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独标兴体”析论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诗文弘奥，包蕴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一直受到《诗经》学者的关注，而解释则众说纷纭。自从郑玄为毛传作笺、孔颖达又为传笺作疏之后，诗序传笺疏往往被视为一体。至宋代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等才对于诗序传笺的释义提出质疑和批驳。特别是朱熹，指出“诗小序全不可信”，虽也看到“毛公全无序解”，但认为“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注：《朱子语类》第六册卷八○“诗一”，页2074、2089。），所以把诗序和传笺一起撇开，直接从《诗经》文本中求义。他能看出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又对赋比兴作出比较简明的概念界定，并在三百篇的每首每章都加以标示。对于后代《诗经》学的影响极大。严粲又仿毛公做法，除二南兼标赋比兴以外，其余诗篇只标兴体，但他对诗意的解释多采小序和毛传郑笺。朱、严二家所标的兴体与毛公有同有异，但都没有重视诗序和毛传的区别。直到清代，学者们才注意这个问题。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出毛公作传似乎没见过诗序，颇有见地。但他并不重视毛传，认为“毛传古矣，唯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而是力攻“昧者尊之”的诗序、“卤莽灭裂”的郑笺，以及“今世宗之，奉为绳尺”的朱子集传。（注：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页15，台北：中国文哲所1994年。）姚氏的诗经研究“自标论旨”，“以文学说诗”，“开创批评之新径”（注：顾颉刚：《诗经通论序》，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页9—10。），对现代《诗经》学影响较大。而清代还有一些毛诗学者，则在看到毛传与郑笺孔疏的差异的同时，进一步探索毛传解经的本义，如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虽然他们主要精于训诂，但是对毛传所标兴体的含义也有不少直接通达的解释。总的看来，自汉至清的《诗经》研究，对毛传无论是尊重还是贬斥，对毛传独标兴体的标准及内在原因都未能在细致辨析的基础上作出系统的总结，而是将毛公所标的兴体一概视为“比喻”（仅少数篇目例外）。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古史辨”派学者为中心的《诗经》大讨论以后，《诗经》研究进入了现代化的时期。毛传的价值便仅限于训诂。对其所标兴体，也认为“所说的兴义都与喻义有关”（注：洪湛侯：《诗经学史》页186，中华书局2002年。），而且许多标示不明所以，因而研究比兴的现代学者已不太重视毛传标示的意义。
《诗经》的赋比兴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其简单在于从朱子以来，三者概念的界说虽不断演进，但基本观念的分歧不大。其复杂在于用这些界说去解释具体的诗篇时，便会产生各种差别。不但比兴之间易于混淆，就连赋与比、赋与兴之间也难以界定。这种分歧主要与各家对于诗歌本义理解的不同以及对艺术表现领悟的深浅有关，从这一点来说，学界要想对“诗三百”每一篇的赋比兴作法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深入地探索比兴的思维、感觉和联想方式，找出其中的某些规律性，或许对于认识的趋近是有益的。笔者近来细读毛传所标兴体，逐篇分析“兴句”和“兴义”之间的思理联系方式，注意到毛公对兴的理解并非如后人一致认为的那样，“实际上把兴体都讲成了比体”（注：屈万里：《诗经释义·叙论》，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排印本。），而是有多种考虑的。由于毛公是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周礼》的“六诗”说以后，最早在《诗经》中独标兴体的汉初学者，他对兴的理解也最接近先秦，因此深入分析毛公标示兴体的内在原因，应当是考察比兴说起源的第一步工作。
一
在毛诗之前，《周礼·春官》中《大师》和《大司乐》所说的“兴”以及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中的“兴”都是着眼于用诗的功能，这一点当代学者已经做过切实的辨析。（注：如当代学者徐北文认为“《周礼》的原义，大体是说：诗经有六种意义（作用），即可以歌唱（风），可以朗诵（赋），可以用作比喻（比），可以鼓舞人心（兴），可以推广通用语言（雅），可以表演（颂）”（《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袁长江《兴的原始意义及兴意的引申和转换》更是清晰地辨析了毛传以前所有关于“兴”的文献记载的不同意义。见《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学苑出版社1999年。可以参看。）毛公独标兴体，最早展示了“兴”作为作法在《诗经》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后人对于兴体的具体篇目有不少争议，但人们关于“兴”法的基本认识最初还是根据毛公的标示总结出来的。
考察毛公所标兴体的具体依据，首先必须把毛传和诗序区分开来。虽然二者对许多篇目的解释大体一致，不少学者认为毛传作于诗序之后，与诗序有互补呼应关系。但由于序传不同之处也不少，所以现有的研究对于毛公作传是否遵从诗序尚有争议。姚际恒指出：“毛传不释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公不见序，从来人罕言者，何也？”（注：姚际恒：《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页3。）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引邱光庭、曹粹中所举四例之后，又列举国风的二十多个序传违异的例子，得出结论：“诗序决非毛公所作，并可排除毛公与他人合作的种种说法。”（注：洪湛侯：《诗经学史》页167。近几年也有学者驳斥此说，并仔细分析序传违异之处，但得出结论不一致，有的认为可证传作于序后，有的认为序传均出于毛公，尚无定论。）为慎重起见，本文考察毛传的兴义暂不联系诗小序，而仅以毛传的文本为准。至于郑笺和孔疏对毛传的阐发，当然更不能作为依据。其次，毛传标示兴体的作法过于简单，一般只标在首章的前两句后面，偶尔标在其他章节，不能说明全诗各章不同的作法，这一点也早经前人批评。但为了准确考察毛公所理解的兴体，本文的统计用例也仅限于他所标的章节。再次，毛公所标兴体的篇目计116篇。（注：同上书，页183。洪湛侯先生说朱自清统计毛传注明“兴也”的为116篇，《国风》72，《小雅》38，《大雅》4，《颂》2。据他核查为115篇，有人认为《鲁颂·有駜》毛传有“以兴絜白之士”句，因此判断此篇也是兴诗，如此即为116篇。笔者统计与洪先生同。）在首二句标出“兴也”二字以后，有20多篇直接说明兴义，但没有说明的更多。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根据毛公在同一首诗里的其他注解来理解他的“兴义”。如果没有其他注解可以参考，则根据“兴句”下面“应句”的文本内容来判断，间或吸取前人对毛传文本最直截通达的解释作为辅证。
根据笔者的理解，116篇中难以判断毛公“兴义”的，计有《召南·行露》、《唐风·扬之水》、《王风·扬之水》、《秦风·车邻》，《小雅》的《南山有台》、《蓼萧》、《頍弁》、《南有嘉鱼》共8篇。其余108篇中，至少有23首并没有把兴体讲成比体。这批兴体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即景兴人、兴情或交代时节、烘托气氛。如《邶风·泉水》，毛传仅云：“兴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注：本文所引毛传均据《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对其余诗句的解释也只是点出其“重始有事于道”的饮饯之情。可见毛公认为泉水流入淇水之景，兴嫁往异国的女子思念卫国之情，其内在联系就在淇水入卫。这是后世诗歌里常见的触景生情之兴。又如《邶风·北风》：“兴也，北风，寒凉之风。”在“莫黑匪乌”后说：“狐赤乌黑，莫能别也。”可知毛公认为此诗感叹世道的黑暗，则寒凉之风兴主人公心情的悲凉。《郑风·风雨》：“兴也，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显然只认为风雨凄凄表现一种氛围。即使“鸡犹守时而鸣”这句话可以使人联想到毛公或以为兴君子守时而来，也绝没有比喻之意。《郑风·野有蔓草》：“兴也。”“适我愿兮”句后说：“邂逅，不期而会，适其时愿。”连孔疏也不能否定这是写“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引小序），那么“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写景作为兴，只能视为兴男女在草野幽会之情景，别无喻义。《陈风·东门之杨》“兴也，然，盛貌。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在“明星煌煌”句后说：“期而不至也。”可见“毛意但云杨叶既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时耳”（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616。），只是兴时节。《桧风·隰有苌楚》毛传以首二句为兴，只解释“苌楚，铫弋也，猗傩，柔顺也”。但联系本文“乐子之无知”“无家”“无室”，可知毛意为柔顺的苌楚兴尚未婚嫁的少女。《陈风·月出》在首句“月出皎兮”后说：“兴也，皎，月光也。”与《陈风·泽陂》首二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兴”一样，都是以所在之地的景色烘托美人。《小雅·湛露》：“兴也，湛湛，露茂盛貌。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不醉无归”句后说：“夜饮，私燕也。宗子将有事，则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亲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而小序却说此诗谓“天子燕诸侯”，郑笺则说“天子燕诸侯之礼亡，此假宗子与族人燕为说尔”，意在弥缝序传相违之处。如从郑说，那么首二句写露水，就可以比喻为天子恩泽了。但毛公于“在宗载考”后又说“夜饮必于宗室”，只是就诗之本义作注解。所以胡承珙也强调毛之本意只是说同姓夜饮。这样，开头两句景物描写纯粹是兴夜饮至清晨的情景。同样《小雅·斯干》开头的“兴”，毛也只解释“秩秩，流行也，干，涧也，幽幽，深远也”。因为下面引起兄弟相好共同筑室的本文，所以清人皆释为赋体。（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914。）所以也只是以景兴事。《周南·葛覃》：“兴也……葛所以为絺绤，女功之事烦蓐者。”说明开头描写的葛覃和下文说到做衣服的女工有关，故借以起兴。《小雅》的《苕之华》和《黍苗》皆属此类。
第二类是即事而兴。胡承珙说《小雅·采菽》“传于首章言兴，乃即事为兴之例。彼传云：‘言水则采取其芹，宫则采取其化。言观其旗，言法则其文章也。’……传虽不明言兴，然自是以‘采芹’兴‘观旗’”（注：同上书，页1165。）。《鄘风·柏舟》首二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后，毛也只说“兴也”，别无解释，那么这也只是以泛舟之事引起下文的怨叹。又《小雅·车舝》为“兴”。毛公认为此诗中“季女”意同《召南·采蘋》中的“有齐季女”。该句后毛注：“少女，微主也。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胡承珙指出毛意为季女即将嫁之女。可见全篇只是讲迎娶新娘。那么毛认为开头的“间关”车声是起兴，就毫无比喻之意，仅是以迎娶的车子出发之事烘托欢快心情而已。《小雅·采绿》：“兴也。”“予发曲局”二句后说：“妇人，夫不在则不容饰。”这一首连郑笺也只是说妇人思夫，别无附会。那么毛意当谓以妇人终朝采不满一把绿的事来兴其思夫的无情无绪。
第三类是兴句和应句之间只有句法逻辑上的相因关系。胡承珙认为《小雅·采菽》的“言采其芹”和“言观其旗”是“相因为兴”之意。“据彼申此，则此传意当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诸侯之来朝有文章法度可观。”也就是说首章和次章以采芹之事起兴，与应句所说诸侯朝天子观旗之事的联系只是“有……可……”的句法逻辑联系，两件事没有意义的比喻关系。《陈风·防有鹊巢》，毛公仅云“兴也”，没有说明，而胡承珙申毛意最为简捷：“此盖云邑中之树有鹊巢，则仰而可见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苕，则俯而可见者也；中庭之督有令适，则近而易见者也；邱中之地有旨鷊，又远而易见者也。俯仰远近，则皆能见之。谁欤诳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见。”（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625。）则兴句和应句的关系只是“易见”和“不见”的相反对照。《周南·汉广》，毛传在标示兴体之后，只说：“汉上游女，无求思者。”由此推想毛公之意为“南有乔木，不可休息”与“汉上游女，不可求思”之间的联系只在于“不可”的相因。《邶风·柏舟》：“兴也。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泛泛其流，不以济度也。”在“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后又说：“君子望之俨然可畏，礼容俯仰各有威仪耳。棣棣，富而闲习也。物有其容，不可数也。”由于此诗各章句意都在“不可”“不能”，所以毛公从柏舟的泛流之貌中引出“不以济度”之意，显示出原文字面所没有的与下文逻辑相因的意思。《秦风·无衣》说：“兴也，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与子同仇”后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虽然加上了“礼乐征伐”的说教，但基本意思是以朋友间“同袍”兴“同欲”。所以连不大理睬毛传的姚际恒也说：“首二句毛传谓兴，是。取下‘与子同’之意也。”（注：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七，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页209。）亦即上下句都在“与子同”的逻辑关系上取得一致。这种句法的相因关系，姚际恒在注《小雅·无将大车》时解释得更明确：“此诗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字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注：同上书卷一一，页329。）毛传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这个道理来，但能在一些兴句和应句没有类比关系的诗里以此作为标示兴体的一个依据，而且还用来解释一些有比喻关系的兴体（详下文），可见他已经注意到这是兴体的一个特点，并且以此作为标示兴体的依据之一，因此发明之功应归于毛公。
毛传所标兴体中与喻义无关的虽然只有上述二十多首，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毛公心目中兴体的标准并非只有比喻。以上三类其实与今人判断兴体的部分标准是一致的，这些不含比喻的“兴”体标示不但说明了“兴”是起头以引出所咏之词的重要性质，而且即景即事起兴两类对于汉魏以后的创作更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毛公所标的这类兴体中有一部分与赋体不易区别，又为后人留下了思考和争论的难题。
二
毛公所标的兴体有八十多首是含有喻义的。这八十多首中，有38首左右的兴句和应句之间确实存在意义的内在关联；其余则是附会政教、伦理和史事的。这一部分先论没有附会之嫌的兴体。
所谓没有附会之嫌的兴体，指毛传基本上符合《诗经》的文本，虽然在解说中难免带有政教色彩，但没有牵强附会或无中生有地引申或添加诗义。这部分兴体中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思理联系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兴句取象的状态形貌上联想：如《周南·桃夭》：“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虽然在“其叶蓁蓁”后说“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体至盛也”，以妇德的标准来解释至盛，但基本上还是取形体的盛壮之貌为兴句与应句的关联。同类的例子还有《召南·何彼秾矣》，毛传没有说明兴义，但从应句文本可知也是以花之秾盛兴女子盛年之美。又如《召南·摽有梅》：“兴也，摽，落也。盛极则堕落者，梅也。尚在树者七。”末二句后又说：“不待备礼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说明毛公看出这首诗是那些不按礼教而会合的男女们的歌唱。所以以盛极而落的梅兴盛年将过的女子。这几例都是以花盛兴盛年，类比之意比较明显。但是同类的兴句取象，也有喻义不十分显明的，如以植物的茂盛来兴盛况的则有《小雅·棠棠者华》和《大雅·棫朴》，前者取花之盛兴君子左右有贤人辅佐，后者毛传明言“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类似的还有《小雅·常棣》，毛传仅说：“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韡韡，光明也。”而诗意主题是歌唱兄弟和睦。毛意显然是以花儿开放的灿烂情状兴兄弟和乐、家庭兴盛的状况。这三首诗所兴的都是国或家的兴盛状况。彼此之间的类比关系没有前三例以花兴盛年那么直观，花之盛貌不能直接比君子、贤人或兄弟的关系，三种盛况都是对感觉的提炼，已经具有以形象拟状感觉的思理联系。《小雅·桑扈》的道理相同。毛传说首二句“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兴也。莺然有文章。”而诗意是歌唱君子受天福佑。那么桑扈（青雀）文采鲜明的样子与君子“万福来求”的盛况也只是在美盛的感觉上取得照应而已。这类兴体的兴句和兴义之间虽然多少有些关联，但绝不是比喻关系。
毛公所标兴句取状貌引起兴义的例子还有不少，其中的喻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较明显的如《召南·鹊巢》：“兴也。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首章后注：“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毛说诗中的“之子”为诸侯之子，是根据“百两御之”的原文判断的，不算附会。姚际恒认为此诗是“兴而比”：“以鸠之居鹊巢，况女之居男室也，其义如此，不穿凿，不刻画，方可说诗。”（注：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页45。）虽然不提诸侯之子，但说兴义显然取自毛传。《齐风·敝笱》的诗意古今解释差别不大，都说是刺鲁国文姜与齐襄公私通的丑事。毛传只说：“兴也。鳏，大鱼。”“其鱼唯唯”后释：“出入不制。”便可知毛认为以鱼的“出入不制”喻文姜带领从人自由出入。《唐风·杕杜》：“兴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叶不相比也。”在“不如我同父”之后又释：“无所亲也。”胡承珙解释说：“特生之杜有干无枝，虽其叶繁密，而枝条稀疏不相比次……犹独行之人宗族虽多，而离心离德不相亲附，其身之孤立自若也。”（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530。）则类比之意较显。此外，《小雅·鸿雁》毛传标为兴体，胡承珙说毛郑“皆以鸿雁喻流民”（注：同上书，页884。）。《小雅·节南山》：“兴也，节，高峻貌。”以南山的高峻兴师尹的高大。《大雅·緜》说：“兴也，绵绵，不绝貌。”与诗意写宗族的绵延不绝也有明显的类比关系。《大雅·桑柔》的兴义也可以从毛公对词意的解释看出：“菀，茂貌，旬，言阴均也。刘，爆烁而希也，瘼，病也。”茂盛而树荫均匀的桑树被采稀，与民间病苦也有一种类比关系。这几首兴体除了《节南山》以外，姚际恒都标为“比而赋”，虽未必妥当，但据毛传释意，兴句的取象和应句的类比关系都较直接，这是兴体近比的主要原因。
但这类以状貌取兴的兴体中，有的兴句和应句之间的类比关系并不直接。如《邶风·谷风》：“兴也。习习，和舒貌。东风谓之谷风，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则是以谷风舒和之貌反兴夫妇不和，意思虽明而并非直接比喻。姚际恒认为这是比而赋，“喻其夫之暴怒无休息也”，反而不如毛传有味。《王风·中谷有蓷》：只解释“陆草生于谷中，伤于水”。联系此诗写被遗弃之女子哭泣悲叹的文本，可知毛意为草伤憔悴之状可引起对女子伤心憔悴之状的联想，但又不是直接以二者类比。《曹风·下泉》：“兴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由于诗意写对于周京的思念，胡承珙认为“诗取兴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当取为民困之喻”。（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666。）姚际恒也理解成“比而赋”。但是诗的本文并没有直接感叹世乱，所以得水而病的稂只可引起人们对作诗背景的联想，却不是直接比喻。这应该是毛公以之为兴的理由。《小雅·蓼莪》：“兴也，蓼蓼，长大貌。”此诗兴义颇难解。严粲认为“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则粗恶不可食”，“喻子初生犹是美材，至于长大乃是无用之子”，胡承珙认为“此说于取喻甚合，且与首句蓼蓼长大，下文‘生我劬劳’语意尤融贯”。（注：同上书，页1034。）此说虽然可以帮助理解首句“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兴象取义的指向，但诗之本文只是悲叹自己的不幸，不能报答生养自己的父母。严粲所说喻义还要通过进一步引申才能和本文联系起来，不是直接比喻。所以许多学者不得其解。姚际恒径直视为“比而赋”，了无意味。此外《周颂·振鹭》和《鲁颂·有駜》中都写到鹭，毛皆以为兴体，后者虽未标“兴也”，但明言“鹭，白鸟也，以兴絜白之士咽咽鼓节也”。前者毛传以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为兴，令人联想到客人翩翩而来的风姿，颇为传神。姚却坐实为“比而赋”，大失意趣。
总之，这一类兴体几乎都可以用刘勰所说“拟于貌”来概括，但刘勰指的是“比”的特点，这也是毛公兴体被视为比体的原因之一。但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类兴体中与比体相近的一部分诗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兴句和应句之间的类比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曲折引申，一看即能明白其思维或感觉的联系点，而且没有歧义。另一部分兴体与此不同，其区别于比体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兴句和应句之间虽然能找到可相比拟的某一点意念，但兴句取象和兴起之义之间没有确定的形态可以比较，只有感觉的照应；二是从文本来看，兴句和应句之间没有直接的思理联系或句意联系，兴义不是明白易见的，往往引起歧解。这两个特征可以对刘勰所说“比显而兴隐”的“隐”字做出部分的阐释。
第二类是从兴句所取之象的性质着想：有些兴体比较含蓄，如《邶风·凯风》：“兴也。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者。”（《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长养下当更有‘棘难长养’四字”）由于此诗本文是写“母氏劳苦”，二者类比关系比较易见，但毛公以之为兴，显然是取凯风和暖、养育棘木的性质，使人联想母爱的温暖，这一层意思却是在文本之外的。《邶风·雄雉》：“兴也。雄雉见雌雉飞，而鼓其翼泄泄然。”诗意只是写“我”对远道君子的思念，故毛传取雄雉追求雌雉的性质为兴，点出思者与行者的关系。《唐风·鸨羽》：“兴也。鸨之性不树止。”诗的本文为哀叹王事没有休止，不能赡养父母。毛意为鸨不能在树上栖止的天性兴行役者的不得休息。《曹风·蜉蝣》：“兴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毛意取蜉蝣生命短促又有羽衣装饰的两个特点为兴，点出“心之忧矣，于我归处”的内涵。《曹风·鸤鸠》：“兴也。鸤鸠之养其子，朝从上下，莫从下上，平均如一。”以鸤鸠的这种习性兴起“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小雅·鹿鸣》：“兴也。鹿得苹，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以上几首，连对毛传和朱传所标兴体最挑剔的姚际恒也都认为是兴体。其原因当在于这几首诗的本文都很容易理解，但与兴句取象的关系却不能一目了然。所以毛传注释的重点都在所取之象的性质特点，以使读者了解兴句取象和下文本义的内在联系。虽然这种联系都有类比关系，却因兴句取象性质的不明确而变得隐约含蓄。
从性质着想的兴体也有喻义很明显的，但主要不是因为兴句取象性质的明确，而是依靠应句文本的明确交代。如《周南·麟之趾》：“兴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由于应句明言公子“振振”，点出麟之性质在“信而应礼”，则二者联系在于信厚的品性这一点就容易明白。又如毛公在《小雅·伐木》首二句标明“兴也”之后又在“求其友声”后注：“君子虽迁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鸟鸣呼友与人之求友的类比性质是应句的本义明文交代的。鸟迁于乔木和君子迁于高位的比拟关系则是注者赋予的联想。又如《小雅·巷伯》：“兴也。萋，斐，文章相错也。贝锦，锦文也。”如果没有应句的“彼谮人兮，亦已大甚”，首二句“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只是说织成文采美丽的锦而已。由于应句明白指斥谗人，才使人联想到谗言的罗织性质与此类似。贝锦在后世诗歌里已成为常用的比喻，所以姚际恒视为“比而赋”。但在这首诗里，兴句和应句之间不是直接比喻，还隔着一个引发联想的环节，所以毛公以之为兴。类似的例子还有《小雅·青蝇》：“兴也，营营，往来貌。樊，藩也。”青蝇在后世诗歌里也是常用的比喻，取其点白为黑比喻谗人。但这首诗里写青蝇止于藩、棘、榛，所取性质不明确。虽然从应句“无信谗言”可知其兴义，但与取象如何联系，也有歧见。胡承珙认为青蝇逐臭，“毛意但以此为青蝇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后营营者渐至于迫近，以兴谗人卑贱之流所处污下，必信谗者有隙可乘，而后能用其交构，故首戒以‘无信谗言’也”（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1149。）。且不论胡解是否切合毛意，仅从此说的曲折，就可看出，毛的注解也是可以引起对青蝇取象的多种联想的，所以标为兴体。《小雅·角弓》：“兴也。騂騂，调利也。不善绁擎巧用则翩然而反。”应句“兄弟昏姻，无胥远矣”意思虽然明白，但是仅从兴句“翩然反矣”还是看不出其间关系的。毛公点出二者的联系在不善调利的共同性质，这一联系比较深隐，所以为兴。《小雅·瞻彼洛矣》首二句“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毛传标为兴，看似一般的以景起兴，但他特意注明：“洛，宗周溉浸水也。”恐怕主要取其为灌溉浸润宗周土地之水的这一性质，以引起对下文中“福禄如茨”的“君子”福泽“万年”的联想。
总之，这一类从兴句取象性质着想的兴体，无论其类比关系是否明显，共同的特点都是取象性质不明确或不固定，或与应句的意义联系不直接。即使是应句明确交代出类比关系的诗例，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要经过一个转折，从而产生言外之意；或者通过读者不同的理解，从取象性质的不同方面去找到联系点，这样就难免产生歧见。当然，这也是“兴隐”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是从兴句和应句的逻辑事理联系着想，这类兴体不多。如《鄘风·墙有茨》：“兴也。墙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伤墙也。”胡承珙申发毛意说：“传言墙以防非常，宜于坚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兴中冓宜于肃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则恐伤于墙之坚，犹欲道之，则恐扬其国之恶耳。兴意深隐。”（注：胡承珙：《毛诗后笺》页235。）此解应合毛意，而较曲折，所以为兴。而姚际恒的解释非常直接：“茨，所以覆墙也，言墙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为凿论也。”（注：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四，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页101。）如按姚解，二者在“本不可”的事理上类比，是可以视为“比而赋”的。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比和兴的差别与对诗意的理解不同有关。《秦风·黄鸟》：“兴也……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毛公在黄鸟随时往来的情景和人得寿终之间找到一种逻辑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得其所”，而反照出三良殉葬的不得其所，则在言外，所以是兴体。《小雅·杕杜》：“兴也。杕杜犹得其时蕃滋，役夫劳苦，不得尽其天性。”兴句和应句之间事理逻辑的对照关系与《黄鸟》相同，而且毛公对这两首诗的解释语言还使用了像《诗经》本文那样常用的逻辑和句法的相因关系，以突出上下句相因为兴的特征。《唐风·有杕之杜》：“兴也。道左之阳，人所宜休息也。”因为应句是希望君子来“适我”，来“饮食”的意思，毛传也是在“宜休息”于其旁这一道理上找到二者的关联。《小雅·菀柳》与此类似，毛传只说“兴也”，但首二句柳枯不能为荫的状况和“上帝甚蹈”不能接近的状况显然也有事理上的相似之处。《小雅·鹤鸣》：“兴也。皋，泽也。言身隐而名著也。”“或在于渚”后注：“良鱼在渊，小鱼在渚。”“其下维萚”后说：“何乐于彼园之观乎？萚，落也，尚有树檀而下其萚。”“可以为错”后注：“举贤用滞，则可以治国。”此解为后世许多学者认同，姚际恒用此说而直以为比。毛传之所以视为兴，当因此诗四层兴象连环相扣，应句又不明显，兴义落到何处要读者自己体味。
这类从事理逻辑着想的兴体，兴句和应句之间的联系依靠读者的思考，除了《墙有茨》以外，其逻辑和事理的对应关系往往从字面上看不出来，需要解释者自己去发掘其相因成兴的内在逻辑。再根据自己发现的逻辑或事理来体会文本的言外之意。
刘勰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比兴》页601。），认为比兴的性质分别为说明道理和兴起感情，而譬喻的方式大体相同。如果从比和兴的功能来看，比和兴分别偏重于理和情是大致不错的。而从毛公所标的兴句和应句有内在联系的这部分兴体来看，由于兴句和应句之间的类比关系，与比体的比象和比义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从状貌、性质以及事理逻辑上着想，类比的原理相似。这就是这类兴体与比不易区别的根本原因，所以刘勰说兴是“环譬”也有道理。而毛公所标的这类兴体，虽然有一部分喻义明显，也未尝不可视为比或“兴而比”，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具备明显区别于比体的基本特征。比喻的象与义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状貌、性质还是事理逻辑上，只有一层直接明确的类比，不容作其他的联想和深入的发掘，虽然可以因为类比的贴切而获得极其警策或精彩的艺术效果，却没有体会言外之意的兴味。而兴体不以类比的贴切警策取胜，而往往以兴句和应句之间或模糊、或曲折、或间接的联系引人联想，有较为隐微丰富的意蕴可以体味。从以上诗例的分析来看，兴体较为隐约的特征可以表现在兴句取象、应句取义以及二者之间联系这三个环节的任何一个方面。毛公以其具体的标示和注释展现了这几类兴体形形色色的丰富表现，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三
毛公所标兴体中还有将近五十首的兴义都落在政教、伦理和史事上，与文本原意不全相合，多数有穿凿附会之嫌。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毛公把这些诗标为兴体的理由，就会发现他的思路和上文所说第二部分兴体的标示其实是一致的。只是他过分强调了兴体的兴句和应句之间的联系比较间接曲折的特点，对应句本文作出了符合儒家教义的解释。这部分诗我们也可以按其联系的思路分四类来看：
第一类是从兴句取象的物类状貌推求应句的兴义：如《召南·江有汜》：“兴也。决复入为汜。”在“其后也悔”后注：“嫡能自悔也。”从汜之字义指水决出江流复又归入江水的状况，推想应句之意为嫡与媵妾的关系。后代注家多从此发挥。《邶风·绿衣》：“兴也，绿，间色。黄，正色。”“绿衣黄裳”后：“上曰衣，下曰裳。”“绿兮丝兮”二句后：“绿，末也。丝，本也。”把这些注解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毛意认为“绿衣黄里”，“绿衣黄裳”都是兴上下、本末、正侧颠倒的关系。这与小序所说“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相应。《唐风·椒聊》首二句标“兴也”，末章“远条且”后说：“言声之远闻也。”认为以椒树之远枝兴声誉之远闻，主要是借“馨”可通“声”字这一转折，将椒树的馨香曲解成声闻。这类附会主要因为应句非常简单，或意思不太明确，所以毛传从兴句取象的形貌字义去推求其深层兴义。此外释《小雅·大东》把“周道如砥”“如矢”说成是“贡赋平均”“赏罚不偏”；《小雅·隰桑》首二句“有阿”“有难”的“美盛”之貌解释成“有以利人”，也都是标示兴义过于求深，与本文明显不合的例子。
还有一些兴体应句本义比较明确，便从兴句取象的状貌中找出与本义相合的特点，如《邶风·北门》：“兴也，北门背明向阴。”毛传对北门的坐向特别加以说明，显然认为应句中贫士不堪“王事”“政事”重负又遭“室人”责备的怨叹，也是一种阴暗的现象，所以与北门的兴象之间有一种感觉的照应。此说虽嫌穿凿，尚不失为一解。但为郑笺顺理成章地发挥为“已仕于闇君，犹行而出北门”，便有附会之嫌了。《卫风·芄兰》首句注：“兴也，芄兰，草也。君子之德当柔润温良。”次句注：“人君治成人之事，虽童子犹佩觽，早成其德。”毛公取芄兰形貌的柔弱，不是与童子的幼弱相联系，而是从下文“童子佩觽”乃成人之事，想到此诗是咏人君早成其德。于是认为芄兰是兴柔润温良之德。《唐风·采苓》本文是怨恨别人造谣的。毛传谓首二句兴句：“苓，大苦也。首阳，山名也。采苓，细事也。首阳幽僻也。细事，喻小行也。幽僻，喻无征也。”从首阳山地处幽僻，采苓事小引申出与造谣相合的兴义，实在穿凿。更有些兴体是兴句和应句的意思都出自毛公曲解，如《唐风·葛生》：“兴也。葛生延而蒙楚，蔹生蔓于野，喻妇人外成于他家。”此诗悼亡之意甚明，葛蔓写墓地景象，只是以景兴情，毛赋予妇人外嫁的兴义，与本文显然不合。《小雅·采芑》：“兴也。芑，菜也。田一岁曰葘，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后用之。”则是从采芑之田为“新田”引申出与“新美”相因为兴的关系。但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的意思也是毛公从本文引申的，两层引申，离原意就更远了。还有的是兴句和应句意思都很明白，但出于对某些特定意象的传统理解，而造成附会，如《齐风·东方之日》：“兴也，日出东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在我闼兮”后注：“月盛于东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诗意只是写白天夜晚美人都在自己房内。但毛认为日月出于东方这样辉煌的景象只能喻君德之明盛，相比之下，倒是小序所说“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多少还看到了本文中男女欢爱的一点意思。
但在这类兴义与政教史事有关联的兴体中，毛公也有一些合理的联想。如《邶风·旄丘》：“兴也，前高后下曰旄丘。诸侯以国相连属，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此诗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背景为黎国被赤狄所占，黎国君臣逃奔卫国，求晋援助，晋迟迟不肯发兵，黎人因作此诗。因此毛认为丘上之葛蔓延的状貌兴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有道理的。《卫风·淇奥》：“兴也……绿，王刍也，竹，萹竹也。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此解主要从全诗对君子品貌道德的赞美得来，坐实为咏卫武公，或嫌穿凿，但释绿与竹为水旁岸边可食之菜，已为后人证实。所以毛意不是以绿竹的挺拔茂盛兴武公的美德，而只是以卫国淇水边的植物引出卫国的君子。《邶风·终风》释“终日风为终风，暴，疾也，笑，侮之也”，认为是兴“人无子道以来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悠悠我思”句后），与今人多认为兴夫妇不和的看法不同，而与诗小序的提示接近。但以终风兴脾气的暴虐，还是正确的。《王风·葛藟》毛传认为葛藟的绵长不绝貌兴“兄弟之道”，也是合乎文本的联想，但在“谓他人母”后注“王又无母恩”，则把这首诗看成了讽王寡恩之作。《齐风·南山》一般都认为是讽刺齐国文姜与齐襄公乱伦。毛传认为开头南山兴“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随，绥绥然无别，失阴阳之匹”，与诗本事也大体相合。当然，这类诗里也有毛传的释意被后人再加引申而造成附会的，比如《齐风·甫田》，毛只是解释甫田为什么“维莠骄骄”：“兴也，甫，大也，大田过度，而无人功，终不能获。”但诗序说是刺襄公“无礼义而求大功”，朱熹认为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改为比体，引申得更远了。
第二类是从事理着想。如第二部分所论，这类兴体的特点是：兴句和应句之间的逻辑事理联系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发掘。但是在明显附会的兴体中，毛公往往不顾应句的本义，而是仅仅从兴句本身去发掘其事理。如《魏风·园有桃》：“兴也。‘园有桃，其实之殽’。国有民，得其力。”毛传撇开应句本文，从兴句的“有”字中发掘出上下相因的逻辑关系。与此类似的还有《唐风·山有枢》：“兴也。国君有财货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财。”而应句的本文是说人死后就不能有生前之享受。《秦风·蒹葭》：“兴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也是从白露结霜本身的事理着想，绎出“待……然后……成”的逻辑关系，再用来解释全诗。《郑风·山有扶苏》：认为“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并解下文的“狡童”是昭公。联系《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兴句来看，兴象是类似的，所以毛传说此诗“兴也。宜以戒不宜也”。显然两首诗的兴句毛意都认为是以各得其宜的植物兴“宜以戒不宜”的关系。这种上下相因的逻辑是从兴句自身找出来的。与两首诗的本文无关。《小雅·沔水》：“兴也，沔，水流满也，水犹有所朝宗。”虽然“朝宗于海”是兴句的本文，但“犹有所”的逻辑是为了引出诸侯无所朝宗的逻辑关系。然而本文只是嗟叹父母兄弟，呼吁友人莫要信谗，没有诸侯朝宗的意思。于是毛传便在各章作了许多注释：“邦人诸友，谓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师者，诸侯之父母也。”（诗里并没有“京师”二字）“其流汤汤”：“言放纵无所入也。”“念彼不蹟”：“不循道也。”“谗言其兴”：“疾王不能察谗也。”把兴句的逻辑强加给全诗了。《小雅·黄鸟》：“兴也，黄鸟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毛公认为兴句“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是违反其天性的，由此逻辑引申出应句“不可与明”是“不可与明夫妇之道”，亦与文本之意明显不合。《小雅·小宛》有六章。诗意复杂，四章起兴不同，毛传仅在首二句标兴体。认为“宛彼鸣鸠，翰飞唳天”兴“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注：胡承珙指出此解来自《庄子》。胡承珙说：“《庄子》言鸴鸠‘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尤与毛传取兴‘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者意义为合。”《毛诗后笺》页993。）然而应句只是说怀念“先人”的忧伤，可见毛传是脱离了应句的文本去寻找“鸠”之事理的。《小雅·谷风》：“兴也。风雨相感，朋友相须。”又在“维风及颓”后注：“颓，风之焚轮者也。风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须而成。”毛在大风抟摇而上的情状中找出了“相扶而上”的事理，于是风雨的“相感”和朋友“相须”形成相因为兴的逻辑关系。解这一类诗的思路极其相似，都是不顾应句文本的原意，把自己从兴句中找出来的事理或逻辑硬加在应句上，违背了这种内在联系必须与兴句和应句的文本都相符的原则。
第三类是从兴句中人物的动作或景物的动态着想。如说《周南·卷耳》是“忧者之兴”，“嗟我怀人”后注：“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以置筐于道的动作与“置”于列位相比附，此解亦见于《左传》。《召南·草虫》：“兴也。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胡承珙认为郑笺云“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申明毛传“其义当矣”。（注：《毛诗后笺》页73。）可见毛公是在阜螽和草虫相随的动作中找了“随从”君子的兴义。《邶风·匏有苦叶》：毛传认为此诗意在刺卫夫人和宣公之淫，不顾礼义：“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无以自济也。”在济水的动作中找到以礼义“自济”的喻义。《卫风·竹竿》：“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以“钓以得”喻“待礼”而成，联系点在“待”的动作上。《王风·兔爰》：“兴也。爰爰，缓意，鸟网为罗，言为政有缓有急，用心之不均。”从兔行缓、鸟投罗的动作引出为政的缓急不均。《秦风·晨风》：“兴也。先君招贤人，贤人往之，驶疾如晨风之飞入北林。”以晨风快飞喻贤人急应先君之招。其余如注《小雅·绵蛮》：“鸟止于阿，人止于仁。”《大雅·卷阿》：“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其牵强附会都是一望而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动作和动态着想的兴体，其应句文本与兴句中绎出来的兴义的差距也很大，这一点与第二类相似。此外在本文前两部分所论的兴体中，几乎没有从这类角度着想的诗例，说明循此思路，最易造成附会。如果说像第二第三类这样从兴句本身的事理和动作动态着想的兴体，也包含在刘勰所说的“依微以拟议”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完全是为了拟议而从兴句取象中寻找微义，而且这类兴体也完全没有刘勰所说的“起情”作用了。由此可见，脱离应句文本，单方面从兴句寻求兴义，是判断兴体的错误思路。
第四类是以整首诗附会某事或某人。如说《郑风·萚兮》是“人臣待君倡而后和”；《豳风·鸱鴞》之义是“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稚子”即“成王也”；《豳风·九罭》中“衮衣绣裳”者指周公；《豳风·狼跋》说“公孙”是“成王也，豳公之孙也”；《小雅·小弁》背景为“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说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咎，将杀之”；《小雅·鸳鸯》兴“太平之时，交于万物有道，取之以时，于其飞，乃毕掩而罗之”等等。这类附会是把全诗当成了一个比喻。或许毛公之时尚有史料或传说的依据，事实上毛传中也确有几首诗的解释是沿用春秋以来的传统看法，可见于《左传》的记载（这一点已有当代学者指出）。但应句本文意义不明确也是附会的原因。
通过以上三部分的辨析，可以看出：毛公在标示兴体时大体上是把握了几条标准的。从形式上看：1.兴都在开头，绝大多数是首章的首二句，偶有首句或首三句，或中间章节的首二句；2.兴句绝大多数都取象于虫鱼鸟兽等动物及花草树木禾稼等植物、其次是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山水、泉泽，偶有建筑、服饰、器具。也就是说，兴主要由生活中常见的各类物象引发。3.兴句后面必有应句。从思理上看：1.应句所咏的情绪由兴句取象的场合、时节、气氛所触发，即景即事起兴属于此类；2.兴句和应句在句法逻辑上有相因或对应的关系；3.兴句和应句之间可以在状貌、性质、事理逻辑上找到内在的联系或类比的关系，如果类比关系是表层的，具有明显的思理连接点，就接近于比喻。而更多的兴体在兴句取象和应句文本之间没有直接的思理联系：或需要经过一层或更多的转折；或兴句取象与应句本文没有明确的形态可以类比，只有感觉的照应；或兴句取象的性质事理不明确；或应句文本意义不明确，这些情况都可以造成兴体隐微的艺术效果，引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但是兴句和应句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容易造成附会，附会的方法虽多，基本原理则在于割裂兴句和应句之间的联系，或单方面从兴句取象的事理特别是动作动态方面曲求其意，或以教义和史事附会意义不明确或过于简单的应句文本。或许也可以说，毛传的附会正是利用了他对兴体特征的这种把握。
毛公标示的兴义虽然将近一半令人不能信凭，部分标示也存在着赋与兴、兴与比之间的含混不清，以及前人所指出的漏标兴体的问题。但其判断兴体的标准可以说是抓住了兴体最重要的特征。他对兴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不但看到了多数兴体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模糊联系，而且标出了二十多首即事即景、以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因而在实践上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兴体的基本思路。在《诗经》解读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毛公的标示，追溯兴体理念形成的源头，对于深入研究《诗经》比兴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是有启示的。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总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