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198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远超过以往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速度。在这一遽速的变迁中，人类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显然已成为今天最迫切的问题。

这四十年间，世界的变动既广且深。限于篇幅，本文只想提出两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人类的动向：第一是科学与技术的空前成就，第二是人民大众的普遍觉醒。毫无疑义，这两点都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文化意义，然而也同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一

科学与技术在最近四十年中的出色表现，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必详述。凭借科技之力，人类已登陆月球，进入太空，初步摆脱了地球的限制。两千年前的阿基米德（Archmedes）想在地球之外寻找一个立足点而终无术以致之。这个立足点如今已由现代的科技（即“科学的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下同）提供了。再就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冲击而言，如原子能的应用、自动化、电脑的普及之类，不但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将影响到社会的结构和人际的关系。科技对于工业发展和促进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尤其息息相关，所以在一般用法中，“现代化”几乎和“发展或采用最新的科技”成为同义语了。

今后的人类社会将愈来愈依赖科技，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趋势。从正面来看，科技确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和希望，三百年来无数的人歌颂科学的发展、赞美技术的进步，都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今天如果仍有人想抗拒科技、排斥科学，其人必属疯狂一流。伊朗的霍梅尼虽代表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派对现代化的一种强烈抗拒与反动，但他也不敢与现代科技正面为敌。六十年前甘地运用印度文化和民族的力量来对抗英国，功绩甚大，然而他所提倡的以手工纺织来对抗机器纺织最后却是彻底失败的。所以我们今后的经济生活必须一心一意地走向科技化，此外更无他途。

我们完全肯定了科技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之后，进一步便要反省科技给我们所带来的困扰。我们常常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中读到关于鼓吹科技发展的言论，特别是许多参与经济设计的人在这一方面的积极意见。纯从经济发展的观点说，这些言论自然是适当而正确的。中国的前途主要确系于尖端科技的引进和生根。但是如果从更全面、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社会究竟怎样消化科技，才能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由于西方社会早已深切地感受到科技的负面作用，一般人民和知识界都转而采取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了。一般西方人民强烈地反对现代毁灭性的武器竞赛固不在话下，他们对原子能工业、危险的化学工业也怀有普遍的恐惧和敌意。最近印度伤亡数千人的大悲剧更给这种恐惧和敌意提供了一个最坚强的证据。至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所发生的焦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章电视上读到或听到。相形之下，中国人对科技已经和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仍缺乏较为深刻的认识。

西方知识界对科技的怀疑却更为深刻，也更为根本。这是一个必须专著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此处只能提出一两个主要论点来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对科技问题进行深度反省的是海德格尔。海氏首先把科学和科技分开，否认科技只是“实用科学”之说，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科学要求对自然界作纯客观的了解，科技则把自然界看作资源而加以利用。科技虽不能不依靠科学研究的成果，但科技与科学毕竟各代表一种思路、一种态度。

而照海氏的看法，实际上支配着现代西方人的是科技观点，而不是科学观点。科技观点具有全面的宰制性格：外则宰制天地万物，内则宰制社会和人本身。其结果是把天地万物和人本身都化为宰制的对象而丧失其本性。依海氏的看法，西方科技所带来的危机即在这一根本态度，而这一根本态度则集中地表现在西方传统的“形上学”之中。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克服形上学”，其故即在此。海氏的思想颇以费解著称，但是若从他的时代关怀着眼，也未尝不能找到理解的线索。科技问题即是线索之一。

另一对科技提出严重批评的思想流派是德国的“抵制理论”。这些理论家的看法在细节上虽互有出入，但大体上都从“工具理性”的观点对现代科技施以猛烈的攻击。科技并非真正中立性的。科技不但将自然化为利用与控制的对象，同时也使占有并操纵科技的少数人把多数人当作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以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而言，拥有科技优势的国家则将多数落后地区视为利用与控制的对象。尤其严重的是工具理性泛滥的结果，几乎使人完全失去了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的思考能力。许多人都不免要从科技观点来看问题，甚至把一切人生与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这种批评和海德格尔之批评现代人的“不思不想”是息息相通的。

海德格尔曾主张以诗艺济科技之穷。其说是否可行是另一问题，但由此可见他的基本用心是想用人文学术来平衡科技的偏向。这一点大致已成为现代的共识，虽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最近特别鼓励大学通识教育课本的撰写，并且提倡大学生研究西方古典学术（希腊、拉丁文学），都多少反映了西方社会在科技宰制下的危机感。

二十年来，经济的发展已使台湾进入了科技时代，但西方现代文化不平衡的危机也相随而来。不但如此，这一危机在中国比西方似乎还更来得严重。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虽然在声势上比不上自然科学和科技，但是人文学术各方面的传统尚未中断，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不仅流派众多，而且各有数百年以上的渊源。在这样丰富的基础之上，人文学术的推陈出新是较易见效的。相形之下，中国的经、史、子、集的旧传统今天几已荡然无存，而西方的人文学术迄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在中国生根。如何发展人文研究以适应因现代科技而引起的社会变迁，确是中国学术思想界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基本科学的研究更重于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已为有识之士所共许。科学与科技大体上确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科学与科技的后面虽隐然有两种不同的精神在支配着，但是如果基本科学的研究方面不能有所突破，则科技的发展终究是有限度的。科学的出发点与科技不同，并不在追求实用，可以说根本与“用”无关。但是基本科学的研究一旦获得真知识以后，往往自然会引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实际效用来。甚至有些科技的发明，也并非起于实用的要求。

科学史告诉我们，表的发明最初也是起于科学实验的“理论上的”需要，后来才成为日常生活上的用品。可见专讲实用，其效果反而不及追求无用的知识。这也许合乎庄子所谓“无用之用”吧！人文学术比起自然科学来，距离实用更远，因此更属于“无用之用”的范围。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只有自然科学与现代科技而完全没有人文学术的社会。即使有这样一个社会出现，我们也无法想象人可以在这种完全失去了精神平衡的状态下生活下去。

二

现在我们要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即第二次大战以后，人民大众的普遍觉醒。人民大众的觉醒在欧美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不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但是，以全世界而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西方的旧殖民主义，亚洲和非洲许多被压迫的民族都获得了独立。近几十年来，这些地区的“新国家”（new states）的出现一直是政治学家（如Samuel P. Huntington）、社会学家（如Edward Shils）、人类学家（如Clifford Geertz）注视和研究的对象。在民族独立和新国家建立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大众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因此，他们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他们已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被动地位，而或多或少地成为政治、社会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了。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人民大众的觉醒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般人民的政治社会意识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民权运动的进展便是明证。今天美国社会上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和妇女的人权保障，显然比50年代已有大幅度的提高。自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以来，“人权”这一观念已进入世界各地人民的心中。诚然，“人权”这个名词起源于西方文化，但是其他各大文化中也仍然可以找到类似“人权”的意识，不过不及“人权”明确而已。

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人权现在已成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的重要价值之一了，各国人民不断地在要求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人权运动，正是人民大众普遍觉醒的必然归趋。

但是人权意识的普遍兴起尚不过是人民觉醒的一个方面，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心所在。更值得重视的是人民的普遍觉醒也表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便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术思想界所热烈争辩的所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问题。我在前面所说人民大众的觉醒也带来了困惑，主要便是指这个问题而言的。

在现代社会中人民既已普遍觉醒，他们不但有权利要求在政治上一人一票，同样也有权利创造并欣赏适合自己口味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这一层实在已没有争论的余地。但是问题发生在“大众文化”本来是相对于“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而来的观念。在我们肯定了“大众文化”的价值之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高级文化”呢？

西方学者最初用“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名词时，确含有一种轻视、贬斥的意味。但是最近二十年来一般学术界的态度几乎有了180度的转变。不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注重“大众文化”，历史学家也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对象。相反地，高级文化却遭到了普遍的冷落，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它是属于有知识和教养的少数人的。由此可见，文化的概念在最近几十年间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一向把上层文化当作文化传统的主流。因此一提到西方文化，我们心中便浮起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哲学和文学、中古的神学、近代的科学之类。一提到中国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儒、释、道以及礼乐诗书之类。难道几千年来一直在各大文化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经典作品完全是虚幻的吗？难道历史上许多创教立说的圣哲都只能代表少数上层人士的思想，而和社会大众的愿望完全无关，甚至相反的吗？

这些大问题此处自然无法深入讨论。我们只能说，以各大宗教、哲学或伦理系统代表各民族的思想主流大致上还是能够成立的，今天尚无充足的论据加以推翻。不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家如韦伯、历史学家如汤因比持此看法，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学人也仍然在这个共同认识之上讨论文化的问题。甚至强调文化有上层与下层之别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两层文化不是截然分成两橛的。相反地，二者之间是相互沟通、彼此影响的。

最近伯克在一部研究早期欧洲民间文化的专著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中，曾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在1500年前后，欧洲所谓“民间文化”并不限于下层人民，上层贵族也同样是积极参与者。最显著的例子是嘉年华节（carnival）。

这是一个全民同欢的节日，贵族、僧侣也无不加入。所以16世纪的欧洲上层阶级有两个文化：一是与下层阶级共有的民间文化，一是由学校中得来的希腊、拉丁古典文化，但下层人民则只有一个文化，即民间文化而已。

至于这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那更是十分自然的事，其例甚多。以意大利言，但丁的诗便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仿效改写的范本。上层文化之吸收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其例尤多。17世纪匈牙利一首最著名的史诗The Sziget Disaster便是融合两个文化传统而成。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的两个文化才逐渐分开了，这主要是上层阶级由于种种原因，从民间文化中撤退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同，虽有士大夫文化和民间文化之分，但更有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儒、释、道文化。以儒家而言，其性质与古代希腊的思辨哲学不同，其中的道理并不是一家一人的私说，而是中国古代民族生活体验的总结。一般不识字的人当然不能读“五经”、“四书”，但孝悌忠信等做人的道理他们比起士大夫来也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不仅中国的儒家如此，西方的基督教又何尝不是笼罩一切社会阶层的文化力量。所以，陆象山才说：“不识一字，也可堂堂地做一个人。”而马丁·路德也说：“不识字的农民比神学博士还要更懂得上帝。”

以上的简单讨论，只在说明一项事实，即现在有些人把所谓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截然划分为两种不相涉，甚至相对立的东西，显然是太偏颇了。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很概括笼统的名词，如果细加分析，不但高级文化（即文化主流，亦可称“大传统”）永远随时代而改变，即使在同一时代之内，专家之间也存在着理解或解释的分歧。“大众文化”（亦可称“小传统”）也是如此。它不但变迁的速度更快，其内容则更是五花八门，未可一言以尽。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虽不能完全避免冲突，但毕竟是似相反而实相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因大众传播（如电视）的突飞猛进，大众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社会学家在十年前的估计，美国真正有机会受高级文化陶冶的人大概不会超过50万人，但通过电视等节目以接受大众文化的人则每天至少有4000万人。这个比例，今天也许还没有重大的改变。

过去二三十年间，西方的大众文化曾受到守旧派和激烈派的两面批评。守旧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流行，毁灭了高级文化。这种“毁灭”有两个方面：一是把高级文化（如莎士比亚剧本）加以通俗化使神奇变为腐朽；一是大众文化的庸俗性格使观赏者逐渐失去创造高级文化的才能。激烈派则以为大众文化纯以娱乐为主，是一种麻醉的力量，使受压迫的人丧失反抗的精神。但两派对大众文化的病源的诊断却不谋而合，即大众传播的企业纯从利润（如电视广告）的观点出发，只知如何取悦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文化的后果。

这种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但对所谓大众文化未免一笔抹杀，稍欠公允。四十年来人民既已普遍觉醒，则大众文化的兴起自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何况大众文化也具有健康的成分呢！现代的大众文化以娱乐性、消闲性为其主要特色，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高度紧张而步调快速的工商业社会里，正当的娱乐和消遣是具有正面文化的意义的。

在适当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的意义之后，我们不能不指出，高级文化在今天确已面临门庭冷落的危机。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则不能寄希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这一点以自然科学为例比较容易讲得清楚。

物理学上的真理诚能取决于少数物理学家的判断，不但人民大众没有发言的资格，隔行的专家也同样不能轻置可否。但是物理学上的真理，一旦验证之后，它绝不仅属于少数物理学家，更不是上层阶级的专用品，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文化财产了。不仅自然真理如此，人文真理也是如此。宗教与道德（即善的问题）或文学与艺术（即美的问题）同样有判断的高下存乎其间。道德问题好像是人人都可以发言。《中庸》也说：“君子之道，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夫妇之愚”的“知”和“圣人”的“知”究竟有高下之分。

又如“美”的判断问题，有严格训练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必然比一般人深刻得多、高明得多。所不同者，在“真”的问题上，由于逻辑推理具有强迫性，一般人不能不承认科学家的结论。但是在“善”与“美”的领域内，专家的判断并不以逻辑推理为主，他同时还得诉诸人的“同情”与“共感”。这种“同情”与“共感”虽为人人所具有，但是若不经过修养和体验的功夫却无从充分发展出来。

所以王阳明说他的“良知”两字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康德论美感判断，也强调哲学家的真知灼见不易为一般人所共喻。总之，在人文、艺术、道德等领域内，即使同为专家，其间高下之分也有未可以道里计者；“曲高和寡”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自然科学家亦未尝不然）。大众文化可以为高级文化提供源头活水，但不能直接有助于高级文化的发展与提升。

文化和教育一样，有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不容偏废。大众文化因为和现代商业社会的利润已打成一片，我们只担心它的品质是否会不断提高，而不必忧虑它会衰落。对比之下，高级文化的情况则远不如此乐观。这里所说“高级文化”当然是以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人文领域为限，自然科学并不包括在内。其理由很简单：自然科学是科技的源头，具有无限的实用潜能，这一点已逐渐为大家所认识。因此今天无论是哪一种社会，都肯在基本科学研究上面投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但是在人文领域内，多数社会却不大能了解高级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

美国最近几年来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偏向所可能带来的文化危机。上面已提及，“国家人文基金会”颇鼓励西方古典（希腊、拉丁）的研究、各国经典作品的翻译，以及通识教育课本的编写等。而若干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学也在加强人文教育的课程。高级文化的研究是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这一点至少美国政府和教育界中的有识之士已深刻地感觉到了。但是仅仅政府与教育界的倡导尚不足以扭转整个文化趋势。整个社会的新的文化自觉才是关键之所在。如果家长仍然专从狭隘的功利观点来左右子女的求学方向（如学医或电脑），则文化远景还是相当黯淡的。

中国高级文化的发展则更使人忧虑。以台湾地区而言，大众文化虽颇有步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商业化、庸俗化的后尘之势，但至少还有大众文化可言。高级文化则不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已淹没在几十年来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潮流之中。而西方的高级文化却又始终未能在台湾生根。一般地说，台湾社会上的政治意识远比文化意识为强烈，而且政治意识几乎完全掩盖了文化意识。这并不是一种十分健康的现象。文化建设既不可能走“复古”的路，也不可能尽弃故我而“全盘西化”，如何择善而取以创造新的高级文化？是值得有识之士深思的。

我们在上面检讨了四十年来人类社会变迁中的两个主要动向及其适应之道。我们的结论则指向同一焦点，即人文研究确是今天的当务之急。但兹事体大，绝非少数人所能为力，而必有待于全社会的新觉醒。不但西方已面临文化危机，中国的文化危机更是严重得多。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也不是知识分子的迂阔之见。上面的讨论事实上是综合了西方许多学人的文化观察而获得的。但是文化危机虽然已很明显，简单的解决之道却并不存在。本文的目的只在提出这一迫切的问题，以供有心人参考而已。

（《中央日报》1974年3月1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