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全文

大家下午好！我很荣幸来做本系列第一场讲座。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的第101年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场大演讲，我说这个我实在是不敢当。实际上，胡显章老师让我做这场演讲，我觉得压力很大，这个题目让我来讲其实不一定很合适，但我又不能不答应来做这场演讲。因此，我的讲座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提出意见，能够给予批评。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历史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就从历史来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我觉得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体会也不一定是很深的，特别是从古代来讲这个题目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这个问题我刚才也已经讲过了。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做一个回顾，来看一看当前文化传承和创新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许还是以史为鉴的一个方式吧，那我就试试看。今天我想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可能有些人会问是不是要讲一个文化史，我想我不是来讲文化史，我是想谈一个问题，就是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在文化传承和创新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说明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我们校庆大会上讲话之后，教育部和我们清华大学都曾经组织过学习座谈会，我在这些学习座谈会上都做过发言。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引用过中国古人的一句话，这句话只有几个字，叫作“古今以智相积”。什么叫“古今以智相积”？这句话是什么人讲的呢？这句话是明末清初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这个人叫方以智。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意义。因为方以智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朝廷里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安徽桐城人，他的家族在安徽桐城是一个世家，既是一个官宦世家，也是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很著名的学者，到了他这一代，正碰到明末清初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他的许多政治和学术活动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想对于这个方面在座的师生们可能都很熟悉，因为他是很著名的人物。

“古今以智相积”是方以智的代表作《通雅》这本书里面的第一句话，说明了人类的文化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人类的文化就是智，智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文化，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点一点、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所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传承的过程。近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研究方以智时，就给方以智出的这部书起了个名。侯先生说方以智就好像法国的大百科全书学派一样，他的书就是想把所有的人类文化、当时他所知道的所有文化内容都著成一部书，那部书叫《通雅》。所以，方以智的这部书就说明了这一点。方以智的生平今天没有时间详细介绍，但要知道在政治上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抗清的英雄之一，明朝灭亡之后在南宁的最后一个王叫桂王，他做过桂王的宰相，桂王失败之后，他受清朝迫害而死。他是很著名的人物，而且是中西兼通的，对当时的外国知识也很了解。

我们看到文化本身的实质就像方以智说的，是“古今以智相积”，这点其实说穿了之后道理是很明显的。人类的文化为什么叫文化？大家知道文化有很多定义，广泛地来说，我们可以说凡是人类所创造的，我们认为是真善美的那些好的东西，都可以叫作文化。当然人所造的东西不都是好的，而是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可以叫作文化。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定义，可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类所造的好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或一个个体创造的，而是都必须经过传承才能继续存在，这点大家都可以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一个人总是有生有死的，他生下来之后可以有很多创造，发明新学理、创造新技艺等，可他本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等到他死了之后，这些东西可能就没有了，其实文化上有很多东西确实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讲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要是没有这些继承人就继承不下来了。

我们人类所有的创造都有一个传承的问题，这点就跟动物有根本的不同，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类的，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其他的动物没有所谓的文化，因为它们没有一些超出本能和生物传递所能遗留下来的东西。举例说明，其实动物有很多本事。比如，鸽子可以飞几千里找到它的家，人类到今天还不能解释它为什么能找到。还有些动物也能这样，我记得前些年我看到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报道，说是在美国有一家人从东海岸搬到了西海岸，临走时把他家的猫丢了，但这只猫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居然找到了新家。它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用现代科学还是解释不了，可是无论如何猫的这些技能不能叫作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生活，生下来之后都要接受这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不是生来就有的？刚才说的鸽子、猫，有奇妙的本事，是通过生物的方法来传递的。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黑天鹅，你可以看天鹅妈妈怎么带着这些小天鹅，大天鹅也教小天鹅一些东西，可是小天鹅长大之后，大天鹅就不管了，它们就完全分开了。而小天鹅所带走的那些技能和本事是通过生物的方法传下来的，没有一个“以智相积”的过程。除了生物意义的进化以外，小天鹅和大天鹅、小猫和大猫、小鸽子和大鸽子基本是一样的，它们没有层层积累的问题，所以它们也不能有大的发展。

人类的文化不是通过生物的方法来传递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是从远古时代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才叫“古今以智相积”。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方以智的这句话，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深刻的，他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他说的“古今以智相积”，“积”就是一点点把它摞起来，所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而文化的传承，天然地就是人类和其他生物之所以不同的地方。

人类怎样传承文化？文化怎样传承下去？通俗来说就是教嘛——老的教少的，大的教小的，一点一点教出来的，这个教授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育。教育是非常古老的，其发展和进步过程就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过程。我们知道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从古到今也是越来越长。在远古时代，比如说文字还没有发明的时期，一个人要教他的孩子，怎样打猎，打猎之后肉应该怎样弄出来、应该怎样吃，动物的皮应该怎样织造把它穿在身上，这些需要教，也是一个传承过程。这就是文化，不过是比较低级、初步的文化，而且教的时间也不太长。可是如果说提高一级，比如，动物的皮剥下来之后做成皮鞋，这个技术就要提高了，学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如果不只是做皮鞋或者烙馅饼这种问题，而是一种真正的技术或者是一种科学或者是一门艺术，你学的时间就更长，那教授的时间也就更长。

今天在座的所有同学，你们还处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古以来的圣人都告诉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到现在，人类的文化已经不可能由一个个体全部传承，而是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来传承。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专门的人物，传承这些文化的人物，就是老师，简称师。整个人类的文化史出现了专门的一个集体，这些人是专门传承人类文化的，这个集体就是学校。出现了师，有了一定的学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这就不是一般的文化，我们应该管它叫作文明，这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文明和文化是不一样的，在英文里civilization跟culture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互换的。culture可以包括civilization，civilization是culture到了一定程度、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叫civilization。

在传统社会里，最受尊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界，当时认为天地有一定的神性。君是社会的代表、社会的领导。师呢，好像是可有可无，天地君亲你摆脱不了，但师也非得有不可，要不然你就不能传承。可是“古今以智相积”，文化积累越高，需要传承的时间就越长，训练就越长。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幼儿园里开始学习，就是从1~3岁开始之后，就有一个被教的过程，一直可以到做完博士以后，这个过程非常地长。今天我们的文化已经非常发达，即使是已经专业化、细化，你需要学的东西不是很多了，可是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在人的一生里，占了很长的受教育时间就是文化传承时间。

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传承，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存在，就没了，就会断绝。事实上，一部分文化确实有断绝的可能，而且事实也很多。大家不要以为古代的所有文化和知识都已经传下来了，并不是这样。古代的有些东西，在后面可能就没有了，还需要重新发掘、发现。有些古代的东西当时不起好的作用，在后面就不能继续下去。有些古代的东西由于历史的原因，后面的人再也达不到古代的水平，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像希腊的美术、雕塑这些艺术创造，后人永远学不了。后来的一些雕塑家，你可以有新的技术，可是希腊的水平是永远达不到了。那是人类在幼年时期已经达到的某些东西但是传承不下来，没有办法，所以不要认为所有的东西我们今天都能够拥有，是不能这么看的。可是总的来说，“古今以智相积”，它是越来越高，今天一定比过去要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传承的话，那我们就跟刚才说的鸽子、猫、黑天鹅一样，每一代都是一样，它就是重复，不能相积。总之，文化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化的存在，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我要特别说一下，文化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能够相等的。我们时常有些讨论，文化有没有国界，或者是学有没有国界。大家知道，学有没有国界和文化有没有国界不是一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的所谓学，或者至少是一定意义上的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没有国界。比如说物理学，物理学有没有国界？我们说物理学不应该有国界，我们的物理学和其他民族的物理学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把物理课本拿过来直接就读、直接就学。即使使用语言不同，物理学还是一样，用英文写的物理学翻译成中文写的物理学或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写的物理学还是一样，它还是物理学，它可以没有国界。

学无国界，我们清华的老前辈王国维先生就曾经说过。王国维先生曾在上海编过一个国学期刊，他说学无中西之别，他所谓的学就是刚才我说的类似物理学或者美术等这一类的一些知识和技艺，是没有国界的。非要强调这一类的学有国界，会造成一些非常明显的结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纳粹，纳粹的理论认为物理学有国界，所以他要有日耳曼民族的物理学，提出这种说法，结果最后造成了法西斯的结果。这当然是我们所有有理性的人不能赞成、不能接受的。

总体说来，文化是有国界的。文化不能说没有国界，特别是对于一些像中国这样具有古老历史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是“古今以智相积”，是我们自古以来一点一点“以智相积”积累起来的，它在我们国家、民族的血脉里面，成为我们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当然是不一样的。古代中国文化和古代埃及文化是不一样的，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古代希腊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它本身就是传承的，就是一个传承的系统或一个传承的变换，它有一串，它是积起来的。刚才说“古今以智相积”，它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虽然积累起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可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文化都有重大贡献。所以不管是哪种的积累，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哪个国家的，只要它是一种真善美的文化，它对于整个人类都是有重要贡献的。

中国文化在传承上是“以智相积”，本身对于人类文化就是一个重大贡献。中国是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或者说中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祖先进入文明这个门槛是非常早的。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的文明史有多长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可是大家都会公认一个说法，即我们有5000年文明史，这是一个传统。

5000年文明史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5000年文明史？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书籍，史书特别多，而在所有的史书里面，有所谓的正史，就是一个系统的史籍，这个正史就是“二十四史”，也有人说是“二十五史”。第一部是《史记》，《史记》的开头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里最早说的就是炎帝和黄帝。所以从炎黄那个时代算起，从各方面推算的话，差不多距今有5000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曾经用过黄帝纪元，说辛亥革命了，我们要推翻清帝了，不用清的名号，不叫光绪多少年、宣统多少年，就用黄帝纪元。当时黄帝纪元也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般就是4600多年或是4700多年，如果再加上炎帝的时代，炎帝传说有八世，一世是30年，大约240年，加上之前的4600年或4700年，正好5000年，所以我们说5000年的文明史就从这儿来。古书上的记载是如此，但还需要科学的证明。近几十年，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从各个方面特别是从考古学上研究、探索，结果就是中国跨入一般公认的文明时代差不多是5000年。所以，我们古人没有欺骗我们，他们给我们一个历史的传说。历史的传说和考古的科学事实，基本上还是有个对应的。

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世界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中国的文化，特别是进入文明以后，有5000年的传承，在世界上这是一大奇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世界上的文明都可以传承，事实上，像中国这样起源古老又独立发展的文明国家，恐怕就是唯一的，只有中国有这么长的传承。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曾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它们是在旧大陆的欧亚大陆的四个大陆古代文明，有的说还有其他的古代文明，我们今天不再讨论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欧亚大陆上古代文明，除了中国之外都断绝了。因为古代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不是连续的，今天的埃及，这个国家的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而古代埃及的文明早就断绝了，甚至古代埃及的文字，也是到后来通过考古发现、研究之后才重新被认识。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甚至很多人认为埃及的文字是一种邪教的符号，所以根本不被承认，也无法了解它的历史，古代埃及就没有了。在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早就不存在了。古代印度也是如此，到现在古代印度的文字还没有被全面地解读，就已经断绝。即使是希腊、罗马那些很辉煌的古代文明，后来也是断绝了，要不然就没有文艺复兴了，文艺复兴就是重新发现和继续希腊的文化，希望传承文化。

能够传5000年而不绝的古代的文化或者文明，只有中国。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能够传承下去？不管谁喜欢不喜欢中国，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人至少在过去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这是没问题的，没有人能否认。有人说我们现在不够好，但只是现在不够好，我们过去的历史他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特别考虑、特别研究。我曾经也在一些讲座上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5000年，并一直传承到今天，为什么能如此？我觉得这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相比，我觉得更大，不知大家都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李约瑟是英国的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家，他所提出的难题就是，中国一直到明代中叶在全世界的科技方面都是领先的，那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呢？这个被认为是个难题，有很多人在讨论，也有人说是个假问题。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

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明能够持续5000年，传承至今，为什么？我们和其他文明或者文化不同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比李约瑟难题更难回答，很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从历史里面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在以后还会怎样继续传承下去？我们还能怎样在“古今以智相积”这样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我在这儿所能回答的，我希望在座的同学将来能够思考并试图来解答。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做的。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特别意义的，供大家商榷，但不一定对。

第一点，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更好的轨道或者传承方式，与其他的古代文明相比，我们在这点上特别发达，可以说是事实。比如说四大文明中，时代和我们起源时间差不多，甚至于有些外国人认为古代埃及比我们更古老。古代两河流域是后发现的，它规模小。可是古代埃及的文明为什么没能传承下去？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古代埃及文明的核心，用我们中国话说，就是一些僧侣、宗教人士里面的祭司和少数贵族的文化。谁会写古代埃及文呢？古代埃及文很难写，能写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宗教庙宇里的一些宗教人士、祭司，要不就是个别的一些贵族官吏，它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承。中国古代也有过这样的情景，比方说中国古代较早的时期，也一定是只在少数人里面才有这种特殊的教育。

可是古代埃及的文化在这点上是一直受到限制的，从来就不是在全民里面普及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所以在这个国家受到外部侵略之后，最初是波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人，然后是希腊人，再然后是罗马人，罗马统治它之后，它的文化一并被消灭，这个文明就完了，整个被取代。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他们的祖先统统地被消灭。中国不是这样，关于中国学校起源的发现非常之少，前些年我们有一个重大发现，在商朝的甲骨文里发现了“大学”，就大学而言，知道有学校的存在，在殷朝甲骨文就有“大学”二字。当时的大学参加的人不会太多，可是大学出现之早也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下来，中国传统的官方教育系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而且越来越发达。

可是，中国官方的系统跟古代埃及难道不是类似的吗？特别是在商周宗教色彩特别浓厚的情况下，是和古代埃及等这类地方差不多的，像古代的玛雅，说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就是玛雅的祭司和宗教人士说的。而中国到孔子的时代，就出现了新的现象，即有教无类的私学。在那以前是官学，学在官府，在官府的情况下也有普遍教育，即在乡的组织里面有的一种教育，然后把它往上升高一级，再然后升到更高一级。用现在的话讲，开始是在村子里头，再从村子里头到县里，然后从县里到市里，最后从市里到省里。那些机构与官方的机构相比是比较小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比较普及了。

到了孔子、老子的春秋时代就出现了私学，那不是由官方来办的，而是由私人来讲学，私人讲学有一些传统，其中当时的手工业的技艺也有私人的传统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文明里很罕见甚至可以说没有。所以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传统，百家的流行，在世界上是特殊的，它是普及的教育。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史记》里孔子众位弟子列传，你就可以看见孔子的弟子里有很高的贵族，当然什么人都有，甚至有前科当罪犯的，孔子也能够容纳，也有做买卖的，还有边远地区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国的人，有教无类。大家可不要看轻“有教无类”这四个字，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而这个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

这些从社会结构上来说还得到了经济的保障。这些经济保障可以说是从宋代开始的，就是所谓的族学、义学，在当时那是很大的进步。因为完全依靠政府的机构，要办很多的学，有时候政府是做不到的，而且当官的有时候对此也不太感兴趣。

私人可以办学。以初等教育为例，私人办学与当时的家族组织结合起来，这个变革的代表就是宋朝的范仲淹提出的义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倡一家一族来办一些教育，这样办教育就是在家族里办学，一个家族里面给学校省下一田，这田的收入就支持这个学校。如果大家不太明白的话，我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第九回里贾宝玉跟秦钟去上学，这个学校就是族学。当然贾府是很有钱的，可是从书里可以看到，在学校打架的人里有很多穷孩子，如挑衅调皮的金荣，他是金寡妇的孩子，而金寡妇是贾府的一个远亲，他就跑来上学，也不用花钱。也就是说，只要你跟这个家族有一定的关系，就会得到这种学校的教育。

除了族学的这种传统教育，当时还有更高级、更学术化的书院制度。书院有的是政府办的，但也有很多是民间私人办的，私人专款来办。这种书院制度就是请著名的学者来讲学，也是比较高级的学校了。这种高级的学校给很多著名的学者提供了讲学机会，而且我们文化的发展、创新都是从这个制度出来的。这种书院制度在当时的政治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明朝，书院与后来结社的文风、学风都有密切关系，并对当时的政治起了很重要的制衡作用。所以明朝政府多次禁绝书院，包括张居正，他要中央集权，就禁书院，但禁不掉。后来书院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在当时社会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书院制度还是有些好的东西，好的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章程里，还特别提到要继承中国书院的一些传统，并要结合英国的大学制度。这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借鉴，但要注意社会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在文化传承方面，中国还有文官制度、考试制度，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比较好，它们在文化传承方面有其独创的作用。中国的文官选举制度远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影响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又影响到英国。我在这方面做过研究，而且英国和美国一些历史学家们也强调这一点，英国的文官制度后来影响到欧洲，欧洲的国家都受中国文官制度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国的科举制度。

第二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有5000年绵延历史的重要原因。文化如果没有包容性，完全是排他的，不认识文化的多元性，不承认文化的多元化，那会影响很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甚至有害的结果，大家会体会到。

我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延续5000年的重要意义。前几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做过演讲，后面有观众提问，有一个科学院的人还点评过我。我之前提到的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明为什么能够持续5000年的问题，是比李约瑟难题更难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在那个演讲上提出来的。我当时回答，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他也觉得我的回答有一定道理。

中国的文化从来就有吸收其他文化的特点，但完全不影响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独立起源、独立发展、有独立发展轨道的文化。举个例子，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的佛教的佛学，中国人是吸收了印度的佛学，所以无人不知的《西游记》中提到中国人还要到印度取经。其实取经的何止是玄奘，但不管玄奘是否是代表，玄奘还是那么受注意、那么受崇拜。

玄奘取经不但是在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日本也受到崇拜。玄奘的一部分顶骨曾经到过日本，玄奘死后为他建塔修寺，就是西安的兴教寺。后来辗转到了南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敌伪、汉奸褚民谊做汪精卫政府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日本高森隆介部队在玄奘塔做总工程，结果发现了玄奘的部分头骨，这部分玄奘头骨后来就被日本人抢走了。50年代，日本又把它送到了中国台湾，而且由几个日本投降的将军和一些和尚押送到中国台湾，现在还在那里。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对所谓佛学的学习和容纳，不仅仅包括宗教，实际上我们从印度取经的过程中，学习了印度文化的许多方面，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和学术的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大家要充分认识，我们去请佛进来不是仅作为宗教崇拜而已，而是其对中国的很多方面有影响。

中国文明对于其他文化完全没有排斥，而是吸收，吸收里面很多好的东西，并把它融合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来。所以从宗教方面来说，佛教也是中国的，佛教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实际上从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至少是到了隋唐以后，出现一些宗派，例如，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华严宗以及后来的净土宗等都是中国的，这些实际上在很大意义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吸收了外来宗教后，最后变成中国的。我有很多的朋友有机会到印度去，我本人没去过印度，我只去过巴基斯坦。很多人现在到印度去旅游都想看看佛教，但印度现在没什么佛教，甚至佛教文物在那儿也很少存在了。印度长期是由英国统治的，英国人早就把这个清除掉了，因为后来兴起的、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印度教，印度教非常厉害，把佛教的遗迹几乎全消灭了，所以没有佛教了。印度佛教的文献、文物基本上都消灭掉了，很多方面的历史恐怕还得从中国来查，他们很多的经现在只有中文文本，根本就没有印度文本。

在中国，对于这些从印度起源的宗教和学术，在文化上中国都有新的奉献，所以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现在外国人都是用“禅”，“禅”的英文是zen，这个字已经进入英文字典，任何英文字典都可以查到这个字，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个中文字。所以我们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融汇，并不排斥外来的好的东西，而是把它吸收进来加以融会贯通，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真正实现了所谓的拿来主义，中国自古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化能够有5000年的历史文明发展。

第三点，我们的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什么叫innovation？我个人的体会也许不对，待会儿向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请教。我觉得创新不是有新的什么就叫创新。以京戏为例，京戏创新就是我编一个戏，叫王宝钏，我再编个张宝钏，编一个张宝钏就算是创新了吗？我看不一定。真正的创新是“古今以智相积”，要积累起来，要达到新的层次、新的变化，不是那么简单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新的发明，就是我们说的创新，都是要和成见相对立的。也就是说新的发现、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和成见相对立的，越创新成见就越对立。

我们以一些比较早的东西为例，“地球是圆的”。其实地球是圆的这一点是非常违反常识的，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在任何地方都会遭到反对，也就是遭到对立。因为拿眼睛来看，眼见为实，在地平线上看，那地球确实是平的，你只要站在地球上面你就看不出地球是圆的。因为人的眼界达不到，即使你在海边看见地平线，地平线是平的，你看起来地球就是平的，它不是圆的，你怎么会说地球是圆的呢？关于“地球是圆的”，过去的那些辩论者，包括中国过去的王公派都是这么说的。那倒过来的话，我们对面的人不是与我们脚对脚，而是掉下去了。非常违反常识，因此遭到许多人反对，真正承认地球是圆的，最后取得胜利，是在人类能够离开地球之后。因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伦敦还有一个主张地球是平的学派。

进化论，我们都管它叫科学。在美国很多人都不许叫它科学，甚至要立法说它不是科学，是一种学说，是一种理论，甚至说是一种哲学、一种想象。进化论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在剑桥的时候，我的隔壁就是达尔文学院，它的建筑都已经变成古迹了，可是还是一样对它有成见。所以任何的创新都是要和成见相对立的，爱因斯坦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以智相积的过程、我们的文化传承过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文化创新各种各样，比如，技艺上和艺术上的创新，我们就不说了，只说从根本的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创新，中国也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当然与有组织、自主的创新还是有所不同，但自觉的创新变化非常大。凡是了解中国学术史的，早的孔孟时期就不谈了，我们就谈汉代以后，汉代的学问跟后面的学问是大不相同的。汉代的学问是和谶纬联系在一起的，谶纬之学对宇宙有一种神秘的看法，所以它的一些基本思想有经有纬，所谓的有六经有六纬。它在叙录考据的方面用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它形成了汉学的体系，当时文化核心的内容——经学确实是如此的。

几百年之后，到了魏晋时期，它发展到极点，出现了一个创新的学风，就是魏晋的玄学。过去的考据甚至神秘主义的经纬那一套都被禁止了，有些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的是一种玄秘的、清谈的学风，即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由于太脱离实际，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新的义理之学，就是从宋代开始的理学的学说。当然理学的学说发展到后来成了空谈，在清朝时又变成了一种朴学的学风来反对这些，又回到了汉代的重实际、重考据的道路上。

中国文化有许多新的变化，但它仍然是中国文化，还是中国的学术史、中国的文化史。因为它万变不离其宗，而且正因为有这些创新的变化，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传承下来。总之，中国文化为什么5000年能持续传承下来，我想到这三点，说得是不是合适，我们待会儿如果有时间再讨论。第一点，我们的文化在传承的方式上有它的优越性；第二点，我们的文化在善于吸收和包容方面有它的特点；第三点，我们的文化是处在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

既然一些外国的文化在一定的时期都衰亡了，有的后来复兴，有的后来绝灭，变成了研究对象，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没有过这样的断裂呢？我们说有，当然次数不多，可是有过。这一点我觉得也值得特别研究一下。我想一个就是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几乎使我们的文化断裂了。大家说焚书坑儒真有这么回事吗？有些人不太相信，还有人甚至说古书记载是夸张的或是我们理解错了。我告诉大家真有。我年轻的时候也不太相信，后来我是怎么相信的？因为我是学考古的，在考古上现在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要焚书坑儒是有一个法律的过程的，真正把它写进立法是在秦始皇的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的时候，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当时丞相李斯有一个建议，上书把“挟书令”变成一个法律，“挟”是藏的意思，挟书令就是藏书令，不允许藏书。当时李斯的建议，即当时这个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凡是有收藏或者学习研究诗、书、百家语的，在令下三日必须交官。因为当时的书有的是竹简，有的是帛书。你家里有收藏的话或者你过去念的、你书包里还有的，令下三日，是这个令只要一下来到你知道了，三天之内必须交官，交到县级的政府去，交县级政府之后让“杂烧之”。“杂”不是混杂，是共同的意思，是交的那个人和接收的官吏和监管的官吏一块儿看着烧，就是说你想偷着藏不行，你把它交官了，那官一看挺好，想藏起来，那不行，要互相监视着、看着烧。如果不烧，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甚至是可以判死刑的罪。“偶语诗书者弃市”，当然诗书不仅是诗和书这两种，当时的各种经典都在内。“偶语诗书”，不是偶然说诗书，是互相说诗书。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胡老师了，我说《诗经》有一个哲理问题我向你请教一下，行了，“弃市”，就是砍头，这是死刑。

怎么办？学什么？秦还有博士的，秦的一些博士都变成算卦占卜的人了，那些真正做学问的人都没有了，“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学校被禁止了，没有老师了，那学什么？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念法律，以吏为师，就是你到官吏那儿去学，只有当官的能教你，一般的、其他的学者都不许教了。以吏为师，学什么？学法律。老老实实地学，学怎样老实，这就是秦始皇法律的基本内容。

这条法律能实行吗？真能实行，因为这条法律一直到汉朝初年还没有能够取消，一直到汉惠帝四年才下令取消这条法律，一共有30多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属于这30多年期间所有的墓葬里面出土的书籍，没有一种书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我们也发现，现代发现的书籍不少了，但这30多年时间的墓葬里面出土随葬的书籍都没能超过法律之上，说明这个法律是非常有效的。

“古今以智相积”，我们今天就专门引这句话，这时候把积的那些东西都丢了，这时文化就要断了，非常危险。所以后来才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到了汉初这条法令废了之后，在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接续文化的传承。首先找书，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官方，有些书幸免于焚书之难，有些人偷偷藏起来，有些古书籍藏在屋壁里。我给同学们解释一下房子墙里头怎么藏书。比如说这个大礼堂，我在哪个地方藏书，能藏得了吗？那时候房子是用夯土做的，在座的同学有谁是山西北部的，那个地方直到现在还有夯土墙，就是拿黄土一层层夯起来。黄土墙用刀子挖一个洞是很容易的，挖完洞把书搁在里头拿东西一挡，外头拿黄土一抹什么也看不见了。就用这样的种种方法把书隐藏起来，有些书就这样传承下来了。

还有些是原来曾经学过这些书、背过这些书的人，这时候先把那时背的东西记下来，再整理。所以西汉人为什么那么注重叙录考据，那是要恢复文化的传统，要把原来经典的一些书籍遗留下来，这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就够了，我想大家也可以理解。

“古今以智相积”，方以智的这个认识还是很重要的，说明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被传承下来是经历了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也碰到了种种困难。

我继续讲一讲文化传承。比如，刚才讲到从汉初以来，从汉代的汉学，到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到宋明的理学，再到清代的所谓汉学等，发展都是绵绵不绝的。可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传承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明末清初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就是16~17世纪之后，就出现了问题，那就是西学东渐。我说明一下，如果是我编辑的书或者我组织的一些项目，我不允许这些作品里用欧洲人曾用的“地理大发现”这个词，这完全是欧洲人的立场，其实用不着他们发现，美洲本来就在那儿，还用发现吗？我们中国还用他们发现吗？我们自个儿就存在，我们比他们还早，是不是这个道理？到明清之际，我们的文化传承碰到一个新的局面。西欧的势力逐渐扩张，叫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的以当时的西欧为代表的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达到了举世披靡的局面。

西欧的文化首先到了非洲，非洲的文化就被打倒了、被占领了。然后到了澳洲，澳洲本来文化就不高，还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当然是被占领了。再然后到了美洲，美洲有一些地方当时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但结果还是被毁灭。当时是西班牙的将军荷兰多·柯第斯进入中美洲探险，和阿兹提克人发生激烈的战斗，结果阿兹提克人被消灭了。那真是可怕，完全是毁灭性的。最后到了亚洲，首先就看到了中国，而中国跟非洲、澳洲、美洲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拥有近5000年历史的古国，有着伟大而悠久的文化文明传承，这个情况是当时的欧洲文明所没有见到的。因此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碰撞，中学西学的碰撞，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运动，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因为身处其中而看不见来源，也看不见未来，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但是你只要想一点，从明清之际到现在，每个中国历史的重大关头都会出现一个中学和西学的问题，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越往后就越激烈，越受人注意，一直都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

因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方面，从文化上讲，当时来的所谓西学的文化，它跟过去我们接触的如印度文化不一样。印度文化跟我们基本是在一个水平上或者我们比它的层次稍微高一些，而西方文化是在走向近代化或者现代化过程中比我们再前一步的文化。那些文化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得不学的东西，这点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是带着异国的势力进入我们的，我们又得加以阻止和抵抗，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做？这是新的问题，涉及中国的文化怎样传承、继续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明清之际就开始，为什么今天我特别强调方以智，因为方以智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方以智在当时学西学，学得非常好，他的西学水平不见得比李之藻、徐光启等人低。他懂得，所以他讲“古今以智相积”，在他的书里面也包括了一些西学的内容，甚至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闭环的说法。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学”或者“国学”，“国学”这词比较晚，“中学”稍微早一点。它和西学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而在外国也产生了一个学问叫做汉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学问。在西方产生了汉学，在中国产生了西学，由于跟西学对立，我们有时候叫中学，有时候叫国学，这些词都是新的，新的问题、新的东西就出现了。它的标志就是第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脚踏上中国土地。这个传教士是谁？不是利玛窦，比利玛窦要早几十年，他是沙勿略。他经日本来到中国，可是他在中国只待了两个月，他到了台山待了两个月之后，因病就走了。沙勿略后来被天主教的梵蒂冈教会追认为圣人，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银棺材里面，现在还陈列在印度。

从沙勿略到了台州以后，西学就开始进入中国，因此就碰到一系列的新问题。中国的文化和整个中国一样都成了世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没有什么世界，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融为一体之后才出现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例如，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世界史的呢？是那个世界已经接触融合在一起之后。从沙勿略到了中国以后，在文化史上中国的文化也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这时候开始就成了中国的近代化，甚至是一直到现代我们还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般的问题，它是中国走向世界，进入中国的近代化到后来的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这跟过去完全不同，所以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我们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要融入世界这个潮流，我们不想跟着走也不行，因为你已经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普世化的过程。就好像坐一艘大船，原来你是在一个小河上的，你现在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会碰到一些全世界都会碰到的问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分裂。近代的世界文化，是从西方开始的，它走向了分裂。它不再像过去的传统文化，我说的过去的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国的文化，又包括东亚其他地方甚至欧亚大陆、西方的文化。世界文化本来不是这样的，可是在近代发展过程中，它走向了分裂，这个分裂过程就是所谓的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的概念是由英国的斯诺提出的，叫斯诺问题，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斯诺是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文学作家，1959年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标题叫“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因此也出名了。他说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分裂，当然他是在讲西方，今天我们也有类似的现象。我们应该说人文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或者是理工科和文科的分裂。他演讲那天特别地强调，20世纪中叶在剑桥，大多数的学自然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和那些从事人文的文学知识分子，互相都不了解，都不在一块儿，老死不相往来。他说这种隔阂甚至发展到了互相敌视的程度，互相看不起，互相轻蔑。这个问题是由斯诺提出来的，所以后来在全世界叫作斯诺难题。斯诺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斯诺问题其实在我们这儿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后来很多的西方学者都讨论过。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那些讨论当时没能传到中国来，因为他们主要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讨论的。我记得1995年或是1996年，我们在清华开过一个文理工教授座谈会，由我和吴良镛先生两个人主持的，那时候文科教授很少，教师们都来参加，开了一天的会。我记得吴良镛先生就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篇论文，他念了美国哪一个州立大学的一个校长的就职演说，我现在不记得了，叫作“不要做半个人”。他说人应该有两半，一半是科学技术，一半是人文的，你不能做一半的人，你应该做两个半人，这就是从斯诺问题来的。

这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大家不要以为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方面，甚至影响到整个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发展。我们作为中国人，面对着不同来源、不同国家的文化，面对着分裂的文化形势，能够继续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里面的精华，而且不是分裂的，而是综合的。这个任务我觉得是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克服很多的问题。

过去有人讲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还有文化保守主义完全保持中学的传统来排斥外来的文化，早就被证明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不吸收不行。像清朝有个倭仁主张，我们就学文化闭关主义，还不是保守主义，外国的什么都不要，这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而且有害，那就是把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分隔开，那是不允许的、不可能的。可是全盘西化，我说实在话，一定是不对。

胡适也是如此，他也提过全盘西化。胡适后来做了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最后过世有点受到此问题的刺激，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卷进一个论战，当时有很多的台湾学者批评他，说“你是全盘西化，你这个不行”。他就做了个演讲，他说“我们说全盘西化也不是真正全盘西化，最后也全盘西化不了，就好像钟摆一样，你把它先拉到一头，先把它说成到头了，说全盘西化，反正它不能全盘西化，到最后回到中间来，还比较合适”。这是他自己解释的。可是还是不行，他还是受到很严厉的批评。

不管怎么说，全盘西化不行，全部的文化闭关也不行，可是我们怎样能够真正中和，而且是有组织、自主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向创新的道路？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分裂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只要一面，只要科学文化的一面，而不要文学文化或是人文文化的一面，如果不考虑这一面，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所缺失的那一部分就会被现在流行的、庸俗的文化所充斥，而且不能够抵御那种文化。这一点不只我们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就变成了你只考虑自己的存在，不考虑别人的存在的文化，就变成了一种庸俗的人文文化，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必须得考虑到人，从教育角度来说，就必须考虑到育人，如果没有育人，那是非常危险的，一定就会被庸俗文化所湮没。前天我收到《第欧根尼》杂志，这个杂志是由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赞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在杂志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很简单《哲学在哪里》，作者姜永安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韩国出生，在韩国接受高级教育，后来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做研究。他专门研究了17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和亚洲思想之间的关系，正好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这篇论文里有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一听。他说“我们频频听说人文学科的危机”，在他这篇论文里，他介绍了一个情况就是整个欧洲人文学科不受到注意，就是刚才讲的斯诺问题，即这种分裂的状况。他说为什么有这种危机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逻辑所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都是根据社会和经济效用来评价的，而人文学科在这方面来看没有什么社会和经济效益，其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当代的人文学科丧失了它的育人理想。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人文学科不赚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去学或者是觉得不值得注意，可是更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现当代的人文学科丧失了育人的理想，也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陶冶心灵的理想，人文学科放弃了其最根本的责任就是要育人，而放弃了人的心灵、灵魂的培育修养这方面，人文学科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没有意义了，为了挣钱又没有谁要学你这种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这是姜永安特别提出来的。人们不再询问和反思生活的意义，不再问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活着。今天我为了钱可以出卖我自己，明天我为了什么，我甚至背个炸弹去炸，我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我干什么事都活该，因为我的生活意义没有了。没有意义就没有价值，生活、生命、人的心灵就没有了价值，他说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所以他说哲学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出它的必要的作用，而且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启迪话语，而主要是一种控制情感、净化心灵和反思生活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看了这位韩国学者姜永安说的这段话后，颇有感慨，我觉得很值得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位韩国学者，大家都在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是这样的，当然外国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也不是这样的，优秀的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它的育人的理想。只有能够育人，才能使文化世代传承和发展，只有育人才能够反思生活的意义，使人们更好地生活和进步，要不然的话，文化的传承就会丧失，文化的创新就不能实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要反思自己，德就是在自己内心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修齐治平，从修身开始，是从内心开始，而如果放弃掉这个责任，那么育人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

我相信今天我从历史的角度提的一些看法，仅仅是系列讲座的一个开端，下面一定会有很多老师做很精彩的演讲，会有很多专家提出一些正确的说法。无论如何，大学要做好文化的传承，也要培育人的精神理想。前两天，我们听到了陈吉宁校长的就职演讲，他特别强调大学是铸造灵魂的地方，这句话得到了报纸媒体的传播，我觉得这点讲得很对。我想我们清华在第二个百年，在这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