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思想观念的出现与传统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的新成就

个性解放的呼声　民主思潮的曲折发展　工商皆本观念的出现　师夷之长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古代文献的集大成　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

在这一时期里，国人的思想观念有两次比较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王朝易代的前后；一次发生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企图把我国变为西方殖民地的时候。

前一次思想观念的变化，表面上似乎是由于满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引起的，因此也常常被描述为带有强烈民族意识因素的事件。明末清初的一些学者曾以“天崩地解”一词来形容那个时代，表面上也是在感慨汉族正统王朝的灭亡。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只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就清楚了。

首先是在“尊情”思潮下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的一种反抗。从阳明学后学中发展出一批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家。其中以阳明弟子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影响最大。这一学派中的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又是最有影响者。他们以人之“赤子之心”（罗汝芳）和“童心”（李贽）来诠释“良知”，肯定人性中正常情欲的合理性。深受罗汝芳影响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写出了《牡丹亭》传奇（图0-2），专门彰显一个“情”字，甚至提出了这样尖锐的质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3]其影响远及曹雪芹的《红楼梦》，乃至龚自珍的“尊情”论。明末清初个性解放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尊情、复童心、致良知的思想中揭示出来的。这种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对传统礼教的猛烈冲击，具有一般启蒙思潮的特征。诚如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所说：“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4]这一启蒙思潮也得到了清末改革家的普遍认同。

图0-2　梅兰芳、言慧珠表演京剧《牡丹亭》剧照

其次是民主意识的萌生，这是对明代政治极端专制的抗议。明中期以后，朝廷阉党专权，皇帝独裁，特务横行，政治极为黑暗、腐败。许多直言谏官因犯颜皇帝而受“廷杖”，被当廷活活打死。许多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因结社批评朝政而受到残酷迫害。以东林书院、复社诸子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如顾宪成、高攀龙、张溥、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等在当时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从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开始，进而对君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还借表扬三代治世的清明政治，呼吁提倡普通士人的参政、议政，尊重人的自然权利等，乃至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5]，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6]等口号。由此，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再次是“工商皆本”观念的出现，这是明末清初手工业、商业繁荣发展的产物。我国传统的观念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在工商主要是为了满足和补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生活需要时，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到了明中期以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早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生活的需要了，而已成为主要是商品生产和贸易交换的经济活动了，并且出现了拥有相当数量和实力的手工业业主、工人和商贾集团，他们的存在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理应给予新的定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提出了“四民平等”“工商皆本”的观念。如黄宗羲就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7]明末“工商皆本”的思想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观念，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农本思想。而随着这一观念的传播，不仅手工业主和商贾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的风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后一次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外来的压力有相当的关系。16世纪以来，一直到18世纪中，就我国自身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来讲，无疑是有辉煌成就的。如果与当时西方世界由农业文明大踏步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局面相比较，那就显得滞后和封闭保守了。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固步自封的中国，动摇了中华帝国老大的观念，中国人开始睁眼观看世界。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口号[8]，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念变革。在具体行动上出现了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兴办工商实业。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政治方面动摇了传统的君主专制理念，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立宪、共和等理念，出现变法维新，乃至民主革命。同时对温文尔雅的传统礼仪观念也提出了质疑，而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一时风靡神州大地。人们认识到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救亡图存、奋发图强、开发民智、实业救国等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

这一时期除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外，在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大量足以让人自豪、并当载入中华文明史册的辉煌成就。

清代汉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对传统文化原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考订、诠释，在经史子集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和总结性的成就。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以详尽、有力的证据断定了千余年来聚讼不定的《古文尚书》的伪作性质[9]。以往人们对清代考据学的发达和成就，往往从它是清初“文字狱”导致的消极后果方面来评价。其实，清代考据学的发达和成就绝不能如此简单地去看待。通过考辨、诠释来检讨、批判前人思想、学术的得失，发明原典大义，阐述创意，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道路和方法。我们只要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清楚了。如著名考据学者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形式上是对《孟子》书中的主要名词进行诠释，而实际上则是对宋明理学作了深层次的检讨和批判，甚至于“考据”出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道理[10]，喊出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1]的悲壮呼声。在清代考据学传统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方法，特别是其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注重具体分析的方法，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态度等，都有与近代科学方法相通之处，为由传统学术研究向近代学术研究转化，提供了沟通的桥梁。

在传统文化典籍的汇集、继承方面，明清两代的成绩也是十分卓著的。明中期后，我国的印刷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与发展，印刷业空前繁荣，传统典籍的印刷传播影响深远。清代民间刻书更是兴盛。由著名学者主持编刻的各类“丛书”，有的以珍善版本著称，有的以校勘精审名世，有的以辑佚补阙为特色。诸如此类，无论在品种上、规模上、质量上，都是前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至于清代官方主持编修的浩大文化工程，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犹以《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修最为壮观。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17部（旧说6109部），约1.6亿字（图0-3）。该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12]，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类书。而在乾隆时期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其规模更为巨大。全书收书3500余种、7.9万余卷，约9.9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传世的所有重要文献典籍。尽管《四库全书》在选书、选版本和编辑加工、抄录誊写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些缺陷掩盖不了它在收集、整理、保存、传承文献典籍方面的巨大功绩。而且至今它还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图0-3　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故宫博物院藏

一般认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到16世纪以后，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技术成就和著作值得称道。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与当时西方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以理性思辨为基础的理论科学体系与实证科学方法相比，中国的科学基本上还停留在经验观察、实算实用的阶段。但就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科学思维和成就看来，应当说还是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有些即使排到世界著名科学家行列中去，也是毫不逊色的。他们的传世著作，都是在各自领域中高水平的、最具代表性的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此外，清代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也有不少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

这一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首先是人们熟知的明清小说，它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相对于赋诗词曲来讲，白话小说是一种通俗的文学形式，它适应了这一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广大新兴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优秀小说作品，不胜枚举。诸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从各个方面细腻生动、广泛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在尊情、崇俗、尚真、求趣的创作理念下，写尽了人情、世情、性情，给中华文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其实，明中期到清代的文学绝不只有小说这一道亮丽光彩，诗、词、曲和戏曲的成就也是很大的。就拿戏曲来讲，明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南戏传奇，其文学成就不下于元杂剧，而作品之繁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汤显祖的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更值得提出的是明南戏传奇作品并非仅仅是案头的文学作品，它还是舞台演出的剧本。特别是明中叶寓居江苏昆山的魏良辅，经十年足不下楼的琢磨，终于创作了“出乎三腔（指当时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13]的“水磨调”即“昆山腔”。在它被用于戏曲唱腔以后，中国的戏剧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昆曲戏剧艺术经过几百年无数位剧作家、音乐家、演员和戏剧理论家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编剧、歌唱、表演等理论。昆曲丰富的剧本、曲谱、身段等，成为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宝贵遗产。正由于此，昆曲在2001年5月18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列为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