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价为什么高

记得本世纪初，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到贵州时曾记下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当时穷人吃不起盐，就把一块盐吊起来，吃饭时看。一家父子三人吃饭，老大向父亲告状：弟弟看盐的次数比他多。父亲安慰大儿子：他看得多，咸死他。

盐是生活必需品，为什么价格会高到穷人连多看一眼都成为奢侈呢？这并不是因为盐稀缺，而是因为盐业的垄断。如果盐业是放开的，当盐由于稀缺而价格上升时，盐业就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许多企业会进入这一行业，从而供给增加，价格下降。最终盐会在人民可以接受的价格、企业也可以获得一定利润时，实现供求均衡。这时再穷的人也可以吃上盐。但如果盐业存在垄断，不许别人经营，生产者就会人为地减少产量，提高价格，获得暴利。这时穷人吃不起盐就是必然结果。

在中国，自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盐铁专卖以来，中国盐业都实行政府专卖垄断，或者政府授权的私人垄断。食盐成为政府或官商勾结的大盐商盘剥人民的重要手段。这时，食盐奇缺，盐价奇高，走私盐屡禁不止就不可避免。贵州的穷人吃不起盐正由于这个原因。

在不同的时代，盐业由政府垄断或政府授权的私人垄断总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保证盐的质量或者降低成本之类。其实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盐的质量不在于政府亲自经营，而在于加强制度化的管理。生产与监督是两回事，企业从事生产，政府进行质量管理。这才能使消费者以合理价格获得合格的盐。生产与监督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自己监督自己，往往是质量更无法保证。而且，一家垄断盐业，没有竞争，效率低下，也谈不上低成本。在历史上，政府经营盐业的国有企业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政府授权的私人垄断效率也高不到哪儿，因为它们利润的来源不是高效率低成本，而是排除其他企业进入的垄断。何况，即使是低成本也不会有低价格。低价格不是成本降低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指望垄断者大发善心降低价格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从长期看，垄断对企业也并不是好事。历史上的徽商就是靠官商勾结垄断盐业的。这时徽商所想的就不是如何提高效率，而是如何腐蚀拉拢官员。清人李斛写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徽商的奢侈生活。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解释这一点时特别强调了，这是他们与官员交往、拉拢官员所需要的。把利润用于这种浪费，对提高效率有什么好处？何况，靠垄断就能获得暴利，久而久之，自己也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清嘉庆、道光年间，由政府授权垄断的“纲盐制”改为人人都可进入的“票盐制”时，徽商失去了盐业垄断地位，就走向衰亡了。而在这一时期，没有垄断地位的晋商进入票号业，开始了它最辉煌的时期。票号是从典当、钱庄发展而来的，晋商与徽商在这个行业中各领北方和南方的风骚。但为什么晋商转向票号获得成功，而徽商没有实现转型呢？其原因就在于垄断盐业给徽商带来丰厚的利润，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晋商不具有这种垄断地位，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创新是逼出来的。

其实，无论从经济理论来看，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垄断都是不好的，但为什么消除垄断在现实中如此难呢？这就在于垄断给政府和垄断者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通过垄断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强国之梦是最容易的。当年管仲正是通过盐铁专卖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汉武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为打败匈奴提供了财政保证。在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盐铁专卖的收入都是财政收入中的一大块。当政府有绝对权力时，谁会放弃这块肥肉呢？

增加财政收入说起来还是国家利益，垄断还给握有垄断权力的官员和获得垄断权力的私人带来了无限的好处。在历史上，盐业中的贪污受贿事件层出不穷，有些还是大案要案，如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务几代官员受贿事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盐铁专卖绝对是对这一真理的证明。对获得垄断权力的私人而言，用钱买垄断权力是成本最低的利润最大化途径，只要看看徽商的财富就知道垄断的魔力了。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从垄断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有财富又有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这正是打破垄断的困难所在。

垄断者是以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来肥己的。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打破垄断。任何一个社会打破垄断都不容易，但绝不是无法打破。打破垄断要靠两种方法。一是让社会公众认识垄断的危机，群起而攻之，对垄断者施加压力。二是政府决策者要下决心，不能向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我国的《反垄断法》已经讨论十余年了，仍没有结果。这不是因为制定这项法律难度有多大，而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忍让。许多国家都有成功反垄断的经验，我们为何做不到？

要让穷人不再把多看几眼盐作为奢侈，反垄断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