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的反思与迈向近代文明

中西文明的相遇与交流　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　国力的衰弱与传统文明的缺陷　文明转型期中的自傲与自卑　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工业文明

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接纳力和融合力。汉唐时代，众多的外来文明落脚中华大地，融入中华文明，以至于今人都已说不清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中尤其是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冲突和融通的过程，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发展成为与中华本土的儒、道两家鼎足而立的中华主体文化之一。从明中叶至清末，中西文明有两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流，特别是后一次的接触，引发和加速了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型。

16世纪末，在欧洲受基督教新教改革冲击的天主教，急需寻找欧洲之外的传教场所，于是一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了中国。他们除了传播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外，也带来了当时西方的一些哲学、科学知识和器物文明。在这次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中，发生过许多冲突，主要是在传统礼仪与宗教观念方面的冲突。如天主教独尊上帝，与中国儒家尊天敬祖的传统之间的冲突，与佛教因果业报、生死轮回观念的冲突等等。而在其他方面，双方则进行了比较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耶稣会士传递了大量的中华文化信息给欧洲，包括把不少的儒、道经典翻译介绍回去。这一交流，曾一度引起欧洲的中国热，也曾影响了一批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憧憬中华文明，把中国视为人文道德的理想国。通过耶稣会士的传译和介绍，天主教宗教文化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批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同时，由传教士们介绍过来的西方天文历法直接影响了当时我国历法的制定。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译出，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与传统实测实算方法不同的、建构在理论推理基础上的数学体系，以及形式逻辑体系。它对明末清初数学的发展曾发生过不小的影响，对明末虚玄不实的学风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遗憾的是，最终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宗教理念和礼仪，不能融通，结果这次平等的中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也就无疾而终了（图0-4）。

后一次的中西文明相遇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最初也是由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传播开始的。随着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扩张，西方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层面的文明都逐步传入我国，并与我国传统文明发生激烈的冲撞和交流。在这次文明相遇中，中西文明的差异，已不单纯是文明类型上的差异了，而是加进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文明形态之间的时代性差异。而且，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当时我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因而在一般人的感受中，最深刻、最直接的是这两种文明的时代性差异，而对这两种文明类型上的差异，则顾不上细思深想了。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主要还只是引进西方器物文明，尚未触及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层面，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尚有一定的市场。然而当触及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层面的问题时，没有西学之体，何来西学之用的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来。所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人们已经从“西学为用”层面，进入到吸收“西学”之体，以改造“中学”之体的阶段，并以此来改造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的经济关系、家庭的伦理价值、个人的生活观念等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同时也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表明了仅以“西学为用”，引进一些西方的器物文明，是救不了中国的。在中西体用之争中，人们通过中西文明时代差异的比较，进而对传统文明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乃至激烈的批判。在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中，康有为高唱托古改制，借孔子儒家之名，行君主立宪之实；严复通过大量介绍西学名著，鼓吹进化论，以启迪民智；谭嗣同以独特的洞察力，反思传统文明，出语惊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14]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明的弊端。所谓“秦政”就是君主专制制度，所谓“荀学”就是宗法等级制度。于是，谭嗣同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一时间，打破君主专制、宗法等级的旧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旧观念，学习西方立宪制、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共和国，以及提倡平等、自由等新观念，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前进方向。

人们常常喜欢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作比较研究，而且试图从中日传统文化的差异中，特别是从中日儒学文化的差异中去寻找其失败和成功的原因。其实，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绝不是用单纯的传统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所谓儒学文化的差异就能够解释的。其中，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更不能脱离当时国内外各种具体的因素。就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瓜分中国这块大肥肉上，而日本岛国之地，不是他们争夺的目标。仅就这一国际环境的差异，对两国变法维新成败的影响，就大大超过那些所谓传统、儒学差异的影响。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国力急速衰弱，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更是面临亡国之忧。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国虽免遭灭亡，然犹不免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国力也长期未能增强。对于这一现象，人们也常常把它与传统文明联系在一起，归咎于中国传统文明中缺乏现代科学因素。毫无疑问，在传统文明“重道轻器”的观念指导下，科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才华，主要投放到研究社会人际关系的形而上理论——天道性命方面去了。在科学技术方面则长期满足于经验实算的层次，而未能把理论推演的思维才华运用到科学技术方面去。这种情况到西方近代实证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其不足之处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了。然而应当看到，国力的衰弱与传统文明内在缺陷的联系，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

这一时期的中西文明交流，由于西方文明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又有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压力，与16世纪那次相比，显然是不平等的。而且，开始时在弱势一方的中国，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因此，当国人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文明的抉择和转型时，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痛苦的矛盾、斗争过程。有的人依然陶醉于泱泱礼仪之邦的传统文明之中，孤芳自赏，傲视西方文明，而其甚者乃至认为许多西方文明中国古已有之，耻于学习。有的人则钦羡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妄自菲薄，鄙视传统文明，而其甚者则欲尽弃传统文明，全盘西化。其实，在世界文明的冲突和交流中，任何自傲和自卑，都是无补于事的。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文明绝不会因某些人的激赏自傲而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也不会因某些人的鄙视自卑而割断其血肉联系。

然而，一旦中国人民觉悟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时的被动，就转化成了主动。开始时那种自傲或自卑的彷徨、痛苦，也就转变成了自觉继承优秀传统文明和积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博大胸怀。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和实践的转变中，中华文明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走向了世界，走上了与世界文明同步前进的道路（图0-5）。

注释

[1]参见本卷第一章第一节及注释〔1〕至〔3〕。

[2]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3]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汤显祖全集》第二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53页。

[4]《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30页。

[5]《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6]《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7]《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8]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07页。

[9]《四库全书总目》之《古文尚书疏证》条提要称：“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10]《与某书》，《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11]《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戴震全集》第一册，第161页。

[12]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进汇编启》，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影印康熙铜活字本，第1416册，第38页。

[13]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242页。

[1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