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试想你是一位画家，你可能遇上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被忽视，受嘲笑，还是声名扫地？不，都不是。你可以更勇敢：比这些不幸更糟糕的是你不得不亲手将自己的杰作剪得支离破碎。而这就是伦勃朗在1662年时的遭遇。他曾经如雄鸡般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昂首阔步，骄傲地接受整个城市不知疲倦的敬意。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超乎所有人的预期，而人们的预期根据他的新作一次又一次地调整。他也曾是一座豪宅的主人，一间学徒满座的画室的领袖，一位和蔼可亲、家资丰厚的妻子的丈夫，他收集过一屋子珍品，甚至包括曼特尼亚的图纸和日本武士头盔。三十四岁那年，伦勃朗和意大利北部画派的提香见了面，他对镜自视（画家对此十分享受），画出了《三十四岁自画像》（Self-Portrait Aged Thirty-four，1640）。仿照拉斐尔和提香的肖像，画家倚靠在壁台边，神情带着几分无忧无虑的优雅，丝质羊腿袖的下摆落在石架上，这让他俨然是一名威尼斯贵族——事实上，俨然是提香本人。

可那些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1660年以后，步入天命之年的伦勃朗闲居在玫瑰运河旁一座游乐园的对面。这里路边躺着醉汉，群殴和械斗时刻在阴暗的街角滋生。嚼舌者现在看待他的眼光如同他已然从巅峰跌落了下来一样：他的成就、产业，以及天赋般的才华之光，似乎就要黯淡下去。正如教徒们常挂在嘴边的格言：上帝从不任凭财富堆积。因此，从某些角度来说，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失宠被公认为上天对他那不可一世的骄傲的警告。

但在这之后，就像是故意要跟这个所谓的公认作对似的，上天又给了这个百无一用的老家伙一次改变一切的机会。阿姆斯特丹的精英们打算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为他们宏伟且崭新的白色市政厅绘制一幅纪念性的历史画。霍弗特·弗林克（Govert Flinck），这份工作的第一候选人，不巧去世了。所以他们转而想起从前的大师——伦勃朗·范·莱茵（Rembrandt van Rijn），这个在他的时代曾创造了令整个城市的心脏为之停止跳动的杰作的老东西。伦勃朗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个任务呢？事实上他能做得更好。市政大厅的系列绘画将会是对荷兰的古老祖先——巴达维亚部族历史的叙述。这一轮脉络清晰的历史提醒每一个阿姆斯特丹公民（处于荣耀顶端的阿姆斯特丹人或许会对这些陈词滥调感到厌烦），尽管现在他们是自己王国的主人，但他们的历史源于人民对罗马帝国狼子野心的英勇起义。绘画描述巴达维亚领袖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Claudius Civilis）与各部首脑歃血为盟，誓死捍卫土地和自由的场面。没有比这个题材更好的美差了，何况伦勃朗的职能举足轻重。因为如果绘画顺利完成，它将改变绘画史上克劳迪乌斯粗野的形象。画作《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率领巴达维亚人谋反》（The Conspiracy of the Batavians under Claudius Civilis［194—195页］）将会成为伦勃朗笔下《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和《雅典学园》（School of Athens），足以让画家流芳千古。当然，它也能让伦勃朗净赚1000个响当当的荷兰盾。

伦勃朗使出浑身解数，将毕生学到的一切绘制叙事画的技巧——深度空间的凹陷，精挑细选的光线效果，富有情感表现力的色彩使用，通通都运用到这幅宏大的巨作里。然而没有人事先能预料到结果：极具攻击性的画面，颜料在画布上搅拌、凝浆，然后层层涂抹，任由画布表面坑坑洼洼，最后索性挖掉。当然，至少它是一幅通过光影来表现内容的画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与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那种沐浴在明丽纯净光线里如水晶般澄澈视感的技法完全相反。泛着蜡黄色光晕的画面渲染了一种神秘与危机感，好似所有人都不得不逃离画面中灼热的火光，否则全身将会被烧焦。

《三十四岁自画像》（局部）

1640

布面油画

国家美术馆，伦敦

对于已经穷困潦倒的画家来说，此举不啻一场生死赌注。每个人都悉晓伦勃朗大胆妄为的性格，他对人情世故和繁文缛节有着令人遗憾的无动于衷。因为预订在先，市政长官们一定毫无心理准备，他们不得不从他手里收下这份近乎恐怖的礼物，但墙面上有点东西毕竟比空空如也要好。画作悬挂在市政厅几个月的日子里，长官们一刻不停地为它费神：与周围布景格格不入的野蛮粗糙感让所有人都吃不消。最后他们遗憾地做出决定：这幅画不再被需要——非常遗憾，仅此而已。于是巨幅被卷起，连耻辱一同被画家背负回家。伦勃朗的辛苦没有得到一分钱回报。一位平庸的画家，约里安·欧文（Juriaan Ovens），受命填补这个空白的画壁。他用快得近乎不可思议的速度绘成了替代品，结果新作品成了可能是整个荷兰公共展出的画作中最糟糕的一幅。然而没有人对此有丝毫抱怨。

面对已经成为废纸的庞然大物，伦勃朗要怎么办？这幅画是为市政厅宽阔宏大的拱形空间量身定制的，就连阿姆斯特丹滨河豪宅中最大的私人宴客厅也容不下它的全身。如果伦勃朗想要为这幅画找到买家，用来挽回一些损失的话，那他就不得不将这幅画裁成适合私宅装饰的小片。刀锋划过之处，画面四分五裂。

事实上，比起当代同行，十七世纪的艺术家不排斥对画幅进行物理加工。为了适应空间大小而把画作割碎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一定程度上，对《夜巡》（The Night Watch，1642）与《亚里士多德凝视荷马半身像》（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1653）的画面剪裁削弱了最初的构思和戏剧性视觉效果，尽管这种做法不算致命，但给人的感觉就像外行人把画家的作品修改过一样。《克劳迪乌斯》所面临的灾难远远超过对这种类型的修饰。出于贫困无奈，伦勃朗不得不牺牲这幅画的五分之四，同时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方式。令人惊奇的是，经过外科手术式的大幅度裁剪后，伦勃朗的大部分灵感仍然保留在残迹里。

《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率领巴达维亚人谋反》是一座前无古人的艺术里程碑。如果你是一位荷兰父母，你想告诉自己的孩子有关荷兰历史的与众不同之处，有关荷兰人民如何通过战争和困难的考验，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自由，而且如果你希望从这幅画作开始（尽管它已经被损毁）为孩子们讲述故事，那么你应该带他们去斯德哥尔摩。1734年，也是伦勃朗去世的65年后，有人从一个荷兰——瑞典混血家庭以60荷兰盾的价格购得无人问津的画布残片，这在当时接近一张花式床的价格。这幅比十七世纪任何绘画都要凸显热爱家园主题的作品，这幅见证了荷兰部落文明走向自我认同过程的杰作，如今却被永久放逐到了故土以北600英里（约合966公里）的异国他乡。它本该是阿姆斯特丹至高无上的荣耀，每个参观市政厅（现为荷兰王宫）的游客都应该满怀期待地穿过无数冰冷的大厅来瞻仰它的真容。但是它永远地离开了荷兰。这块瑰宝在人类的艺术史长河中无可替代。另一幅《克劳迪乌斯》再也不会在荷兰的土地上诞生，也不会在其他国度里出现。