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1月，当我接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的电话，让我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正在休寒假，忙于准备下一学期的教学和各种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这个电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讶，因为在两个月之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访问中国时，我与他在北京他所下榻的酒店会谈了一个半小时，比计划的时间长了一个小时。这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工作面试，至少在当时不像。我们会谈原本的目的只是探讨中国的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发展等国内议题。伴随着他好奇、礼貌和关注的眼神的驱使，我们的讨论逐渐深入到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取得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和减少贫困的途径，外国援助和多边组织潜在的作用，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会谈结束时，我送了他一本一年前我在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的演讲集（Lin，2009）。这本演讲集总结了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问题的研究。
一份有趣的工作
世界银行提供的这份工作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倍感压力。我被邀请去世行任职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是时代变迁的标志。世界银行自194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邀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担任其首席经济学家，引导世行在知识方面的领导作用，并制定其经济研究议程。为了迎接经济发展的挑战，世行必须进行改变。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世行必须把其财力与想法、知识结合起来。我将担任的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一职，是通过向世界银行以及更广泛的发展经济学界提供知识方面的指导与分析服务，来增进对经济发展政策和项目的理解。其目标是提高世界银行的运营效率，满足成员国对优质服务的需求。
但是对我而言，要放弃我正在从事的令人兴奋的教学研究工作，即便是暂时的，也并不容易。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与创始主任，我已经在此工作了15年。这些年来，我与许多学生、同事及朋友建立了紧密且富有成果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的帮助下开始探索引人入胜的研究问题。此外，在完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四年博士学习和耶鲁大学的一年博士后研究，并于1987年回国之后，我也曾积极深入参与中国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国经济的成功既使我感到骄傲，也成为我研究兴趣的来源。我渴望继续致力于研究中国所面临的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预言艰难时世即将来临的情况下，留在国内参与论战并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与此同时，世行向我提供了一个一生难得的机会，去从许多不同方面研究发展问题，还可以就增长与减贫战略问题展开全球对话。该职位的职责包括：通过提供知识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加速减贫与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过去许多年来，这些知识也用于向全球的公共宣传活动提供信息。这些知识的产生则涉及研究、数据收集、分析、全球监测、预测、统计能力建设以及政策评论与建议。
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的工作包括了所有这些方面，资助世界银行其他部门的研究项目，提供旗舰研究报告并为国际发展以及该领域的两份顶级学术期刊设定研究议程。该部门有许多员工是世界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而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都是该领域最受人尊敬的学者：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拉里·萨默斯、斯丹利·费希尔、安妮·克鲁格、霍利斯·钱纳里、迈克尔·布鲁诺、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紧随这些人的脚步是一种伟大的荣誉，也是一份艰巨的责任。
自我童年开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我明白加入世界银行将让我有机会与其他许多人分享我在这个主题上的见解，承担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去考察在经济发展中尚未解决的挑战，并揭示贫困地区经济起飞或发展滞后的原因。
这确实是一份我无法拒绝的有趣工作。
我申请一周的时间以考虑在华盛顿工作对我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将意味着什么。同时，从北京大学离职并为我的博士生和继任者做出安排也需要时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挑战。
在非洲勾起的奇特童年记忆
2008年6月，我任职一周后就飞往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去非洲大陆，但在很多方面，这的确是一次开创性的旅行。我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为什么不去拉脱维亚、墨西哥或者尼泊尔呢？
为什么是非洲？或许是因为我将这片大陆看做是发展经济学的最后前沿——新知识与新的解决方案可以产生最大回报的地方。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大大改善、大宗商品价格提高，以及国际援助、资本流动和汇款的大幅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3.1%加速到2007年的6.1%。同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已经从1996—2001年的每年0.7%增加到2002—2008年的每年2.7%。非洲人口每天不足1.25美元生活费的比例已经从1996年的58%下降到2005年的50%。致命疾病（如艾滋病）的患病率已经稳定，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了下降。60%的儿童可以完成小学教育，许多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也正在下降。
不同背景的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主要经济学家所做的新一波实证研究甚至表明，某些非洲经济体正在临近前所未有的起飞阶段（Leke，Lund，Roxburgh and van Wamelen，2010；Young，2009；Pinkovsiy and Sala-i-Martin，2009）。在过去20年间，许多国家强劲的经济表现与反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它们持续努力的必然结果。至少有五个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挥作用：更民主和更负责任的政府；更明智的经济政策; 债务危机的结束，不断改善的与捐赠国的关系;新技术的扩散；以及新一代的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商界领袖的涌现（Radelet，2010）。此外，安全形势也在改善之中。[1]
诚然，发展的挑战仍然是巨大的。许多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表现出的结构转型迹象仍然非常有限，反映了其缓慢的经济进步。1960年该地区主体是农村，农业大约占GDP的 40%和劳动力的85%。虽然农村人口份额在过去50年间稳步下落，但在2000年仍然达到63%，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没有伴随着就业的增加，特别是每年有700—1 000万非洲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加重了问题。技能的不足阻碍了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以及非洲企业家的机会，尤其是女性，由于在获取足够的信息、创新和工具等方面受到限制，因而难以创办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为高度依赖雨养农业，非洲很容易受到诸如加速的沙漠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频繁的旱灾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非洲可能是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最严重的大洲。基础设施服务仍然无法为穷人所享受——学校老师经常缺勤，资金往往也难以到达一线服务提供者手中。”（世界银行，2009，p.i）。
非洲大陆在政府治理指标上表现也不好，在交通、道路、水、电信和能源上的大量赤字导致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由于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不足和企业管制，私人投资平均只占GDP的15%。非洲在全球出口中的市场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3.5%下降到现在的1.5%。此外，紧随2008年粮食和燃料价格危机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也给来之不易的发展进步带来威胁。然而，我仍然觉得有理由对非洲经济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我有一种预感，只要能寻找到解决目前复杂困难的办法，希望就会到来，而且也许只要稍微推动一下良好政策的实施就能带来像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那样积极的效果。
我开始我的南非实地考察旅行，目的是去参加由从事发展问题的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人员聚集在一起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为这次会议揭幕，有大约8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参会。基于我的马歇尔讲座，我在开普敦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认为，减少贫困、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增长的最好办法是把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这使得经济体最具竞争力，且为穷人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主持了会议，对我的演讲做了评论，并成为支持我的朋友。
之后我去了卢旺达，考察该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约束与机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东部省份，我参观了农业合营、蘑菇生产与技术扩展的农民合作社。我还会见了一些政府官员，包括总统保罗·卡加梅，一位身材高大、举止平静、声音洪亮的严肃的前军官。我们讨论了卢旺达的农业现代化，特别是灌溉问题。我认为虽然动员国际资金与捐助兴建小水坝很重要，但是动员每个农民利用非农忙季节在他们的家庭农场附近自建小池塘来收集雨水同样也很重要。他们可以购买小型柴油机或电泵机抽取地下水，变雨养农业为灌溉农业。从装配和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国家可以生产泵机服务于农村市场。总统对这个简单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大概想到了一句非洲谚语：“杀死一只蜗牛不需要使用剑。”其精髓很类似于一句中国谚语：“杀鸡焉用宰牛刀。”
在埃塞俄比亚，我最初几天是在拿撒勒和裂谷地区度过的，在这里我举办了研讨会，与农业推广人员和女性农民展开讨论，并访问了出口农业与合作联盟的成员。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我见到了商界领袖、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我还会见了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另一位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的前军事领导人。在我们三个小时的集体研讨会前，我已经收集了在海外生产并在当地商店出售的一系列简单的普通物品，其中包括尼泊尔生产的一盒火柴和中国制造的一个塑料电开关及其他简单物品。
在讨论了诸如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等宏观经济稳定的传统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后，我向他展示了我在当地市场购买的物品，问他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一个大约有8 500万居民并具有古老而又成熟的商业传统，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抵御了各种各样的外国侵略，却从未被任何外国势力取得殖民统治的值得骄傲的国家——到21世纪仍然需要进口这样简单的轻工业产品，包括来自尼泊尔，一个贫穷内陆小国的火柴？至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和技术，但仍然被埃塞俄比亚进口。我指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很自豪地看到我们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即使是非常基本的商品。但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作为一个关心埃塞俄比亚减贫事业的世界公民，我对这些进口产品所代表的许多宝贵机遇的错失感到困惑。
除了使经济体损失大笔可以用来购买至关重要的资本品、新技术或尖端药品的外汇之外，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更高的就业不足与更严重的贫困。我建议政府除了努力促进出口外，还要鼓励替代进口品的简单工业制成品产业。这样做的潜在收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进口替代中获得的外汇节约与从出口促进中赚取的外汇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此外，进口替代产业将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并进一步地发展锻炼企业家。关键在于设计并推出一种战略，避免政府介入与埃塞俄比亚比较优势不一致的产业而浪费公共资金，这种产业不具有竞争力和自生能力，并且代价高昂。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这三个非洲国家旅行，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童年所看到的画面。农民非常渴望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让我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睛让我想起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中国台湾所看到的农民，以及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时所看到的农民。在访问这些遥远的地方时，我似乎有一种回到了我的祖国的那个年代的奇特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国家未来的信心以及对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渴望，还有年轻的从业者、学者、学生和商人对知识的热切和渴望。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困难似乎并没有减少他们共创美好未来的热情和信念。
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甚至南非从某些方面来说，在它们当前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带有一种古老的亚洲味道：人口密度，传统农业，弱小的工业部门，普遍的贫困，强有力的政府以及稳定的社会，到处都是勤劳的人民，正如上一代东亚一样。
在非洲之外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几个年月里我去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亚洲，当他们与贫困、低效治理和微薄的能力做斗争的时候，被许多顶级经济学家认为是毫无希望的。
是的，我总有一种似乎回到了童年的奇特感觉。那打动我的一幕幕场景，积极而乐观的人民，还有与不同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多次交流，这些都让我坚信：通过良好的理念、正确的发展战略以及一些金融手段，这些穷国在未来几十年将能实现亚洲式的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工业化经济体。通过与政策制定者们的交谈，我很快发现我的责任就是借鉴世界历史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利用经济分析帮助他们制定出充分考虑他们的愿景、优势、约束和目标的合适战略。
拥有坚定信念与谦卑，这必须认识到每个地方环境与发展潜力的差异性。正如欧洲、拉丁美洲或亚洲一样，非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大陆，有超过50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优点和缺点。着手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记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5年对加纳总统杰瑞·罗林斯所说的话： “请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Zoellick，2010）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勾画出一个路线图。
这本书回顾了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四年中的经验、观察和所思所想，并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思考。原文以英文写成，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今年9月初在全球出版发行。中文版则由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教授主持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张建华教授和北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中文版得以和英文版同时面世，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2012年9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参考文献
Lin, J.Y.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ke, A., S. Lund, C. Roxburgh, and A. van Wamelen. 2010. “What Is Driving Africa's Growth?” McKinsey Quarterly （June）.
Pinkovskiy, M. and X. Sala-i-Martin. 2009. “Parametric Estimations of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BER Working Paper 1543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Radelet, S. 2010. Emerging Africa: 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9. “Enhancing Growth and Reducing Poverty in a Volatile World: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frica Action Plan.”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C.
——.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Young, A. 2009. “The African Growth Miracl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vailable at http: //econ.as.nyu.edu/docs/IO/11950/African Growth Miracle.pdf.
Zoellick, R. B. 2010. Remarks for the High-Level China-Africa Experience-Sharing Program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nfrastructure
[1]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间武装冲突的数量从1999年的峰值16降至2005年的5和2006年的7，但 2008年和2009年回到了11。结果，交战相关的死亡人数从1999年的64 000人缩减到2005年的1 400人，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数字，但在2008年增加到6 000人（世界银行，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