束，棺画图案内有忠孝故事、佛教人物形象（注：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已近乎彻底地改变了关中十六国墓葬的面貌。
3.北魏迁洛以后
主要是北周时期的墓葬，北魏、西魏墓葬发现不多。
北魏墓葬有西安韦彧墓、韦乾墓、邵真墓、咸阳陕西邮电学校M1—6、华阴县杨舒墓等。杨舒墓总长24.6米，甬道长3.42米，门口上方有砖砌门楼。门楼高1.55米、宽1.4米。面阔三间，中间为门，两侧为窗。正脊长0.97米，两端有鸡尾状无头脊兽。正面共有椽头11、人字栱3、一斗三升栱2、六棱形檐柱4。墓室4.4米见方，四角有砖砌角柱。随葬品有前三组、陶车和凭几，无第四组（注：崔汉林、夏振英：《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2期。）。西安邵真墓保存完好，3米见方，甬道中有墓志，墓室门口左右都有武士俑和镇墓兽，俑前兽后。墓室后半部砌石棺床，棺床前有陶灯、盘、碗、陶鸡、陶拱手男女俑，稍远处有陶井、磨。镇墓兽卧式，是同类镇墓兽中时代最早的（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M229号北魏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墓葬中基本不见明显的鲜卑文化痕迹，太和改制对关中地区似乎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西魏墓有咸阳胡家沟侯义墓、咸阳头道塬谢婆仁墓、蓝田冯家村墓。三墓均被盗。侯义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墓室近方形，边长不足3米。墓室一侧有棺台，棺台上尚有垫棺砖。陶盘、碗、瓶、漆盒、铁刀等物品分布于棺台近墓门的一端。陶俑、陶动物分布在棺台之下。四类随葬品皆有，第四类数量甚多。陶俑形象粗陋，半模制作，后背扁平，烧好后画彩。卧式镇墓兽、卷发披肩的胡俑、陶驴、骆驼颇具特点。甬道、墓室原有壁画，墓顶尚有星象图残迹（注：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谢婆仁墓近长方形，长约3米，宽约2米，只发现一砖刻墓志和一枚五铢钱。砖志铭文为“大统十六年七月九日谢婆仁铭住在谢菅中”（注：刘卫鹏：《咸阳西魏谢婆仁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蓝田县冯家村西魏墓为边长1米有余的方形墓，出土彩绘灰陶俑十余件，半模制成，有武士俑、骑马俑、风帽俑、小冠俑以及匍匐状镇墓兽，总体情况与西安西魏北周墓相似。还出土边长41厘米的正方形墓志一方，记载墓主“葬在蓝田，元年岁次壬申”，即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注：阮新正（陕西省蓝田县文管所）：《陕西蓝田县发现的西魏纪年墓》，《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北周墓葬集中发现于咸阳和固原两地，有明确纪年的约十余座。多数有斜坡墓道，带天井过洞，有些还有小龛。近方形单室、祔葬一两个小室的近方形墓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制。小室一般只能放一具棺木。单室墓的棺木一般竖向放置在墓室的两侧。主室墓顶一般为覆斗形。墓志、镇墓兽、镇墓武士俑通常放置在墓门附近，陶瓷器近棺椁摆放。墓道小龛中多存放陶俑、仓厨明器、陶器等。陶俑继承西魏半模制作、烧后敷彩的特点。一些墓葬有壁画。
咸阳底张镇附近是一处北周高等级墓葬区，这里发现了北周武帝、谯王宇文俭、叱罗协、王士良、王德衡、尉迟运、若干云、独孤藏等人的墓葬。北周武帝陵总长68.4米，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及甬道、后附一小室的土洞单室墓组成。多次被盗。主室长5.5米、宽3.8米，两具棺木分别放置在墓室的两侧。（图四十三）主室铺地砖为人字形。四组随葬品皆有，劫余的第四组有150多件。此外，尚有金套管、金花、玉佩、铜鞢带等珍贵物品。还有“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周武德皇后志铭”墓志、“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武帝、武帝皇后墓志边长分别为85厘米和48厘米。金印边长4.55厘米、通高4.7厘米，神兽形纽（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宇文俭墓全长近50米，天井、过洞都是5个，近方形土洞墓室，边长约3.6米。四组随葬品皆备，第四组数量最多。还有玉璧、铜镜等物品。墓志边长70多厘米。若干云墓保存完好，通长近30米，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近方形主室带一后室。主室入口处为墓志，之后为镇墓兽、镇墓武士俑，再后为砖台。两侧为陶俑、仓厨明器。后室入口处为陶瓷器，棺内有银碗、铜镜，墓主腰部有玉带一副（注：贠安志编：《中国北朝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图四十三 西安北周武帝陵平、剖面图和陶俑
（采自《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固原北周李贤墓、宇文猛墓、田弘墓分布于原州城南塬西缘。李贤墓地表尚存约5米高的封土，总长48.2米，斜坡墓道，有三个天井。近方形墓室，边长约4米。墓葬曾被盗扰，但甬道东部陶俑的排列关系尚大致清楚。从甬道门限开始，前面左右各放置一件独角镇墓兽。西侧的较大，涂红彩；东侧的较小，涂黑彩。其后各置镇墓武士一件，西侧的头戴尖顶兜鍪，东侧的戴平顶盔。以后依次排列具装甲骑、风帽俑、武官俑、女官俑、文吏俑各一排，骑马俑两排，间置男胡俑、女侍俑。墓室西部有并列的两副葬具。西侧女性，单棺；东侧男性，一棺一椁。男棺当死者胸腹部有玉璜1件，稍下有玉佩1副，死者系着朝服入敛。男性棺椁之间有带鞘铁刀1把。盗余的随葬品仍十分丰富，主要为第四组，达255件。还有鎏金银壶、金指环、银提梁小壶、银熨斗、银剪刀、银镊子、银钵、玛瑙珠、凸雕玻璃碗、银饰木鞘铁刀等。壁画皆分幅绘制，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绘于过洞上方的门楼，一部分是绘于墓道、天井、过洞两壁的武士，一部分是墓室壁画。墓室壁画可分为两组：靠近棺椁的壁画为一组，即右壁和前壁右侧，内容是侍女；面对棺椁的一组，即左壁和前壁左侧是伎乐（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宇文猛墓地表尚有近5米高的封土，墓葬全长53米，斜坡墓道，有5个天井，第5天井一侧带小龛。墓室近方形，边长约3.5米。随葬品以陶俑为主。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都有壁画。田弘墓封土残高约4米，墓葬全长50米，斜坡墓道，有5个天井。主墓室近方形，边长不足4米，带一侧室和后室。随葬品相当丰富，除常见的四组器物外，还有玉器、玻璃器、东罗马金币、贴云母的木器等珍品。壁画从甬道开始，延及主室、侧室和后室，内容为绘在界框中的成组人物，与李贤墓的单幅个体人物有所不同（注：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除墓志等随葬品之外，北周武帝陵的规模与其他墓葬没有明显区别，宇文俭等人的墓葬规模与身份也无对应关系。北周墓葬不仅总体上比较俭朴，而且似乎没有明确的等级规定。
关中地区的墓葬面貌在北魏迁洛以后逐渐受到关东地区的影响。北魏关中墓葬有相当的本地特点，西魏侯义中也看不出明显的关东因素，这说明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即使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也没有很快受到洛阳的影响。北魏政权分裂造成一部分关东人士奔入关中，可能对关中墓葬面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北周墓葬总体面貌是关中和关东两地特征的综合。天井、过洞、小龛、卧式镇墓兽、分栏布局的壁画都有显著的地域特色，但北周墓葬普遍出现的持盾武士俑、小冠文吏俑、戴小帽的胡俑、执箕女俑具有明确的关东特色。此外，北周时期出现的瓷器可能也是东部地区影响之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