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结构

随着发展的深入，尤其是“十二五”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内经济运行与国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升。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探底”与世界经济“四低”，即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供求匹配度有待优化。一方面，存在供给过剩的问题。经历了30年的发展，我国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供给短缺逐渐演变成供给过剩的经济体。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19个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尤其是船舶、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15年，全国粗钢、煤炭行业、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产能、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0%、64.9%、73.8%、67.99%、75.4%和低于70%。⁽²⁾另一方面，供给质量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物质供给与人们日益增长消费需求的脱节和不匹配，使得部分国内消费者选择海淘、出国购买等跨境消费方式来满足需求。就此而言，供给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升级的改革任务较为紧迫。

其二，收入分配亟须改善。区域地理位置及资源存量的差异、劳动者自身禀赋不同以及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等因素，使得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并未惠及所有人，区域、城乡和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均等现象日益加剧。首先，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较为明显，2015年，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省份天津为10.8万元，约为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甘肃（2.6万元）的4倍。其次，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2015年我国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2万元，是农村地区（1.14万元）的近3倍。再次，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益突出，1981—2014年，我国的GINI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0.288增加至0.47；⁽³⁾最高收入组（10%）占有的收入份额为31.4%，接近总财富的1/3，最低收入组（10%）占有的收入份额为2.1%。另外，有研究指出高收入群体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会以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使贫富差距愈加悬殊。政府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财税措施、福利保障项目等，以缓解收入不平等。

其三，环境治理紧迫性剧增。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逐年增加，截至2013年底，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达到102.49亿吨，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8.59%，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减排压力。⁽⁴⁾在污染性排放物方面，以二氧化硫为例，虽然排放量在2006年以后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仍然较高；⁽⁵⁾再以水污染排放为例，1985—2014年污水排放量从41.52亿吨增加至716.18亿吨，增长了近2.1倍。环境污染还存在负外部性，对劳动者的健康和获得收入的能力产生威胁。以中国江苏、江西、四川等17个省份出现的癌症村为例，居民患有肺癌、食道癌、喉癌、胆癌、胃癌以及痴呆等，致癌主因是居住地附近的化工厂造成的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⁶⁾再例如，雾霾引致居民在口罩、空气净化设备上的支出增加，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居民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等医疗卫生开支增加。社会亟待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保护制度，尤其是环境税、碳市场、生态补偿机制等配套制度。

其四，资源枯竭问题愈演愈烈。最明显的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和2007年相比，我国资源枯竭城市数量由12个增至2009年的44个再到2013年的69个。⁽⁷⁾数据显示，2014年资源枯竭城市人均GDP的均值约为4.52万元，比非资源枯竭城市的6.78万元低了33.3%，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受到挑战，迫切需要培育新动能。⁽⁸⁾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除了增长下滑、输入型经济波动的总量问题外，也有产业、区域和分配等微观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下一阶段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要“稳中有进”，既需要宏观调控进行需求管理，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这两个工具背后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如何使用这两个工具才能发挥改革和调控应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