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能源改革动因探究：能源的可耗竭性和环境外部性

1.2.1　能源的可耗竭性：未来能源在哪里

目前，在人类社会的能源体系中，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较大。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是主体能源，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煤炭是主导能源。因此，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化石能源依然占主导地位。我们知道，化石能源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耗竭性，通俗理解，化石能源有一天将会被人类消耗殆尽，人类将无“能”可以利用。那么，届时人类社会如何运转呢？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的最新数据，2016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分别为1139331百万吨、1.707万亿桶、186.6万亿立方米，其储采比分别是153年、50.6年、52.5年。这意味着，如果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全球未来53年以后、153年以后将无油气可采、无煤可挖，也就是说，在150年之后，即到2170年全球将没有化石能源了。

化石能源的可耗竭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人类害怕因为缺失能源而带来的福利水平的骤降，如果没有能源，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将不能维持，人类将失去一切所有依靠能源动力的活动。

与此相对，世界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如果找不到替代能源，那么，人类将急功近利，贪婪地寻求一切能源为我所需，从而会把后代的能源消耗得一干二净，这加速了人类社会化石能源的代际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人类把子孙后代的能源都提前消耗了，那么将加剧人类社会在代际分配上表现出来的极大不公平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以目前的能源开采能力为什么不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能源需求呢？这是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全球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能源需求总体来说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源需求必定增加，这是一个规律。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和印度，造成了全球能源需求的巨量增加。在世界化石能源体系的主导下，化石能源需求增速远远高于非化石能源需求增速。因此，人类面临着巨大的能源供需缺口，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在学术界，能源危机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众多学者对能源危机进行了研究，以《增长的极限》最为著名。该研究报告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研究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资源消耗和人口增长的情况。其结果表明，资源危机是制约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在目前以能源危机为主要代表性的约束下，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极限，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学术界对该报告存有很多的批评意见，但是仍然不能抹杀它的学术价值。

关于能源危机在学术界的认知体系中，主要存在争论已久的两大观点：一是能源可耗竭让人类未来发展无能源可用。这是一种悲观论。如同增长极限的学派，悲观论只看到能源耗竭性的客观存在性，却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新型能源的发展、人类节能意识的提高等。这种孤立看待能源可耗竭性的悲观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二是乐观派。他们认为，能源可耗竭性可以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中变得不成问题。科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根本保障。随着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化石能源的可耗竭速度将被大大降低，非化石能源的开采利用程度将被大大提高，人类不应该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受能源可耗竭性影响。

无论哪一学派关于能源危机的观点，都过于片面。只有动态看待能源危机，才能更好地认识能源危机。我们不能否认危机的客观存在性，但是也应该乐观地看待能源危机。

一个极大利好的事情就是，随着人类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耗竭危机被不断延后，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既是近期急需的补充能源，又是未来能源结构的基础。这可以从美国以页岩气为标志的能源独立革命看出来。近年来，美国在开发利用页岩气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对世界能源市场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最近几年也在尝试开发新能源，以弥补我国化石能源之痛。根据每日财经网讯的消息，中国可燃冰储量全球第一位，在中国215万平方公里的冻土区下，可燃冰的远景资源量可达350亿吨油当量，其中，海域可燃冰控制资源量达40亿吨油当量。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可燃冰的战略规划与安排，分三个阶段有序开发该资源，其中，2006—2020年是调查阶段，2020—2030年是开发试生产阶段，2030—2050年，中国可燃冰将进入商业生产阶段。⁽¹⁾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只要是化石能源，就存在或长或短的可耗竭性问题。如果能源存续期较长，说明能源危机的影响不算急迫，但是如果能源存续期较短，那么能源危机的影响就在眼前。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能源即可缺少。因此，我们应增强危机意识、节约意识，让节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类应从生产和生活各种行为中节约一切能够节约的能源，这是全球能源的现状给我们的启示。

在能源危机面前，世界各国地位平等。如果各个国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能源危机的办法，那么，因为能源危机而导致的解决办法可能会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一切都围绕着能源。近年来，围绕争夺能源的地缘政治角逐的竞争性不断提高。中亚、东亚、北美和南美等都在围绕能源进行精心布局。美国利用世界强国的地位，通过美元与石油的挂钩，巩固了石油美元霸权的地位。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背后都与石油有关。我们不得不说，能源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应对能源危机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还是在生活形态中，抑或在国际关系中都有能源危机的身影。因此，通过推动能源革命，利用新能源替代耗竭性化石能源，从根本上使能源不再构成人类社会的极大“威胁”，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要解决能源可耗竭性的问题，即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找到后续的能源动力。这是一个对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还是工业生产，都不能没有能源，没有能源，整个社会便失去了动力基础，没有能源，人类就不能生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理出解决能源枯竭的发生机制，总体方向是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并且这种替代应该来说是有步骤进行的，替代的程度逐渐提高。通过解决能源可耗竭性问题，能源革命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步推进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提。这是一个紧密相关的关联关系。

1.2.2　能源革命的环境效应：美好环境的再造

在能源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排放物和温室气体，这在科学界和学术界都已达成共识。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造成全球性环境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局部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曾经的伤痛。这既体现了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极度关注，也体现了民众对美好环境的广泛需求。例如：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导致约12000人丧生，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日本也不例外，因环境污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些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事件对当时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谓是空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部门到普通民众都在关注环境污染问题。

凡此种种，也引起了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从而唤醒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随后，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探讨其形成原因入手，构建了治理环境污染的基本框架体系，在主要发达国家已见成效。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过长达四五十年的时间，已经基本解决局部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温室气体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其过程代价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所需时间还较长。这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特点，需要从长计议、持之以恒地加以治理。

在发达国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无不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主要任务。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对能源，特别是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大增。巨量的化石能源需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污染现象时常发生，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种污染严重增加的态势势必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福利效应折减，对国家的发展形成不利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巨大损失。因此，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从发展理念上彻底转变，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看作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和基本要求，以创造更有利的发展条件。

人类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真理，无论是在原始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还是在工业文明社会。即便一些国家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趋势，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国家不把可持续发展当回事，完全无视环境的作用，不顾及后代子孙的发展所需，这完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悖。因此，世界各国应该一起坚守资源稀缺和环境友好的发展原则，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在国家发展过程之中。

人类对环境的美好追求，要求人们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污染产生的物理根源在于化石能源，要实现能源动力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

人类共处在一个地球上，为了防止地球被破坏，所有国家都应该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宗旨，通过消减化石能源的使用量，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在不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前提条件下，还地球美好明天。

2015年12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代表一致通过了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文件。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基础上，第一次就发展的概念达成了共识，从而把可持续发展推向了新时代。

大量的事实说明，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决定因素，美好环境是人们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重要期待。唯有实现物质丰富、精神文明和环境友好协调发展，才能让人们享受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生活。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社会中的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提高清洁能源占比，无疑成为保护人类美好环境的重要保障。而此时此刻，调整能源结构，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纲领。

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被彻底破坏，通过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入手，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中所占比重，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的开发应用比例，为发展注入绿色动力。已有一些国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中国、美国、巴西等。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巴西在生物质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逐步实现了能源独立的梦想。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化石能源仍然占比较大。因此，全世界推进能源革命任重而道远，对此我们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推进能源革命，我们美好环境和生活的愿望就难以实现；推进能源革命，则需要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这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系统的某些成本上升。如果要在能源革命与非能源革命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们肯定选择的是能源革命。这是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和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基本态势。唯有此，才能还地球一个崭新的面貌。

在能源革命的推进过程中，需要耐得住诱惑。随着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会不断提升，可能会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从而导致化石能源的价格降低。在新价格形势下，如何推动能源革命，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进步，让清洁能源有更好的经济性，推动能源革命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发展定力，坚持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既是人类社会顺应能源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拯救地球的必要手段，更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动力。对此，人类要肩负绿色发展的使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

1.2.3　能源革命发生的内生性根源和外生性冲击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认为新一轮能源革命之所以发生，有其内生性根源性因素，即能源的可耗竭性和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这既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全球进行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逻辑起因。这是能源革命发生的内生动力和要求。

当然，在推进能源革命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外生性冲击，可能会影响能源革命的进程，大体如下：

第一，能源政策保障性作用的持续性。能源政策是能源革命持续推进的依据，是确保能源革命方向不偏离的基本保障。如果能源政策不能持续，或者中途偏离，则不能有效推进能源革命。这在发达国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以美国为例，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限制了包括能源政策在内的政策体系的延续性，两党轮流执政，新组成的政府修改或推翻另一党制定的政策是常态，政策的延续性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从而可能把能源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例如，美国布什政府推翻了里根政府《京都议定书》的审批，特朗普政府推翻了奥巴马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像这样的两党轮流执政，如何保障能源政策的连续性，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能源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的情况。因此，只有保证能源政策的连续性，才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第二，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阻挠。能源领域涉及的生产、消费的企业很多，这些经济主体大多带有垄断或者自然垄断的特性。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降低，影响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企业的发展。因此，在能源替代过程中会受到这些传统利益集团的阻挠。传统能源利益集团通过对相关环节的制约和影响，干扰着能源革命的推进，其结果是能源革命的延续期就会被拉长，非化石能源的替代程度就会降低。由此可见，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存在，可能通过经济、行政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影响能源革命的推进进程。只要存在这种能源革命的阻力因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推进能源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因此，全球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进程中务必警惕这种潜在或现实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推进能源革命的法律保障措施，稳固能源革命的法律基础，打破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干扰，为推进能源革命奠定基础。

第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能源基础设施滞后问题是推进能源革命过程中的具体障碍。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都是以化石能源为特质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这些基础设施绝大多数都是为化石能源服务的，诸如输油管道、煤电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化石能源的本色，其具体的操作流程完全符合化石能源发展的特点，尤其是根据煤电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电力体系，更是独具特色。现代电力体系资产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何把这些电力体系改造成为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的体系，成为能源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在目前的状态下，改造现有电力体系存在很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电力体系的改造成本高、时间长等。

综上所述，要在全球和国家层面顺利推进能源革命，不仅要弄清楚新一轮能源革命发生的内生性根源性因素，而且要提前考虑其外生性冲击。只有弄清楚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能源革命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干扰性因素，做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