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基于文献综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主要观点

Lewis（1954）在其二元经济模型中指出，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后Todaro（1970）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动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Kevin和Zhang（2003）的实证分析认为城市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积极与否仍有待讨论。Adkin和Kevin（2006）认为班加罗尔过快的城市化虽然带来了超一般经济成功，但是也带来了环境的退化和社会不平等（包括城乡收入上的不平等）。

鉴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是我国所特有的情况，所以近年来众多国外研究人员对该体制结构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Lin（2011）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导致了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长久的城乡收入差距。Hertel（2006）研究发现，城乡户籍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能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Wang（2009）运用Lorenz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改善农村贫困。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1955）在分析了英、美、德等国家的相关数据后，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Fei和Ranis（1979）认为在以农业为主要活动的国家里，经济的增长和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一定是相悖的，倒“U”现象也不是必然的。

国外研究人员对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Sherman（1976）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形，但随着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凯兹（1988）认为，社会需求的变化将会导致生产部门结构的变化，进而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产生影响。基于此，Murphy、Shleifer、Vishny等（1989）提出了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大推动”理论。他们发现，收入分配的平等是社会对商品产生更大需求的前提条件，这样才能加快工业化进程。著名经济学家德布拉吉•瑞（2002）指出，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之间形成了如下相互作用的机制：收入分配—产品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新的收入分配。这一机制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要么加强，要么好转。

Chen和Fleisher（1996）运用扩展的Solow增长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各省区的收入不均会得到改善。Kanbur和Zhang（2005）发现地区开放程度会影响我国东部省份居民收入，这也是短期内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Krugman和Elizondo（2002）构建了空间集聚模型，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地区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众多产业聚集在该地区，继而使得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主要观点

（一）政策制度因素分析

国内的学者主要是对城市偏向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

蔡昉和杨涛（2000）通过介绍中国城乡改革前后不平等的程度，分析了造成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认为城市的偏向政策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因此政府的长期目标应该改变偏向的政策和制度，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迟诚（2015）依据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分解并通过灰色关联度检验分析，得出，政府的偏向城市型经济政策增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差距，政府的偏向城市型再分配政策则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差距。武小龙和刘祖云（2014）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江苏市级相关数据发现，城市偏向政策越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位志宇、廖士光等（2007）研究发现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率的提高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帮助。因此，应积极地加大对农村、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健全多元化的农业和乡镇企业融资渠道。王艺明和蔡翔（2010）通过分析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省级相关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巨大影响，而且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影响的方向不同。王小华（2013）认为财政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阶段特征。丁志国等（2011）选取了1985—2009年各省的数据，在对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手段都能够显著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想通过发展农村的金融政策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在政策选择上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谷成和李俊毅（2004）通过分析国内外的经验，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或缓解的有效途径。但我国城乡差别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宫晓霞（2006）、陶纪坤（2008）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城乡二元结构因素分析

一些学者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1）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国家的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经济交换也被容纳在二元结构的影响之中，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是应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陶群山（2009）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并且经济的二元性越强，城乡收入差别程度也就越大。蔡海龙（201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高帆（2012）从理论上拓展了“费—拉模型”，拓展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在城乡两部门人均收入差距上。同时他强调，只有不断提高农村的市场化程度并加快农村的技术进步，促使农村经济产出更有效地转化为农民收入，才能成功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化。

（三）城镇化因素分析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着积极的作用。陆铭和陈钊（2004）发现城市化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马琳和贾保文（201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定量研究发现，天津市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日渐凸显。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蒿建华（2012）发现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城市化、工业化率同方向变动，且富有弹性，其中城市化的弹性大于工业化的弹性。李峰峰、刘辉煌和吴伟（2015）发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对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为正影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正影响强度相应下降。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和差异性。符想花（2011）认为，从纵向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城乡居民收入比会逐渐下降；从横向上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程度的高低直接相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会扩大，但是速度会逐渐减慢。杨森平、唐芬芬和吴栩（2015）在假定我国整个社会体系由城镇与农村两部门构成的条件下，以泰尔指数作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结合我国199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与各省面板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的倒“U”形关系。常文涛（2016）将我国的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三大地带，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之则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城镇化程度越高，作用越强。

（四）产业结构因素分析

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刘军等（2015）研究表明，产业聚集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马正兵（2008）研究了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影响居民收入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迁。高霞（2011）根据1952—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在所研究期间内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并且短期动态校正作用明显。同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三大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刘树申和吕凯波（2011）对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发现，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各层次产业合理地协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还要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然而李小玉等（2011）在研究了中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有量的增加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卢冲等（2014）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作用最为显著。从分项研究的结果来看，林业、渔业、建筑业会拉大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汪同三和蔡跃洲（2006）发现经济增长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小鲁和樊纲（2005）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张嫘和方天堃（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然而吕炜和储德银（2011）通过分析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这三个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中西部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东部地区反而阻滞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

（六）教育因素分析

关于教育对个人就业与收入的影响的研究已经有很久的历史，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等都认为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报酬。舒尔茨（1975）发现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在动态经济条件下的“配置能力”，进而帮助人们顺利就业并提高就业收益。Maurer Fazio（1999）研究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对下岗、再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作用。

从研究分析中总结了如下几个具体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较快增长产生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加深了知识、技能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弥补了由财产、政策、歧视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影响，而原来拥有的财产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从而使社会每个阶层的收入水平差距逐渐减小。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是教育的两大能力，这两大能力有助于缓解和克服贫困，使收入朝着公平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生产能力指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结合一定数量的其他生产要素生产出更多产品的能力；配置能力是指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有效配置既定的资源，从而增加产出的能力。

2．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分析研究具有经济意义。当前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产生了“土地细碎化”现象，导致农村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程度远远低于城市的水平，进而使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效率有了很大的差别，最终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农村及牧区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城市。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就业政策却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及跨区域劳动力配置，引发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在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及地区分布不均，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的教育不公现象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和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3．政府教育决策的影响

我国的初级义务教育主要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来承担，但是，我国地区资源分布不均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地区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个地区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对居民收入有着较大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网络不发达且环境较为恶劣，很难获取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会导致本地区优秀人才的外流。

（七）社会保障因素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或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指导下，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对暂时乃至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在各种原因下生活存在困难的公民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的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内容：①该制度的责任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只有这二者才有担当社会保障主体的能力。②该制度的目标在于保障及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给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生活困难和面临生存危机的公民物质保障，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该制度的最低标准是应该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达到维持生存的生活标准。③该制度实施的保证和依据是相关的社会立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的支点是健全和完备的法律体系，通过相关法律体系规范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各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对国内研究情况的梳理，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

1．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要具体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地理位置、自然状况、人口情况、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对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要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影响相关性。

2．改善带有偏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带有偏好的社会保障支出，不仅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而且在城镇或农村内部也会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就社会保障制度设立的初衷来说，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目的是减少收入差距，而不合理的或实施情况不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只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八）地理区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存在东、中、西三级区域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与人均收入整体上高于西部民族地区。为了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西部民族地区采取了财政支付、平衡收入差距的政策，并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财政投资，虽然整体上提高了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但是仍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经济自主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地区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东西部财政转移支付比例。这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了东西部经济差距。

就绝对收入差距来说，1985年以后，三大区域与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额都显示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96年后，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额由西部最高变为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格局。但就其绝对差额的年均增长率来说，东部最高，为9.65%，中部较低，为9.04%，西部最低，为7.84%。就相对收入差距来说，三大区域与全国平均值均表现为波动扩大的态势，同时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1985年以后，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值和其他两大区域，而东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较全国平均值稍低。

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西南部两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全国贫困人口大都分布于此。西北部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宁夏、新疆三个省区；西南部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广西两个省区。通常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自然地理特色鲜明、远离海洋、深居内陆、自然条件纷繁复杂的特点，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使得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自给经济的时代，部分地区至今仍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难以发展产业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此外，交通条件的滞后也制约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运输成本，这样不仅无法吸引外地投资者前来投资建厂，当地企业的发展也深受约束，缺乏竞争力，难以形成经济优势。无论是较差的自然条件还是恶劣的生态环境均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困扰，并且进一步加重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落后状态。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转变。

（九）劳动力流动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流动获得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制度的限制，间接地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难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其他影响流动的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流动距离每增加1%，流动率降低1.08%（Wang，2003）。也就是说，户籍制度的制约导致劳动力流动一旦跨越地区界限，就会大幅度提高流动成本，降低流动的积极性。结合上述分析，总结为以下几点：

1．少数民族地区地理区位及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地理位置不同，道路交通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就中国多年的发展形势来看，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就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原因造成收入差距的历史由来已久，差距的形成是逐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地理因素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比较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对三大产业均有重要影响。

2．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综合其他现实情况来具体分析。必要时，要结合城镇化率的变化一起分析。

（十）历史文化积淀因素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着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同胞，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各个民族有着独有的文化积淀、宗教信仰。由来已久的宗教文化，使得民族地区同胞存有独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一方面，对宗教有着虔诚的信仰，重视来世和理想，生活理念方式不同于汉族同胞；另一方面，缺乏竞争意识，缺乏积极奋斗精神。

在历史文化积淀方面，通过文献梳理，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1．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关系有了巨大改变，但是，民族地区生产力并没有随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而得到提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较多地区人民温饱无法解决，商品率较低，难以进行生产与再生产活动。

2．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改革力度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观念沉积深厚，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对它的冲击和影响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或汉族地区要小得多。尽管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它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少数民族地区从干部到群众仍未打破某些传统观念，一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并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3．传统的旧风陋习

少数民族的许多传统习俗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有的民族的消费习俗是“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许多民间迷信仍很有市场，如有的地区举办丧事往往要进行数日，在祭灵和哀悼期间，杀猪、宰羊、喝酒，既耽误生产，又浪费财物。有些民族还有许多生产生活禁忌，落后、神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往往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主要观点

（一）政策制度分析

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制度时，学者们主要从城市偏向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等角度进行研究。

付桂军（2006）认为政府行为是导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杨明洪等（2009）得出中央财政的补助对西藏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以及农牧民纯收入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张传庆等（2016）在分析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发现，公共支出规模和城乡社保比的扩大是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等，多管齐下保障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刘玉祥和赵锡平（2013）在研究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公共支出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新疆不同公共支出的影响不尽相同：文科教卫和行政管理的支出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建设、支农和企业挖潜改造这些方面的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谌森（2013）通过分析得出内蒙古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二元户籍制度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短缺”；再分配过程中对公平的忽略；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且增收缓慢。

（二）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性，出现了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陈爱雪和乌日丽歌（2007）指出内蒙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及农民增收困难。虽然这种体制在特定时期加速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占人口最多的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干扰了市场机制对收入的自动调节。张永军（2014）认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比较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看，国家政策仍然偏向城市和国有企业，对农村牧区的投入力度依然很弱。因此，国家应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来改善二元经济结构，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彭泽军和绒巴扎西（2008）指出西藏城乡经济二元性十分明显。现阶段，西藏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别层面上，还出现了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二元经济结构，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陈闻君和胡序勇（2012）指出新疆具有典型意义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新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新疆存在突出的南北疆经济发展差异，表现出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使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来激励不发达地区加快区域发展，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

（三）城镇化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的作用。刘志雄（2012）通过对影响广西农民增收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城镇化、农业发展水平、财政支农以及教育都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杨国安和徐勇（2010）在对青海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策略有利于缓解青海省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高晓霞等（2014）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以1998—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化水平与农牧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内蒙古城镇化进程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农牧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有利于农牧民收入的提高，所以必须发挥城镇化对农牧民收入的积极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存在阶段性的差异。潘明明和后华（2016）利用2001—2014年新疆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关评价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城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张永军（2014）指出内蒙古地区受偏低和“虚高”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再加上统计城镇化发展水平计算上的缺陷，导致无法准确判定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产业结构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缩小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日益凸显。

吴咏和杨丽（2013）通过研究表明，农牧民收入不稳定且偏低是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城乡产业分布差异和人口出生率等原因造成的，这些最终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龚庆秀（2012）分析了广西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广西产业结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城镇居民收入有较大的影响，而第一产业的产出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居民收入有较大的影响。张传庆和田旭（2016）利用西藏的相关数据，定量分析了影响西藏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在此基础上建议调整西藏产业布局，实现产业之间均衡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阿不都热西提等（2014）通过分析得出新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波动性变化。并且发现，在较长时期内，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因此政府应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速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在研究西藏地区时，学者们发现西藏地区的旅游产业极大地增加了农牧民收入。这对调整西藏地区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柳应华等（2014）通过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西藏旅游总收入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农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应积极发展旅游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安平（2010）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将对农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农牧民增收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提出要依托西藏旅游资源优势，大力扶持、推广和发展农村牧区旅游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的途径，这样才能快速地提高广大农牧民收入。

（五）经济增长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存在倒“U”形关系的。张雪瑞和王彦东（2009）为了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通过对内蒙古1990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并不统一，并且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李国璋和赵桂婷（2012）利用1990—2010年相关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对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等三省区组成的经济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并且两者出现阶段性变化。在开始阶段，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而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差距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甄江红和杜淑芳（2005）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收入比、基尼系数及地区分配等方面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趋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严重地制约了内蒙古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这是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

而一些学者发现经济的增长不能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范念龙和徐红（2011）利用VAR模型对新疆1980—2009年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新疆的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也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