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组织犯罪介入儿童与少年的性剥削，似乎属于普世的问题，台湾地区亦然。被剥削的儿少，通常有家庭问题或其他困境，犯罪组织因此有机可乘，先以利诱，继之以其他手段控制，如毒品或暴力。被剥削的儿少即使觉醒，企图挣脱控制，也很难成功。组织犯罪有上下阶层的分工关系，纵然被破获，通常是场面上的人物遭到法办，不易从根刨除。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如何有效对抗组织犯罪，才是保护儿少免受性剥削的根本策略。
本文首先说明台湾地区儿少性剥削的现象，并指出这现象背后有组织犯罪的阴影。其次，介绍台湾地区的儿少性剥削的法律规范，这主要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从前称为“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法律名称的改变与内容的增修，主要是呼应联合国保护儿童公约的要求，同时也配合“大法官”对于“宪法”的解释，当然也为了响应保护儿童的社会意识。
本“条例”以保障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全，免于剥削侵害的立法。因此，本“条例”的刑事处罚规定中所保护法益的特质，应兼含个人（身心健全）与社会法益（国家客观保护义务）的性质，方能有效对应儿少性剥削背后的复杂成因，并对于少数青少年“自愿卖淫”的行为，亦以身心健康法益维护的立场，对剥削者或其犯罪组织进行刑事处罚。
不过，本“条例”用以对抗背后的组织犯罪，应当不足。台湾地区虽另有对抗人口贩运的“特别法”，但仅能应付性剥削的人口移转与贩运。关于儿少性剥削组织犯罪的对抗，应当以风险控管作为主要的法政策方向，此如，新增第34条之一的“儿少性剥削不当债务拘束罪”以及“法人犯罪”的相关处罚规定。当然对于组织犯罪的有效控制，仍然要考虑最根本的“组织犯罪防制条例”。
关于组织犯罪，依照前述条例，定义为三人以上的有组织分工的“暴力性”团体。但是，从事儿少性剥削的组织，不必然有暴力性，而可能是巧妙地利用与支配，所以，“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用以对抗儿少的性剥削犯罪组织，就会有缺漏。根本的做法，就是要改变组织犯罪的立法定义，刑事司法机关才能师出有名。
最后，针对儿少性剥削组织犯罪的侦查策略，除应持续强化被害人线索的掌控外，亦可考虑透过立法授权，赋与侦查机关“在线搜索”的强制处分权，深入取得犯罪组织的不法信息。同时，完善证人指证与网民相应的保护措施，修正“证人保护法”加强公务员之保密员责任等，也是当务之急。至于，针对儿少性剥削的跨国性犯罪组织，应强化台湾地区与各国打击儿少性剥削犯罪的“司法互助”，共同保障儿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
(1) 台湾高雄大学法学院教授，台湾地区刑事法学会理事长。
(2) 自由时报，儿少性剥削 网络成主要媒介，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10093（最后浏览日：2015.09.11）
(3) 对于儿童权利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趋势，在1992年联合国公约确立了《儿童权利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第1条明文规范适用该公约之年龄为未满18岁；亦即，满18岁者则不适用该公约之保障，同时在以下条文也确立儿童权（Kinderrechte）的概念，并且列举各个条文保障儿童权利。例如，第2条禁止对于儿童的歧视（Achtung der Kindersrechte，Diskriminierungsverbot）、第3条儿童最佳利益原则（Wohl des Kindes）、第6条生命权（Recht auf Leben）、第12条顾及儿童自由意思与意见发展（Berücksichtigung des Kinderswillens）、第7、第8、第23～29条则为对于儿童的公共照护，例如，生活条件（Lebensbedingung）、衣食照料（Ernährung und Kleidung）、具有基本人性尊严的居住地区（eine meschenwürdige Wohnung）、国籍权（persönliche Identität）以及社会安全（soziale Sicherheit）等。Vgl. Sabine Pfaff，Kinderrechte in Theorie und Praxis: Die Umsetzung der UN-Kinderrechtskonvention in Costa Rica，2010，S.8.
(4) 丁映君、王淑芬、朱玉欣等：《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手册》，9页以下，台北，“内政部儿童局”，2012。
(5) 参照施慧玲：《论我国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立法》，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卷），57页，1999。
(6) 曾仁美：《儿童青少年性侵害受害者之辅导》，http://drr.lib.ksu.edu.tw/bitstream/987654321/3814/7/.pdf，最后浏览日：2015-09-11。
(7)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重修版），东华书局，2012，273页。
(8) 陈慧美：《性剥削问题的本质与处遇——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的省思》，载《社会发展季刊》，2000（91），317页。
(9) 卢映洁：《两小无猜是原罪？——刑法第227条之与幼年人性交猥亵罪及相关条文的修正研议》，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1），222～224页。
(10) 中时电子报：揽失足女入台 人蛇集团分工细密，参见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22000944-260301，最后浏览日：2015-09-24。
(11) 例如，台湾地区台中市发生集团式应召站，杨嫌以K他命控制当时仍未成年的少女卖淫，少女每次卖淫仅得200元。另外，其同伙吴姓及林姓马夫因不忍而想脱离该组织，结果被杨嫌找人关起来殴打，并拿枪恐吓逼迫签下30万元本票，参见，自由时报：《中部》应召站毒控少女揍马夫逼签本票，参见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85076（最后浏览日：2015-09-24）
(12) Siddharth Kara, Sex Trafficking: Inside the Business of Modern Slave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6.
(13) 林雍升：《从国际刑法观点检视我国人口贩运法制》，载《台湾国际法季刊》，2011（9），91页以下。
(14) 依“行政院”2006年11月颁定之“行政院防制人口贩运行动计划”指出人口贩运为：“以买卖或质押人口、性剥削、劳力剥削或摘取器官等为目的，而以强暴、胁迫、恐吓、监控、药剂、催眠术、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或其他强制方法，组织、招募、运送、转运、藏匿、媒介、收容国内外人口或使之隐蔽之行为”。
(15) 详参《“移民署”2013年人口贩运防治成效报告》，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451317524071.pdf，最后浏览日：2015-09-11。
(16) 2014资料请参照“移民署”网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92421&ctNode=29712&mp=1，最后浏览日：2015-09-11。
(17) 中时电子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121000891-260106，最后浏览日：2015-09-11。
(18) 关于合意性交猥亵罪的详细说明，参照林东茂：《刑法综览》，载《一品》，2015（8），2～76页。
(19) 对于99年第7次刑庭决议之批评，参照高金桂：《强制性交罪的强制力行使》，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89卷），2011（2），25页1以下。另外亦可参照卢映洁：《刑法分则新论》，载《新学林》，2015（7），375页。
(20) 本法适用的详细说明，可参照王皇玉：《台湾对于性交易行为的管制与处罚》，载《台湾法学公法特刊》，2010（8），7页以下。
(21) 林山田：《刑法各论（上）》，278页，台北，元照，2006。
(22) 关于买卖质押人口罪，可参照甘添贵：《刑法各论（上）》，113页以下，台北，三民，2010。
(23) 黄惠婷：《性刑法防制儿童及少年性侵害之修法研究》，载《警大法学论丛》，2013（24），113页以下。
(24) 卢映洁：《“意不意愿”很重要吗？——评高雄地方法院99年诉字第422号判决暨“最高法院”99年第7次刑庭决议》，载《月旦法学杂志》，2010（186），165页以下。
(25) 李佳玟：《违反罪刑法定的正义》，载《台湾法学杂志》，2010（160），1页以下。
(26) 李丽芬：《论“儿少性交易”为何应正名为“儿少性剥削”》，载《社会发展季刊》，2012（139），282页以下。
(27) 参照联合国1989年11月20日通过、1990年9月2日生效之“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及第34条。
(28) 关于“台湾地区人口贩运防制条例”的刑事处罚，详细说明可参照张明伟：《人口贩运犯罪之规范检讨》，载《辅仁法学》，2011（42），1页以下。
(29) 参照张丽卿：《妨害食品安全刑事责任之探讨》，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14（42），94页以下。
(30) 王皇玉：《法人刑事责任之研究》，载《辅仁法学》，2013（46），29页。
(31) “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第7条规定：“犯第3条之罪者，其参加之组织所有之财产，除应发还被害人者外，应予追缴、没收。如全部或一部分不能没收者，追征其价额。对于参加组织后取得之财产，未能证明合法来源者，除应发还被害人者外，应予追缴、没收。如全部或一部分不能没收者，追征其价额。”第3条之罪指：“发起、主持、操纵或指挥犯罪组织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亿元以下罚金；参与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32) 天眼日报：台东县警察局破获儿少性交易、组织犯罪集团，http://www.tynews.com.tw/news.phpaction=show&nid=20652，最后浏览日期：2015-10-02。
(33) 周文勇：《我国组织犯罪次文化与警察机关防制对策》，载《警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7（12），200页以下。
(34) 同上书，210页以下。
(35) Werner Beulke, Strafprozessrecht, 12. Aufl., 2012, Rn. 253c.
(36) Constantin Eikel, “Online-Durchsuchungen” durch Polizei-und Sicherheitsbehörden im Spiegel des Verfassungsrechts, 2011, S. 1.
(37) BGH, MMR 2007, 174.
(38) Vgl. BverfGE 120, 274.
(39) 其实国际法上引渡还是有其难度，尤其必须达到双方可罚性要件，此也造成被追诉者可以依照实体法上的不同，加以对控被接受引渡。因此，签定相对应之合约则可以避免国际法上引渡之问题，如《欧盟逮捕令法》，则可以对于特定犯罪，类如：恐怖攻击、人口贩运、贪污等进行双便可罚性协商，以达到可以做引渡之筹码。Vgl，Rohlff，Europäischer Haftbefehl，2003，S.41.
(40) 陈文琪：《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有关人员遣返的法制架构》，载《月旦法学杂志》，2012（10），219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