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理论阐发和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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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条件

18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煤炭对木材的替代,引领了工业文明下的第一次能源革命,进而领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美国将石油确定为主导性能源,伴随着大量相关科技的广泛应用而引领了第二次能源革命,继而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综观引领前两次能源革命的国家,无论经济、科技、军事,还是政治、教育等,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张力,其影响力也一直持续到当今。中国近代由于历史原因而无缘于前两次能源革命及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发展机遇;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国内安定,经济、科技等快速发展起来,为实现第三次能源革命和进一步的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争取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今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奠定基础。

2.3.1 中国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方式的界定

中国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可以从相对引领和绝对引领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相对引领是中国在第三次能源革命中已经具备的优势条件,是同其他国家比较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绝对引领是中国实现第三次能源革命领导地位根本性的优势条件,是能源系统的绝对替代,在相对引领条件的日趋成熟的基础上而得以实现。

中国相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方式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装机量与发电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并遥遥领先。据相关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新增并网光伏发电容量1060万千瓦,约占全球新增容量的1/4,占光伏电池组件产量的1/3,新增光伏电站855万千瓦,分布式205万千瓦;在全球产量排名前10名的光伏电池制造企业中,我国占据6席,前4名均为我国企业;光伏电池组件总产量超过3300万千瓦,同比增长17%,出口占比约68%,多数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前10家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在87%以上。总体来看,我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量、发展速度以及光伏企业的发展都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我国全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1981万千瓦,新增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9637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7%,占全球风电装机的27%。而美国仅占全球风电装机的17.8%,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的风电上网电量达1534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78%,全面新增风电核准容量3600万千瓦,同比增加600万千瓦,累计核准容量1.73亿千瓦,累计核准在建容量7704万千瓦,同比增加1600万千瓦。总体来看,我国的风电发电量已占世界30%,相当于整个欧洲与两个美国的风电发电量。

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方式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0%,进而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0%。

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50%,这就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由化石能源系统内的替代层次全面进入可再生能源系统对化石能源系统的替代层次,由此开始确立可再生能源系统的主导性地位,是实现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标志。

2013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为9.8%,国内的相关战略目标计划于2020年达到15%,2030年达到30%,中国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通过多方面的转型与创新,尽快促使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0%。我们根据第四章能源情景分析的判断,保守地预测我国将于2050年左右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开始。

2.3.2 中国相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条件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革命的相对引领阶段,相对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不落后,甚至在一些方面还有自己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夙愿、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可再生能源储量优势、国内能源市场潜力、创新技术潜力等积极条件。

2.3.2.1 中华民族复兴的夙愿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近代的衰落,近代中国同两次工业革命无缘,错失了发展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使国内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经济、科技等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

中华民族复兴的夙愿一直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日趋强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便是这种愿望的升华和凝练。综观历史,一国的兴起与能源关系紧密,如煤炭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以石油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将美国推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以能源革命为基础而表现出的巨大发展张力,同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不谋而合,能源革命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力助推剂,中国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继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大国崛起的积极性也更为强烈,实际行动也必将强力有效。

2.3.2.2 政治体制优越性

各个国家与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存在差异,而经济发展在所依赖的能源种类上的不同,又产生了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政治体制,分别是西方国家延续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大政治制度在当前经济、环境、能源问题面前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西方国家因选举制度等原因,其政府在制定、实施国家战略目标时,会受到国内大企业利益的影响。这些企业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财力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新兴的可再生能源企业,为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阻碍能源转型的彻底实施,在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面前,他们表面赞同能源转型,实际上却奉行拖延策略,阻碍了能源转型的发展步伐。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与实际国情,实行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要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因其历史特殊性,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跨越式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特点主要体现为,能源大部分领域被国有资本控制,相较于西方国家大部分企业影响国家政策而言,这就为能源革命减少了许多阻力。因此,中国在能源转型初期,政府能够以高效率的方式切实展开能源革命的相关工作。

中国政治结构具有其优越性的有力证明,便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对能源转型的政策扶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环境改善、人才培养和自主技术的创新,集中体现在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如“十二五”规划中就已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能源清洁化等一系列积极的能源转型措施。“十三五”规划的相关建议中进一步提出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措施,并明确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以上战略规划都对能源转型表现出了积极的政策支持,从而有助于稳步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2.3.2.3 可再生能源的储量优势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种类多样,有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其储量大都处于世界前列。我国大部分地区光照条件较好,所蕴藏的太阳能资源处于世界前列;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全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总量为10×108千瓦;水能资源是中国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资源,2003年全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就已达到5.4亿千瓦,年发电量2.47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为4亿千瓦,年发电量1.75万亿千瓦时,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此外,我国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同样储量丰富,居于世界前列。2014年,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占全球供应量的19.1%,可再生能源增速快,2014年全年增长15.1%,占全球总量的16.7%,是十年前的近14倍。

中国地域辽阔,可再生能源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而根据不同地域及其经济发展特点,相同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也大有不同,例如:新疆等西北地区适合集中发展太阳能供电;东部沿海适合发展分布式的太阳能供电,还可利用发展风能和潮汐能;中部地区适合多种可再生能源相协调的集中—分布式能源结构。能源种类及其利用方式的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国能源供给的安全保障,稳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2.4 国内能源市场潜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能源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而伴随着政策的扶持、能源生产利用技术的不断突破与提高,国内企业者们对能源投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大。

(1)消费市场

中国人口众多,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所以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量极大,若能成功实现能源转型,可以很好地拉动内需,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据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3%,占能源消费净增长的61%,表现出极大的能源消费能力,而随着国内政策的扶持,又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变化情况如图2-3所示。

图2-3 1980—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趋势对比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市场一直由煤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内的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左右,总体来看呈下降趋势,但速度缓慢。石油是中国的第二大能源市场,一直以来消费幅度变化也不大,保持在20%左右,与煤炭消费差距较大,今后的石油消费趋势会因为油价的上下浮动而有所起伏,但总体趋势变化不大。

中国的天然气消费态势良好,虽然起点较低,但从21世纪初呈现一路高涨的消费趋势,特别是近年维持在每年0.3%~0.6%的增长速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天然气价格相对石油、煤炭便宜,以及国内汽车市场对天然气应用的广泛化,大多数出租车选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一部分公民的私家车也是天然气与原油两用。然而,与煤炭、石油相比,中国的天然气总体上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还很小,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同时,天然气为中国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体系向非化石能源体系的转变,提供不可或缺的过渡性保障。

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主要是由于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家意识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刺激其发展。但可再生能源所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的份额仍旧很小,与天然气的发展趋势相近,但低于天然气的消费比例,并远远低于其所要替代的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例。主要原因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成熟而导致其产品生产成本较高,其消费价格较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强;同时,人们对新能源产品的安全性仍有所怀疑。

总体来看,中国的煤炭消费处于下降趋势,石油消费有所起伏,但变化不大,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呈上升趋势,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前期天然气作为过渡性能源,其强劲的消费趋势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作用。

(2)生产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能源需求的骤增,也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能源生产市场的发展;同时,随着能源开采技术、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提高,国内能源的生产能力及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源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利润随之增加,能源市场也越来越大。此外,政府效能的提高,能源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投资素质的提高,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都促进了国内能源生产市场日趋成熟,具体表现趋势如图2-4所示。

图2-4 1980—2013年中国年能源生产趋势对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煤炭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虽略有浮动,但所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一直高于70%,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的石油产量与煤炭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并一直呈下降趋势,由改革开放时的23.8%一直降到2013年的8.9%,下降幅度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石油储量有限,主要依赖于进口来满足消费。而随着国内天然气生产量的提升,中国对石油的进口在总体上也呈下降的趋势。

中国的天然气产量自改革开放以来有所下降,但变化不大,直到1995年产量开始上升,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清洁能源的重视与扶持。另外,国内对天然气开采技术的不断成熟极大地提高了天然气的产量。虽然天然气产量的上升趋势强劲,但是总体产量仍不到国内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5%,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进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1980年仅占国内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3.8%,但至2011年其产量已经与国内石油产量持平,2012年已经超过10%。观察其增长趋势,仍十分强劲,这也符合中国推行能源革命的实际国情,是能源替代的实际写照。

总体而言,中国的煤炭产量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呈下降趋势,其下降速度的快慢与国内能源革命的进程联系紧密;石油产量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今后天然气的生产趋势将会有所上升,主要在能源系统替代过程中起过渡性作用;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会逐步上升,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速度将随着可再生能源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生产市场的日益完善、国家政策补贴的力度加大等因素而越来越快。从长远发展潜力来看,今后中国的能源生产市场主要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对煤炭的逐步取代。

从生产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快速增长关系着天然气产量的上升,但从消费角度来看,天然气的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关系着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作为过渡性能源短期内具有优势表现,可以有效地促进消费者对更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积极性。从长期来看,天然气的市场份额将会稳定下来,甚至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主导地位的确立。

2.3.2.5 创新技术潜力

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核心技术是实现能源革命的首要因素,只有实现了技术创新的突破,许多后续发展才能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多项能源利用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中国的三峡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我国的水电技术已居世界前列;2013年,中国成立超级电容研究所,专门研发新型超级电容器;北京五星腾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秸秆化机浆”技术攻克了世界性难题,能有效解决污染问题;天津大学石化中心生物质能源专利技术“薯类原料酒精生产方法”,使我国非粮生物质能源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等。此外,一些企业通过收购国外创新公司而形成了创新技术多样化的优势,例如:汉能公司通过收购Solibro(瑞典)和MiaSole(美国)两家国外创新公司,而掌握两种铜铟镓硒技术,相对于晶硅发电,该技术是第二代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无污染、电能转换率高、应用广等优点,是今后太阳能发电技术的主流发展方向。

中国目前虽然还缺乏很多基础性的能源利用技术,但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性科研的扶持力度,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逐步正规化,创新动力也逐步增大,技术创新的自主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活力,整体处于上升趋势。

2.3.3 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条件

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德国的新能源革命等相比,我国开发应用新能源起步较晚,基础性设施体系还不够完善,技术创新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但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并非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先一步实现对第三次能源革命的绝对引领,中国具有这样的潜力和后发优势。而要实现中国对能源革命的绝对引领,特别是在当前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的不利条件下继续推广非化石能源的应用,主要依赖技术、市场、政策三方面的革命性突破。此外,还需要合理规划产业、转变能源利用意识等作为补充,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50%,从而推进中国由相对引领转变为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

2.3.3.1 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引进

技术创新是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硬性条件,我国应注重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技术的自主创新,同时还要通过国际的科研合作、技术引进,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技术研发,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1)能源技术的自主创新

技术的自主创新是能源变革的关键与基础,我们可以根据能源革命本质特征中的两种替代模式,来研究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创新方向。推广模式下的技术创新,主要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技术的创新,其将引领汽车行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向清洁方向转型,从而形成能源革命的主导性力量。高端模式下的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以煤炭、石油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其将引领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对第三次能源革命起到重要的过渡与补充作用。

第三次能源革命存在诸多的可能性,目前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能源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主导能源,只有通过相关技术的成熟与产业化程度来加以判断,其中,非化石能源的全天候有效利用与完美的储能效果,对于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非化石能源还不能满足全天候的利用。例如:太阳能薄膜光伏发电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光电转换率,但仍存在阴雨天无法工作的弊端。中国研究人员已经研发出阴雨天正常发电的太阳能电池板,虽然目前转换率较低,只有6.53%,但全天候的太阳能发电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若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将是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一大助力。另外,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储能技术还不够成熟,例如:当前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直接并网,而相关的储能技术还相对薄弱,这使可再生能源在替代化石能源过程中的优势大打折扣,同时,也制约了国内智能电网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加快对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技术与储能技术的创新、研发,降低非化石能源产品的成本,促使其尽早投入市场。

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既可以有效地解决能源短缺的难题,又能够有效地改善当前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也符合传统化石能源的高端发展模式,使传统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够满足未来的环境承载力。此外,如煤层气开采技术、洁净煤技术等,通过技术上的升级,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燃煤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时也促进了煤炭行业的转型升级,形成一个健康的煤炭市场环境,为非化石能源的替代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

非化石能源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外,核能等清洁能源同样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关键还是在于其核心技术能否实现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核聚变不仅需要少量原料即可产生巨大电能,而且相对于核裂变而言,没有核废料的弊端,若能得到推广使用,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导能源。但是这需要核聚变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前提,同时还要保证其产业化成本不高,开发及生产的安全性等问题得到解决,而短期还很难达到这样的条件。因此,未来相关非化石能源的主导性选择标准,主要看其开发利用技术的突破力度与产业化发展的成熟程度。从目前趋势来看,太阳能源发电技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突破,太阳能发电储能技术也是当前的技术创新热点,很有可能成为将来的主导性能源。

(2)创新技术的引进

除技术自主创新外,我国还应积极、有目标地引进创新技术,开展广泛的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创新技术的引进,不是对该技术单纯的吸收与运用,关键之处在于再创新,从中研制出对我国生产需要的技术,而这要以我国本身的科研能力为基础。因此,对创新技术的引进是在科学规划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引进,应选取我国已经积累一定的研究经验并且亟待突破的研究项目为引进目标,选择性地引进那些我们能够从中研制出部分设计原理的国外先进技术,并与本土经验相佐证、结合,从而实现自主研发的突破;对于我们完全陌生或处于起步阶段的技术产品,不选择或慎重选择。

中国的高铁技术就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典型案例,我国在研发本土高铁技术的同时,曾先后引进了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的先进技术或产品,进行消化和吸收,并结合本土技术的经验积累进行再创新,经过十年的研发,实现了核心技术的突破,使“中国高铁”成为一张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名片。我国能源技术的创新也可以在本土技术有一定积累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的相关先进技术加以吸收与再创新,从而使国内能源技术创新在短期内实现突破。

在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研合作的同时,还应积极关注各国国内的与非化石能源相关的创新企业的动态,抓住机会对其进行合并收购,以获得创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中国掌握非化石创新技术能源的数量,从而加大中国在非化石能源技术创新上质与量的绝对优势。

2.3.3.2 能源市场的绿色转型

能源市场的绿色转型是中国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引擎,为我国的能源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既包括化石能源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又包括非化石能源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能源价格,使市场价格最终趋向于均衡价格。

以煤炭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市场的转型与升级,既可以缓解采煤、燃煤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又能够为非化石能源的逐步市场化提供一个过渡性的机会。煤炭行业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技术层面,提高煤炭产业的生产标准,以清洁煤为煤炭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从市场机制方面,合理规划国内煤炭行业,淘汰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扶持创新性的煤炭企业,同时大力发展天然气等清洁性的传统化石能源产业,为非化石能源市场提供发展基础与条件。

能源产业转型需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发力,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对称平衡。从能源市场的供需两侧同时发力,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化石能源的过度利用与非化石能源推广不足这一矛盾,为推广非化石能源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基础。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替代本质,对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概念进行拓展: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中,应该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产量,并控制对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同时逐步增加非化石能源的生产量,刺激非化石能源的消费能力,从而有效地推动第三次能源革命。

非化石能源的市场化,需要建立一套长效的市场机制作为支撑,并不断地加以完善。在供求两侧相向而行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市场比例,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完善供求机制,充分反映且有效调节市场中非化石能源的供求关系,保证其稳定与持久发展;加大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新能源厂商的市场竞争力度,维护其竞争利益,提高新能源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建立并完善新能源市场监管机制,完善非化石能源的法律体系,提升新能源市场的抗风险能力,为新能源市场提供一个安全的市场环境。

2.3.3.3 政策激励与完善政策体系

对非化石能源的政策扶持与相关体系的完善,是中国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保障,它推动并维护着能源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与能源市场转型的实际运作,具体体现在企业、消费者、科研三个方面。

(1)对企业的扶持

众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新能源产品与服务,是消费者广泛接受新能源产品的前提条件。但企业在非化石能源价格优势低的不利条件下,不会主动进行相关的生产服务,对此,政府应大力采取政策激励措施,促进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

对企业的政策激励措施主要包括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前者主要体现在减免新能源企业的税收、增加对新能源企业的补贴力度、提倡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后者主要表现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缩短新能源企业的相关申请时间、保障新能源企业市场自由竞争的力度,从而提高新能源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以及刺激传统企业研发相关绿色产品。

政府应全面且有重点地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光伏发电产业、风电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非化石能源行业的领头军企业,以快速确立非化石能源体系;同时,加大对核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潮汐能发电等的政策扶持,引导其发展方向,激励其进行技术研发,合理规划相关产业,从而为非化石能源体系的全面确立提供条件。

(2)对消费者的扶持

消费者对非化石能源应用的积极性是推动能源革命的一大动力,然而,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的积极性与获得利润周期密切相关:若投入大,但短期无法获利势必会极大地影响公民个人消费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积极性。缩短获利周期的关键在于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同时,政策体系本身的完善可以很好地鼓励消费者消费、使用新能源,从而达到提高政策效率的目的。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2016年1月17日走访开封市个人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用户,经了解得知,目前开封市个人太阳能发展并网的收购电价由国家电网和地方电业局共同补贴,各占0.42元,但地方电业局又在其补贴中收取17%的税费,这进一步导致了补贴金额的下降。根据投资规模的不同,个人收回成本需要4~7年,由于短期无法得到有效回报,消费者们不愿加大投入力度而转向其他消费目标;同时,购买锂电池等一些价格昂贵的基础设备属于太阳能发电设备之外的成本,也极大地打击了居民的投资热情。如果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居民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政策扶持力度,如免税、补贴电价与居民本身发电量等同、政府或企业提供配套基础设施等,使个人回本时间缩减2~3年,则会大大促进太阳能应用的推广。此外,目前开封市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的用户,仍需像其他用户一样缴纳电费,即用户并网所得补贴费用与供电公司收取电费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这就造成了公民个人的不便与电力系统上的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如果用户个人所需缴纳的电费可由自己并网所得补贴直接抵销,则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简化了电力系统流程,减少了浪费。因此,对非化石能源的政策扶持还需要完善,同时兼顾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最终有力推进第三次能源革命的顺利进行。

(3)对科研的扶持

技术的自主创新与政策创新都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政府应加大对科研工作的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扶持,使科研工作者在资源充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为第三次能源革命提供技术与政策帮助。

根据国内不同的非化石能源发展趋势的快慢,以及不同产业优势、发展潜力的大小,选择性地大力扶持一些主流型的能源技术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转化速度。我国应加大对光伏发电技术、风电技术以及相关储电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加快其产业化速度,提高我国的非化石能源领先优势;重视对核能、生物质能等其他非化石能源的科研扶持力度,提高我国的创新技术质量,全面提升我国的能源技术创新优势。

2.3.3.4 合理规划国内产业发展

环境问题与以煤炭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的不合理利用密切相关,由于化石能源主要用于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以及房地产业、交通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对相关产业的合理规划与调整,是实现能源革命必不可少的步骤。

(1)对第二产业的合理规划

工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石,传统工业部门大多以煤炭、石油为加工原料直接进行开发利用,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其产业的发展模式。对第二产业的合理规划,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化石能源的节约,提高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率;另一方面,逐步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规模,进一步推进工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合理规划煤炭开采、石油开采以及金属矿物开采等采矿业的发展,推行绿色开采技术,提高安全生产和绿色开采水平,提高采矿业的资源利用率,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依据科学产能控制开采规模,加强工业环境管理,在矿区形成并完善循环经济体制。合理规划石油、炼焦、化工、电子设备、纺织等制造业和加工业,规范、提升其清洁化生产技术标准,提高其生产流程的设计水平,同时加强对其生产流程的监管,形成清洁生产模式。合理规划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严格提高建筑清洁生产指标,如严格规定水泥、钢筋等建筑原材料的标准,以引导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限制建筑业的盲目扩张,避免资源浪费,从而缓解国内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2)对第三产业的合理规划

对第三产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有效地引导相关产业链的转型与升级。我们可以从终端产业着手规划,减少数量与提高质量并重,减少不合理的产业数量,提高清洁质量标准,从而引导并迫使上游产业进行绿色转型、清洁转型与产业升级。房地产业与交通运输业是我国当前发展最为强劲的第三产业,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可以有效地引导一系列产业转型与升级。

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的增长点之一,影响着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可以有效地引导建筑业、水泥等原材料加工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率,增加对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程度,同时提高对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不仅保证了产业的健康发展,还缓解了能源短缺与环境问题。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且影响广泛,通过对交通业的合理规划,大力推行清洁能源汽车,可有效引导汽车制造业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加工制造业提高生产标准,积极开发利用替代能源,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实现汽车制造、销售等整个产业链的转型与升级。

2.3.3.5 转变能源利用意识

中国要实现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需要转变能源利用意识,主要包括公民能源消费意识的提高、能源生产意识的转变等。

(1)能源利用意识的转变

公民能源消费意识的提高,是中国推行能源革命的动力之一,广大消费者对非化石能源使用的积极反馈可以有效地推动第三次能源革命的进行。

能源消费意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有了很大的转变,人们更加注重产品的绿色标准,愿意购买清洁性产品,对新能源产品表现出极大的消费欲望。例如:人们更趋向于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泵热水器、水源热泵热水器等新能源电器;更加乐意购买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清洁能源汽车,取代传统的燃油汽车;人们更加注重绿色装修,对室内装修材料的选取,更加注重其原材料的绿色环保以及提高家庭能源的利用率。

能源生产意识的转变既是公民提高能源消费意识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国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引导性力量之一。

能源生产意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生产源、生产线、产品设计等环节上。中国实现绝对引领第三次能源革命,国内的企业要转变生产与管理理念,形成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的产业模式。首先,加工制造业要在能源原材料上做到以非化石能源为主,如选择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其次,在生产线上做到资源材料的循环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充分实现循环经济效益;再次,产品的设计上要同时兼顾产品的销售与清洁、无污染的特性,即处处体现出非化石能源环保的优势特征。

(2)转变能源利用意识的途径

转变能源利用意识的根本手段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能源革命需要至少两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其所产生的效果却会影响到几代人的生活。我们现在对相关基础教育的大力投入,如加大对学校的教育投入、加大对相关技术培训的投入等,可以使未来社会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服务业等转变能源利用观念,更有效地推进第三次能源革命的顺利进行。

政策性引导是转变能源利用意识的有效措施,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能源消费与生产标准,同时加大推广非化石能源的宣传力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转变人们的能源消费意识和企业的能源生产意识。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与电子信息的有机结合,能够使宣传的范围和力度进一步扩大,而宣传力度的大小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政府对推广非化石能源以及能源替代的重视程度。

随着技术进步、政策推动、消费倾向的逐渐改变,人们对化石能源的边际消费量将逐渐减少,直到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达到峰值后,其消费总量将开始递减,而对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消费量将逐渐增加,且速度越来越快,其消费总量将持续增加,直到其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0%,即达到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标志性阶段。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已经满足替代的绝对条件,此后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速将越来越快,相对应地化石能源消费的速度下降得也越来越快。

当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超过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峰值时,能源革命将进入到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此时人们对能源需求总量基本饱和,对能源的需求逐渐变缓,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速将逐渐变缓,而化石能源减少的速度也将变缓。人们开始着重于可再生能源结构、市场的完善,并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第三次能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