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毗国

与马八儿有关的宋元明时代南印度地名中还有一个“南毗国”。探寻汉文史料中有关“南毗”的记载，也成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南毗国最早见于宋末赵汝适的《诸蕃志》。在明代“南毗”常写作“南毘”、“毘”为“毗”之异体字。某些明代史籍中，“毘”写作“昆”。多数学者认识到“南昆”只不过是抄写笔误所致。但仍有少数学者不作考订。如余思黎校注之罗日炯的《咸宾录》（注：中华书局点校本，见第150页。）、郑鹤声、郑一钧之《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注：齐鲁书社，1983年，卷2（1），第797—811页。）等均沿用误写之“南昆”。

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在其《〈诸蕃志〉译注》中认为南毗国应为印度之马拉巴尔（Malabar）。（注：Friedrich Hirth and W.W.Rockhill，Zhao Rug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rab Trade in the 12th-13thCenturies，entitled Zhu Fan Zhi，St.Petersburg，1911.）有些学者以为，南毗应为汉语对婆罗门的Nair或Namburi的译音。伯希和认为此说较可接受。冯承钧在注释《诸蕃志》时，介绍了其说。（注：《〈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30—31页注1。）多数学者接受了柔克义、夏德和伯希和之说，只要史籍中出现“南毗”的名称，便总是以上述国外名家的意见注释之。（注：例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见第95页注2，第99页注4；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见第62页；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见第990、1004页；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5年。）

南毗国的名称在《诸蕃志》中出现过多次。

在“蓝无里国、细兰国”条中，作者说“蓝无里国（今苏门答腊西北角）……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管下细兰国”。（注：冯承钧校注本。）可见宋末时，南毗在南印度的势力渡海可达今斯里兰卡之地。

在“南毗国、故临国”条中，作者写道：“南毗国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国都号‘蔑阿抹’，唐语曰‘礼司’。”作者说，南毗国最远，少有番舶前往。其国之商贾常与三佛齐的商贩于吉罗达弄之地换货。赵汝适接着描述“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无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每岁自三佛齐、监篾、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

《诸蕃志》所载南毗国的属国有：故临（Quilon）（注：元代称俱蓝（Kollam）。）、胡辣茶（Gujarat）（注：今印度西海岸，近今巴基斯坦边界。）、甘琶逸（Cambay）（注：《郑和航海图》中有坎八叶，即此。其今地位于今印度西海岸坎贝湾（Cambay）之坎八特（Khambat）。）、弼离沙（注：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之Bharuch。）、麻罗华（Malawa）（注：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纳马丹（Namadan）河北之马勒华高地（Malwa Platau）。）、冯牙罗（Manglore）（注：在《郑和航海图》中称为莽葛奴儿。）、麻哩抹（Malabar）（注：唐贡耽之《皇华四达记》中称为“没来国”。）等。

在同书卷下“胡椒”条，作者说：“或曰［胡椒］南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贩之于者婆，来自无离拔也。”（注：冯承钧校注本，第123页。）无离拔即南毗属国麻哩抹（Malabar）。前面提到的南毗属国皆位于今印度西海岸，马八儿亦应如此。由此观之，夏德的意见有一定道理。

但赵汝适的另一些记载却显示南毗应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在“海上杂国”条中，作者叙述“宴陀蛮”之地时说，当地“有井，每岁两次水溢，流入于海。所过沙石经此水浸皆成金。阖山人常祭此井。如铜、铅、铁、锡，用火烧红，取此水沃之，辄变成金。旧传曾有商舶坏，船人扶竹木随浪漂漾至此山。知有圣水，潜以竹筒盛满，乘木筏随浪漂漾至南毗国。以水献南毗国王，试之果验。南毗王遂兴兵，谋奄有其山。船未至间，遭恶风漂回，船人漂至山，尽为山蛮所食”。（注：冯承钧校注本，第70—71页。）宴陀蛮即今安德曼群岛，从上文“宴陀蛮”与南毗间的漂流的记载看来，南毗国如位于马拉巴尔，则漂流至宴陀蛮须绕过印度南端，似不可行，故南毗应在印度东南海岸，与夏德的意见相左。

同书“猫儿睛”条记载“猫儿睛状如母指大，即小石也。莹洁明透，如猫儿眼，故名。出南毗国。国有江曰淡水江，诸流迤汇”。（注：同上书，第130页。）上引《岛夷志略》“大乌爹”条说其国“界西洋之中峰”，并说其国“地产猫儿眼睛”。两书所记当是同一地方。

元代文献对判明元代南毗的地望有重要意义。《大德南海志》有入贡番舶表，其中包括“南毗马八儿国”，即把南毗与马八儿联在一起并提。这使人们联想起上引《诸蕃志》中所提到的南毗国的都城“蔑阿抹”，此名似为Ma’abar之译音。（注：此比定参见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见第157页。）如果将“蔑阿抹”与马八儿的勘同不误，则这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将南毗与马八儿挂钩的史料。同时《南海志》还列出了“南毗马八儿国”的属国，计有：

细蓝。古之师子国，旧译锡兰，即今之斯里兰卡。此国在《诸蕃志》中已列为南毗属国，见上。

伽一。《元史·马八儿传》记载，当元廷使臣杨庭璧抵达马八儿时，马八儿正聚兵于加一之地，欲与俱蓝交战。加一即此咖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作Cail，《郑和航海图》中此地标作翼城。其今地位于印度半岛南端之Tuticorin。

忽里法丹。陈连庆认为，很可能是印度半岛东岸之Musulipatam。（注：见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南毗马八儿的属国还有差里野括（注：《南海志》所列故临属国中有“差里也”，应即此地。）、拨的侄和古打林，均待研究。

另一份有关南毗与马八儿关系的重要史料是《闽泉州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其中记载道“元镇国将军加九锡，充马八儿国宣抚使尤永贤公（……）”于至元十三年归世祖，授虎符招威将军，管军万户（……）十七年入觐（……）授占城、马八儿国宣抚使（……）奉旨招谕，盖南毗也。航海逾年，始至马八儿国，宣上威德，国人风从而靡”。（注：这段重要的史料见于杨钦章所撰《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见第200页。）《族谱》中明确记载，南毗就是马八儿。这位尤永贤奉使时间恰在元灭宋之后，很可能就在杨庭璧首次出使的前后，甚至可能是杨庭璧使团中的一员。

明代有关南毗国的资料主要是郑和航海的资料，这些材料被反复抄录。（注：引述南毗资料的明代文献粗略统计有：黄省曾：《西洋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罗日炯：《咸宾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杨一葵：《裔乘》；茅瑞征：《皇明象胥录》；查继佐：《罪惟录》；郑晓：《皇明四夷考》；《海国广记》；及《明史》卷326等。）在明代史料中，“南毗”皆指柯枝和古里的统治阶级而言。例如在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作者在描述柯枝国时说，其“国人有五等。一等名南毗，与王同类，中有剃头挂线在颈者最为贵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国中财主。四等名革令，专为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贱。木瓜居住俱在海滨，屋檐不得过三尺。着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路遇南毗、哲地，皆俯伏，候过乃起”。同书在记载古里国时又说“其国亦有五等，名回回、南毗、哲地、革令、木瓜。王南毗人，其头目皆回回人。云先王尝与回回言：‘誓不食牛则不食猪。’至今尚然。王信佛教，敬象及牛”。（注：《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6页。）

综上所述，南毗与马八儿的关系似可这样概括：在宋末以前的某一个时候，南毗的势力曾达到相当大的范围，包括今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今斯里兰卡。反映在史料中就是《诸蕃志》中所列出的那些属国。但至宋末元初，南毗的国势大为衰落，其统治地域大致就是马八儿，属国包括今斯里兰卡等地。

笔者认为，南毗作为族名的译音，其起首鼻唇音N-很可能译写的是齿音D-。例如唐代摩尼教经卷中以汉字“讷”（*nuet）译写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的名称dol。而摩尼教经dewan（《律藏经》、《药藏经》）被音译为“泥万”或“宁万”。这种译音规律在晚出的文献中亦可见到。例如明代《东西洋考》中提到的南洋的封号“哪督”显系马来语Datuk的音译。同书还把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的Dapitan音写为“呐哔啴”。

由此笔者设想，“南毗”很可能源于南部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Dravida）这个名称。其勘同似可按如下思路推想：Nanbi（南毗，今普通话读音）＜Nambi（元代汉语官话读音）＜Dravida（达罗毗荼）。

20世纪30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石雕遗物，总共200余方。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约两里处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城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叠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其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在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50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类似的龛状石。（注：《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98×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86×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斜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发现过一件。

今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北部主要居民泰米尔人即为达罗毗荼人后裔。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注：《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注：〔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年（T.N.Subzamahiam，“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South Indian Studies，Madras，1978）；辛岛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汲古书院，昭和63年；并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载《东西海上交流史研究》，东京，1989年（Karashima Nooboru，“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ing the 13thand 14th Centuries，”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vol.1，Study Group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al Center in Japan，Todyo，1989），第74页。）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注：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的成员。这些泰米尔文碑文和这些婆罗门教石该是马八儿居民与泉州城历史关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